亲爱的爷爷：
久未写信。但是看你这段时间也没有什么大的病灾记录，想必生活一切都安好，也不用那客套的问候了。
更何况，与舟曲的人相比，那些客套话，真显得很多余。
我是偶然间在图书馆看到一些关于舟曲的片段资料的。但是，并不是很多。虽然根据资料记载，这场突如其来的灾难，造成了一千多人死亡。但是，对于历史而言，它终究不过是众多灾难中的一场，而且掌控历史书写权的人，也有意的淡化它。加之人类遗忘的天性，许多资料已经语焉不详。甚至，现在我想也不会有多少人会感兴趣。
而我，是那少数的异类。在我目所能及的资料中，我实在难以理解，在你所生活的时代，竟然因为一场泥石流，还能造成如此惨重的伤亡。要知道，你们那会儿虽然不比现在，但是终究也是举办了世界上最豪华的奥运会、GDP超过日本排名第二、神六神七上天、不断崛起的中国啊。泥石流又不是像地震似的，完全不能预测。至少当地的水文资料、地质情况，应该提前有所预警啊。
但是，怎么成了现在这样子？
您的孙子：Zhroay
2070年10月22日
Zhroay：
虽然你不用问我的情况，但是你也至少把你的情况给我说一下啊。毕竟，你知道过去；但我不晓得未来。
不过这些不用计较，收到你的来信就很高兴。虽然，从你的信中得知后辈的你们，仍然那么善于遗忘，这多少有点令人沮丧。
其实关于遗忘的话题，在舟曲你也能看到一些。就在收到你这封信的时候，我刚看了《新世纪》周刊的一篇报道。报道中提到，就在1992年，舟曲这个地方已经发生过一次严重的泥石流灾害，死伤87人（不知道历史上会不会记下这一笔？）。但是，当记者询问当地人，那次灾难的情况时，几乎没人对那场灾难有印象。当地一个官员认为，这是当时的官员为了争取治理资金而夸大了灾难的破坏度。
无论当时真相如何，人们对于灾难的遗忘程度确实是存在的。同样是在这篇报道中，该刊记者发现当地居民挤占排洪沟的程度已经到了“肆无忌惮”的程度。如果对灾难的可能性持有恐慌和敬畏的话，这种挤占是不是会少一点？
其实类似的情况在全国各地都很常见。在我的老家，邻居们把平时的垃圾随意倒在路边；秋收的时候，把刚砍到的玉米秸秆随便的就扔在路上。虽然类似的事情不会引来舟曲的灾难，但是民众对公共设施的漠视，确实到了肆无忌惮的程度。
当然，我这样说，很容易让人们认为这是把灾难的原因归结到那些受灾的民众身上。这并非我的本意。
你在信中所问的问题，其实这些天来，媒体的解读已经够多了。舟曲在历史上本来是一个风景非常优美的地方——“藏乡江南”这个曾属于舟曲的名字近期被媒体广泛提及。但是随着解放后，对林木的需求，政府和当地人无节制的砍伐树木，造成了森林资源大量被破坏，水土失去了持久的屏障；人口不断增加，居住范围不断扩大，人与自然挣地，又加深了这种破坏；同时，失去了伐木收入的舟曲，开始开发水电项目。那大大小小的水电站，也对山体构造造成了破坏；而08年的地震、近几年的大旱，又成了灾难的助推剂。但是，对灾难的预防工程，因为资金问题，又半途而废。当灾难真正到来的时候，预警体系也没有发挥应当的作用。多种因素结合，造就了这场本应该避免，或者让损失有所减轻的灾难。
这些，是主要原因。究其主因，也都在政府身上。可是，原因有了，问题是接下来该怎么做？媒体也提出了相应的针对策略，比如“当搬则搬、当治则治”；比如对全国的预警系统，进行升级和强化；比如“建立一个建立在法治基础上的、权力与责任明晰的、落实到专门机构、中央与地方分工明确的风险管理体系”……
可进一步的问题是，如果政府不去做这些，怎么办？要知道，在1997年，就有专家提醒过舟曲当地的政府部门潜在的泥石流灾难。但是，这些提醒被忽视了。现在也看不到会有人为这种忽视负责任。这一次过后，政府要是依然不做出改变，我们怎么办？
所以我会想到那些受灾的民众。我不是想把责任归咎到他们身上，只是想把被媒体忽视的一个问题提出来：我们得学会建立一个健康的公民社会。这个概念或许有些空泛，但是至少他们应该知道，自己的哪些行为是不该做的，自己又该做哪些？比如不要再破坏植被；如果可以的话，尽力的恢复一些植被；比如不要再堵塞泄洪沟；比如能尽力督促政府（当地的政府、更高一级的政府）把防灾问题持续重视下去，而不是仅仅是在这段时间内重视一下……
这些要求，或许显得有些苛责。本来许多责任都是政府应该承担的。可是，现实是，那些幸存的民众，将在原址上重建家园，他们将继续生存在灾难的阴影里。而且——提起这个就令人沮丧和气恼——我们遇上了一个共同的、不负责任、行权无限制的权力机关。我们不可能寄希望于他们良心发现，以保护民众的生命安全为己任。我们能够掌握的，只有自己的行动。
说来说去，感觉又成了口号了。不过真的没办法。人们说人溺己溺，我确实想过，如果我生活在舟曲会怎么样。但是，没有答案。或者，我只能安于现状；或者，我已经成了那一千多人当中的一个，没有任何可能性了；当然，也可能我会选择迁移，离开那里。
可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我们有一个共同的老大哥，不想办法改变它，我们又能迁移到哪里去呢？
ps：每次看到你的来信，我都会恨恨的想：这个不告诉我未来中国走向的孙子，真是不孝啊！
你的爷爷：李普曼
2010年8月18日
1、老婆来北京半年又两月了，但是几乎被我圈在了家周围数里范围内。平时我宅，她竟然也能忍受和我一起宅着。于是突然良心发现，下午拉上她，去圆明园走走。她说来了北京，最想去的一个地方就是圆明园。没啥原因，就是想去。
其实实在没什么好看的，没有雕梁画栋，也无层峦叠嶂，满眼看去，除了一个又一个的土丘，就是一片又一片的荷花。老婆看到那半开未开的荷花，倒是颇有几分兴奋。而我则十分淡定。
不过话说回来，如果这园子要是没了，我倒也会为它伤心一下。在北京这个地儿，或者范围扩大些，在全国那些大大小小的城市里比较繁华的地段，能够允许存在这么大的一块地方，可以种种树，养养花，长长草，也不错。走在里面，确实别有一番轻松。也亏了这个历史的幌子，能让这繁华世界，多了一处满眼的绿色。
不过，人还是挺多。虽然是工作日期间，可能是赶上暑假了，一开始，满目看去，也都是人啊人的。
园子中有一处，在搞十二生肖兽首展。之前为那个鼠首的拍卖，搞得闻名中国的十二生肖兽首，被我们给仿制出了一套，于是搞一个展览。想当初，全国人民为了那被夺走的兽首，群情激愤、爱国之心爆棚。现在想来，真实激情燃烧啊。
结果进去之后发现，那屋子里还有一个地方，放了一个大液晶电视，在放《圆明园》那电影。人们都聚集在电视机前，看电影的人，远比看兽首的人要多。
其实也是。那几个仿制的脑袋，那里比的上电影精彩。那前清的艺术，也只有少数的收藏夹和艺术家，才奉之为圭臬吧。在普通人眼里，还是电影的感官刺激更直接。当然，当初为了那兽首而起的激愤和谩骂，不过也是感官上的刺激罢了。
2、园子好大。我们逛来逛才终于找到一个出口。然后坐车去万圣书园。
前两天看到苗炜在叽歪书店的没落。说是连三联书店，现在都开始准备卖咖啡了。搞得我在深夜里，也不由得伤怀了一下。于是决定这次休息这两天，得抽个时间去趟书店。
现在网购图书确实对实体书店的冲击很大。网购又快捷，又省事。点击鼠标，一两天就能送到。而且，还便宜。实体书店一般都不打折。但是网店由于不用铺面的租金，成本低，于是还能打折。怎么看，网购图书都比书店买书要划算。
可是，我时不时的也会想，我们不能总是拿着个计算机噼噼啪啪的在那里算合适不合适，成本高与低。经济社会，确实得计算利益得失，但是除了利益之外，就没其他的考量，也挺没意思的。
所以我就想着，以后尽量隔一段时间就去一两次书店。把那些不着急的书，分担给书店去买。于我来说，可能也就贵几块钱。于书店来说，利润上可能也不会增加。但是，毕竟算是一种仪式吧。仪式这种东西，对现代社会，还是很重要的。书店也许终究会死掉，就像传统媒体一样，可是能尽量的把这个过程给延缓，对这个世界来说，也是一件好事儿吧。
我们知道，书店的存在，确实是一件美好的事情。就像我们在一个女孩子会抽烟骂娘的时代，依然会怀念那个知书达理的女性世界一样。这不是男权思想，只是我们对美好的东西，总不会那么容易放弃——男人已经够肮脏的了，何必再添上一个肮脏女人这个物种？这个世界已经够快、够无趣的了，为什么不把那有趣的书店，尽力的留下呢？
3、文学也是如此。之前我写过一篇作文，是文学死了，还是我们死了。那个时候，韩寒的文艺杂志《独唱团》刚刚上市，我其实对文学的兴趣，又重新点燃。我觉得，文学就和卖淫事业一样，永远不会消失。因为这是人类的需求所在。所以讨论什么文学已死，其实只不过是我们的兴趣不在那里了，但是文学依然还在，慢慢的等着，直到我们兴趣再燃的那天。
这两天，不知道是因为《独唱团》的原因，还是因为李海鹏那本《佛祖在一号线》的影响，又或者是对自己写字的技巧和能力退化感到焦虑和恐慌，我对文学的兴趣竟然又浓了一些。于是今天在万圣买的书，基本都和文学有关：
买了一本凯鲁亚克的《垮掉的一代》。之前看他那本《在路上》，明白了这个道理：其实我们每个人心里面，都有一颗在路上的心，也都有一颗，希望垮掉的心——不然，这个世界不会变成这个样子的。
还有一本马里奥·萨略的《潘达雷昂上尉与劳军女郎》。关于这本书，有兴趣的话可以看看王小峰的介绍，我就是从他那儿对这本书产生兴趣的。记得李海鹏在他的专栏里，也数次提到萨略这个作家。
另一个被李海鹏在专栏里经常提到的作家是E·B·怀特。这俩作家其实我之前都没听说过，至少不记得。在万圣的一层看到一本怀特的《重游缅湖》，于是就一起买了。是一本随笔集。
还买了一本《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本雅明的。这个作者的书我几乎看到一本买一本，断断续续的买了四五本了。但是一本都没看完过。仿佛着迷一般。这本书也不知道能不能看完。
还有另外两本文学色彩不是很浓的书，一本是潘恩的《常识》，一本书罗素的《权威与个人》。买前者主要是觉得这个词，已经被说烂了。李海鹏说，自己写专栏的唯一目的就是重申常识。梁文道干脆把自己的一本专栏集直接就起了这个名字。而在其他人的时评、文章中，这个词出先的频率之高，可能快赶上新闻联播中出领导人画面的频率了。但是，看了那么多的常识，他们效仿的源头我竟然没看过，实在说不过去。
也就是拿起这本《常识》的时候，我脑子里一闪，想起一直就想买本《宪法》来着。亏我也高呼了许多次的法治，也不断的为言论、出版、结社摇旗呐喊。但是，连这些内容的源头，我都没看过，实在是汗颜之至啊。于是问导购员，结果被告知书店没有这个“小册子”（导购员确实是称之为“小册子”）。不知道为什么，是因为这个也实行专卖？还是因为大家其实对这个都没多大兴趣？
走过三联书架的时候，老婆忽然从兜子里掏出了十块钱，说自己还有钱呢。于是我就想帮她花掉。正好看到罗素的那本书，书名里的两个关键词，我都很有兴趣，定价正好也十块，于是就买上了。
4、吃饭回来的路上，老婆和我聊起小时候对七夕节的一些迷信的说法。这让我想到我们那里的一个古老说法是，七夕节的晚上，你蹲在葡萄架下，就能够听到牛郎织女的窃窃私语。
老婆问我有人听过没？我只好老老实实的回答说不知道，至少我是没听过。那时候我还小，对男女之间的事情不感兴趣，当然也不会去听一年离别苦，今日终相逢的牛郎和织女的闺房蜜事了。
现在想来，真实好可惜啊。
1、微博上，许多媒体人都在说，怎么就事论事就这么难。然后一边说着，一边去都不讨论事件本身。其实，单纯的看那被披露出来的视频，单纯看这起事件的对于错。错的绝对不是翟凌，从头至尾，她的回答都没啥问题的。我个人而言，更倾向于觉得星空卫视的这个什么呱呱节目的那个主持人，错的离谱。
倒不是说我觉得翟凌漂亮、气质云云，所以偏袒她。只是，我讨厌那个主持人所说的什么，让翟凌为整个娱乐圈不好的风气负责，说她的行为给年轻人起到了不好的示范作用。我实在讨厌这种打棍子、戴帽子的做法。这和某CTV那气势磅礴的三俗排比句，有什么区别？和被戴着三块表的有什么区别？幸好那个主持人最后没说出一句：我代表月亮消灭你这样的话来。
2、所以，在微博上，我说，为什么许多媒体人竟然对媒体的暴力视若无睹？
在许多人眼里，媒体都被塑造成第四权力、无冕之王，是监督权力和丑恶的嘹望者和看门狗。但是不得不说，这些所有的荣誉，都是美国的同仁们塑造起来的。我们距离这个目标还差的很远。甚至，许多媒体人，都不考虑差很远这个问题，因为对他们那不是问题。
现在虽然都叫媒体，但是他们却走着不同的路。一部分媒体，仍旧选择与权力媾和，甚至把自己的灵魂出卖给权力，以换的可以陪在老虎身边，假虎威的目的；另外一部分媒体，把自己的贞操交给了资本，虽然时不时的还会去做一次处女膜修复，但其实不过是为了在资本面前卖个更好的价钱。当然，还有一小部分媒体，选择走中间那条路，新闻专业主义，道阻且长。我对这第三种的媒体和媒体人的敬仰，一直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又如黄河泛滥从来不可收拾。
但是不得不不提防的另外两类媒体。在现代社会，媒体对社会及民众的世界观和思维方式有重大影响的今天——沃尔特·李普曼在他的《公共舆论》中就清醒的指出，我们所认识的世界，不过是媒体告诉我们的世界——这两类媒体，对社会的伤害，一点都不比公权力和暴力的伤害小。
3、具体到此次星空卫视主持门。星空卫视之于翟凌，前者虽然在大陆只是曲线落地，但是它拥有的资源和能量，无限的大过这个小有知名度的车模。在事情被披露之后，许多媒体收到的星空卫视对此次事件的声明和对翟凌的封杀新闻稿，就是一例；新浪娱乐用那个极具侮辱化的标题，更是一个极端的例子。公权力不被限制，确如饿兽放入人群。但是媒体的操作没有操守和边界，对个人的伤害其实一点也不小。
这个时候，人们会摆出：娱乐圈，没底线。肮脏低俗，很龌龊的观点来。但是，无论我们对娱乐圈的印象如何的差，具体到个人和具体的案例，如果我们觉得因为娱乐圈混乱，所以媒体的混乱和不专业就可以原谅的话。那么，因为吾国吾民公民精神不彰、权利意识淡漠，是不是就应该默认，专制的合法性呢？
4、还有一些媒体人，认为主持人的提问没什么不对的地方。他们和那个主持人所持的前提是一样的：这是公众关心的事情，翟凌有必要回应一下。
事实上，在此之前，媒体都不止一次的问过这个问题，而且翟凌也不止一次的进行了回应。甚至这一次，翟凌面对那些问题，虽然黑着脸，但是都做出了回答。不过是，媒体不相信她的回答，先入为主的认为她是在炒作。
问题就在这里了。翟凌回应了，媒体人不相信。她说自己没炒作、自己是受害者，那个主持人和一些媒体人不相信。但是，他们又没有其他的证据证明她是在炒作，那该怎么办？
事情到了这里，如果真如媒体人所说的，这个事情那么重要——公众关心、涉及到公众利益——那么，他们就应该进行调查。我想，调查这个事情的真相，比调查水门事件的真相要简单的多吧？许多人把举出老虎伍兹前两天的倒霉事儿，来例证这次媒体做的没问题。我觉得这个对比其实就听操蛋的，就好象小时候我妈经常骂我说：老师拉得屎都是香的一样（那时候，我很乖很听老师话）；也像长大了人们说，外国的月亮从来就不缺一样。媒体对做的那些事儿到底美国人认同不认同、美国主流意见怎么看？您总得一并引用过来吧？更何况，我们不谈这个，但是谈媒体对伍兹身前身后的调查，国内的娱乐八卦媒体们，有多少人在做？
迄今没看到这样的调查——当然，可能是我视角所限，希望看到的帮忙提供下信息，先谢了——也就是说，如果这事儿，真的那么重要，但是媒体却不去调查，说明媒体的责任没尽到。你们是公众的看门狗和社会的嘹望者哎。但是如果是那些媒体人和我一样，都觉得这事儿无关紧要，没什么大不了的。更多的还是个人的隐私问题，但是现在他们又打着公众知情权的幌子来逼问翟凌，你说这是什么事儿呢？
5、最后想说下炒作的话题。之前我们经历过那个时代和现在情况倒是很有相似之处。那个时代，流行一种叫做“反革命”罪的大帽子。别管你做了什么事儿，只要给你扣上一顶“反革命”的帽子，一切问题就都不用再去想、去追究了。后来，据说根据这罪名，都出来过一个反革命赌博吃屎致人死亡罪。
炒作也是如此。人们不管三七二十一，看到一件事儿，先上来就一句：炒作。然后，这事儿就彻底的失去了谈论的价值。
原来，我们在看待世界这个问题上，其实从来就没有进步。只不过，现在的反革命吃屎致人死亡罪，在人们眼里，变成了赌博吃屎致人死亡的炒作罢了。
那会儿，我在网站上班。因为一个在网上聊过的朋友在《第一财经周刊》，得蒙垂帘，开始给我寄这本杂志，每期都寄，寄了一年。但是说实话，很对不起这位朋友，其实杂志我并没有太认真看过。一个原因是，这份杂志关注的商业和公司领域，是我不感兴趣的领域；另一个原因是，想必你也知道，网络很浮躁、很快速，于是我被培养的根本没心情静下心来安安静静的看一份杂志。所以，直到我离职要走的时候，我的桌子上，堆了一堆的一财。
在这么多次的机会中，我几乎都没遇到过李海鹏的文字。也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某种神秘的力量对我漠视这本杂志的惩罚也不一定。等我终于第一次看到他的专栏的时候，那篇已经是他在一财写的最后一篇。内容和标题都忘记了，只记得是最后一篇。
那时候，我不知道李海鹏是谁。对他的文字，也没多大兴趣。我记得我是在下班赶地铁的路上，看完那最后一篇专栏的。然后，就忘记了。
直到后来，李海鹏的专栏结集出版了。直到前同事要做一期他的讲座。直到她给我强力推荐了李海鹏。她说她一直以来就喜欢李海鹏的文字，也喜欢许知远。后者，也曾经是我模仿的一个榜样。于是我在网上找来他专栏的连载，读。
看了几篇后，我在微博上写了一条微博：
刚看李海鹏老师的《佛祖在一号线》，写的真好。写地铁都能写出那么多花活儿来。要细节有细节，要想象力有想象力。
不信？且看这句：
我发现从我上车那一站到大望路，《灯草和尚》可以看43页，《痴婆子传》就只能看36页。
我想许多人都有在地铁里看书的习惯。我也有。但是这样的句子我却写不出来。我从来不知道从回龙观到惠新西街北口，我能看几页《源泉》；我也不知道从朝阳门回回龙观，我能读多少《南行记》——即使在我看了这篇专栏之后。
还有这句：
我以前只知道自己有恐高症，去了煤矿才知道还有恐深症。然后你就盯着那些瓦斯探测器看，可是毫无悬念地，它们一定亮着浓度超标的红灯。
还有最后这段：
悲悯与善良一样，只是中年觉悟的题中必有之义罢了。与此相反，我发现真正重要的是，我们在走向恶龙的洞穴之前是否干过点儿什么真正的精彩的、有劲的、别样的事情。解构地说–至少我得学会倒立着睡觉，让一号线里的人们以为我是蝙蝠侠呀。
网上得来终觉少，因为许多未刊登。于是赶紧去网上订了一本。今天下午，书到了。
刚拿着书翻来翻去。忽然想到了这句话：还好，差点错过李海鹏
真好。
打开网页看新闻，看到头条粗重的“灾害”二字。甚至没有看哪里的，没有细看什么灾害，没有把伤亡人数往心里去。然后视线就转开了，找别的新闻。即使各家网站都把它当做了头条，但是我依然没有点开看。
一个是，感到麻木。连续的灾害，不知道为何在今年频繁的发生。或者，往年也会有这些灾害，也会这么频繁，只不过我忘记了？那连续上升的死亡的数字，已经不能对我的心里产生任何的冲击。我知道，我已经麻木了。虽然我听到另一个声音在不断的重复：那些逝去的，曾和我一样是活生生的生命；我听到另一个声音在猜测他们的家庭，他们的妻儿，他们之前的欢声笑语，他们生前和我一样，为生活发愁，甚至在生活的困难面前，或许也想到过死亡；我听到另一个声音在说：你知道吗？你可能成为他们。
住嘴！我对那个声音说。我已经听够了。已经有太多的生命，和我一样活生生的生命伴随着一场又一场的灾难，一个有一个的数字逝去。这样的话，你已经说了够多。即使泪水，你也流了足够了。现在，别来烦我！麻木的我，占了上风。
另一个是，感到无奈。因为对那一看到标题，就知道结局的故事。我越来越感到一种无力感。我知道，我不会知道他们的前因——我不知道官方公布的前因，是否是真正的前因；我也不会知道他的后果，过两天新闻就成为了旧闻。新的灾难、新的新闻噱头，就会重新占据头条区、要闻区，那些你曾为之痛心、为之哀伤的生命，那些你曾为之愤怒、为之咒骂的政府，又退居到新闻的幕后，安稳过着和以前一般无二的生活。
你知道，一切都没有改变。对于逝者来说，他们只不过曾做为一些数字存在过。对于幸存者，他们的恐惧、他们的困顿，也只有他们才能面对。过两天之后，没人再记得那些。也没人知道，他们的生活会如何继续。
前两天，我的同事去吉林、去陕西、去湖北，兵分三路深入洪水灾区，去记录、去采访。他们带回了很好的报道，很打动人心的故事。我记得我看到吉林那篇稿子中的一个细节是，几乎被打垮了：
他对媳妇说，：“我喘不上气了，松开手，老婆。”
妻子放手了。……等他浮出水面时，人已经没影。
但是现在，还有多少人关心吉林的灾区？影帝穿着他那NB的运动鞋去了甘肃的灾区，想必又会说，全国人民都在关注着你们之类的屁话。可是，有什么用？
我就不知道了，这个开了世界上最庞大的两场盛会的国家，这个牛逼哄哄的国家，这个不断撅起的国家，怎么就连个洪水都搞不定？连个泥石流都能夺走一百多人的生命？要说地震，全世界都无法预测，但是洪水呢？泥石流呢？没法预测，还没发预防吗？
在同事的一篇报道中，一个政府官员不断的强调，这是天灾、这是天灾。天你妈个头！天灾怎么灾不到北京？天灾怎么非要分洪只为了保武汉？难道老天爷的灾难，也会区分政府官员和平民百姓？怎么没见多少政府官员遇难？
情绪化不对。但我还是忍不住。忍不住我这变得越来越麻木的心，忍不住这无奈且残酷的现实。还有那已经用数字数不过来的逝者，我没办法用理智和平静面对。
这令人绝望的麻木和令人麻木的绝望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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