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婆前两天就回娘家去了，每天回来形单影只，好不凄凉。尤其是晚上还得自己做饭，每每把刚拌好的凉菜送进嘴里，都伴着馒头大的泪珠。虽然不会被噎住，但又咸又涩相当难吃。而今晚上，连着难吃的东西都没了。回家打开冰箱发现，断粮了。只有西红柿若干。

更凄凉的是，昨晚上感冒君不请自来，大概是看我一个人终究孤单。想让我的鼻子制造点响动吓走那凄凉之气吧。可怜我现在，吃了一个白糖拌西红柿，听着鼻子先生那低沉的笛鸣，怎能不心生那想让黛玉把我葬了的心情？至少她抽抽搭搭的声音，比我吸溜吸溜的声音好听吧？

不过说道黛玉葬花，我倒又想起一件事来。记得在《红楼梦》里，几次三番的提到过饿肚子可以治病。但是忘记是治感冒还是肚子痛了。于是打开电脑就去查，还真查到了，感谢Google：

第五十三回写道：“这贾宅中的风俗秘法，无论上下，只一略有些伤风咳嗽，总以净饿为主，次则服药调养。”晴雯伤风，“净饿了两三日，又谨慎服药调治……便渐渐的好了”。第一百零九回写贾母因多吃了些，胸口饱闷，鸳鸯要去告诉贾政，贾母不让，说：“我饿一顿就好了，你们快别嚷。”

顿时，心里的郁结之气就散了许多。虽然家中无粮炊烟不再，但是我是为了治病嘛，不是家里穷买不起米，所以邻居大婶们，还是不要嚼舌头说风凉话啊。等我饿上一两顿，感冒好了，你们自然又能闻到我们家朱门里的酒肉啦。

不过话虽这么说，也难不保邻居大婶里有喜欢方舟子的。一定把他的书摆在我面前，指指点点对我说：不相信科学，相信中医也就罢了。可是你竟然连那中医都不找，倒信起小说来了。然后那个大婶一定把方舟子老师说过的话指给我看：

你不能通过个人的经验，好象今天我感冒了，然后我吃了中药，过了几天感冒好了，然后就觉得这个中药有效，不一定的，因为好多类似感冒的疾病，它是可以自己好的，不吃任何的药物，对绝大部分人来说，你不吃任何的药物，过几天，过一个星期左右，病就自己好了。

然后大婶洋洋自得的说，所以啊，红楼梦里说的那个都是错的。本来过几天都能好的。你饿不饿，吃不吃饭，都没关系的。还是去做饭吧。是不是没米了，没米我借给你点啊。

你想想，我堂堂也算一个小只食分子吧？整天自诩与知识为伍、和资讯为伴，现在倒让一个邻家大婶给我上起课来了。更重要的是，她竟然看穿了我家贫无粮的窘境。那以后我还怎么混？脸上如何有光？想都能想到，以后我再摆出小只食分子的姿态来，她们一定伸出食指，指指点点，连米的买不起，还只食分子呢。

于是虽然腹中无食，但是火倒也在没有燃料的情况下烧了起来。开始诋毁她的那位方舟子了：凭他两三句话，就能否定我几千年来的中华传统？那《红楼梦》多么伟大、多么牛逼，他一个小小的科普作家，又怎么能和曹雪芹先生比？他能像先生一样，写出这样的旷世之作来吗？他对着媒体随口说的话，又怎么能和先生“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的文字相比？

我从身后掏出一本《红楼梦》来，随便翻开一页，随便指着里面的话，然后抢过大婶手里的报纸，对比着读。边读边说：你看，你看，这文字，方舟子哪里写的出来？对比一下，就知道高低优劣了吧？

我占了年轻的优势，气势远超大婶，嗓门更是嘹亮无比，顿时把大婶给压了下去。看着大婶欲言又止的样子，我故意大声吸了下鼻子，得意的笑了。

• 感冒 (1)

记得好久之前远文就推荐过梁启超先生的作品给我看。但是翻了两页，我依然放弃了。我是新闻专业毕业，当然知道梁启超在中国新闻史上的牛逼地位，但是由于我自始至终就不认为中国的新闻史有多么值得一提，所以坦白说，我从知道梁启超开始（那个时候，他还只是被高中历史塑造成一个食古不化的立宪派），到此前不久，我并不认为梁启超的地位有多重要，文章有多好看——虽然，我也曾为了装饰门面，引用过几次《少年中国说》中的句子。

前一阵子，开始为自己累赘、繁冗、不干净的文字焦虑，远文再次推荐我看梁启超。于是上网买了他的几本书。但是看得断断续续，尤其是看那书那几天，我正处于焦虑的严重期。所以竟然看的马马虎虎。

就在那两天，我还看到一篇论文，对比梁启超和我的偶像沃尔特·李普曼。当时我心里就一动，但是没往深看。

然后就到了今天，下午去回看这期的《冰点》周刊，这期的特稿做的是《晚年梁启超》。里面引用了梁启超在《欧游心影录》理的许多段落。看第一段，我还真没什么感觉，只是觉得内容真好，分析的很有条理，要我，可能一辈子都不会写的出来。

但是只是这样，也不过如此。我知道我这辈子达不到的高度太多了。但是直到看到下面这一段话，我突然被震到了：

一个人不是把自己的国家弄到富强便了，却是要叫自己国家有功于人类全体。不然，那国家便算白设了。明白这道理，自然知道我们的国家，有个绝大责任横在前途。什么责任呢？是拿西洋的文明来扩充我的文明，又拿我的文明去补助西洋的文明，叫他化合起来成一种新文明。

我当时就不想我能不能写出这样的话来了，只是想，如果这段话放在今天的媒体上，会怎么样？但是马上否定了自己，现在我们的媒体上，已经看不到这样的文字了。这样的胸怀、这样的视野、这样的责任感、这样的维度……实非我辈之人所能有。

我不知道这是好事儿还是坏事儿：我们现在所谈论的，都是一些具体到再具体的问题；我们现在所关注的，都是实际到再实际的领域。当我们谈到大的问题的时候，都是谈政府，在很大程度上，我们是对立的，是分裂的……

但是，我们却很少见到有人再谈国家、谈文明、谈全人类、谈少年中国、谈绝大的责任……

当然，和我视野太窄有关。但是在许多所谓的主流媒体上，确实已经很少见了。所以，也经常看到人们对那个时代经常回望、慨叹。但是一转脸，又是一副面孔。

晚上回来，看微博，又看到远文在转梁启超《作文入门》的内容。真如他所感慨的，觉得我们是走了弯路了。尤其是我，为自己以前的无知、无畏、自以为是，走了太大的弯路了。

• 还有一口气，继续写字 (4)

这种情绪在这段时间里一直在我心里窝藏着，时不时的就蹦出来，挠我一下。当然，我没做记者，我焦虑的是，不会写字了。

那种每天下班之后，迫不及待的坐在电脑面前，噼噼啪啪用键盘打字的欲望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竟然不见了。这种欲望我记得在石家庄的时候，曾经异常强烈。我那时候精力旺盛，博客分类里涉及了IT、时政、电影、读书和生活琐碎，甚至还时不时的接一两个话题广告写写。有时候翻看过去的博客记录，真的能保证每天都能写千八百字。好坏且不论，但是一直在努力的写。

但是现在，坐在电脑面前——有时候是强迫自己——的时候，竟然满脑子空白，不知道从何开始，也不知道要写的话题在哪里。

于是开始在平时上班的路上、下班的地铁上，想一些话题，记下来，准备回家写。掏出那个记录话题的小本子，看到上面写着以下几个短语：

工具不理性、政府老大哥、绝望的秋天、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炒作也有是非

但是这些话题并没有都形成完整的文字，只有最后一个，后来因此写成了星空主播门那篇博客。而工具不理性，现在我甚至想不起是因为什么话题想到的了。

当然，我一直坚持一个认识，文字本身是有生命力的，甚至它本身的生长力量要比你实事先设定好的轨迹要难以驾驭。我知道，哪怕我随便开一个头，我的手指头就能在键盘上噼噼啪啪的敲下去，然后，让文字自身的生命力——而不是我的脑子——驱动着我的手指头，去寻找那一个个的字母，然后，半个小时之内，伴随着最后一个句号，一篇本来不存在的博客就此诞生。

可是，那样我也只不过是文字的一个工具而已，是它实现存在的一个路径。是它而不是我决定了文字的主题、内容和风格；这篇文字的主人也是它而不是我；是它控制了我而不是我控制了它。它一直就存在在我的脑子里，那些词、那些短语、那些句子，在某个我记得不的时候，藏在了我的脑子里。平时我找不到它们，但是它们却一直存在，并且希望能够再现出来。于是，当那个开头出现的时候，它们突然间从脑子里打开了一个通道，流到我的指尖，自由组合成了句号之前的样子。

当然，我并不是想控制什么。只不过时间长了，我就会有开头引到的方可成所感受的那种焦虑。我发现，我不会写字了。文字本来就有其生命力，在我会写字之前，它有；在我会写字之后，它也有；现在它依然存在，但是，我却已经不会写字了——就像一个槲寄生一样，我只是一个寄主，但是现在已经没有可供它使用的养分了。

在方可成的博客里，还有这样一段：

读到曹老师改过的稿件，我再度陷入了自我怀疑：原来我不仅是采访不力，写作也很没水平，我读的小说太少了，我的叙事能力太差了。

在上次整理刘赘衡的封面故事的时候，我就有过这种怀疑。故事已经很熟悉了，素材也摆在那里，但是不知道该从何开始，自以为很好的结构又其实落入俗套。于是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还会讲一个好故事？虽说平时和评论接触更多，但是如果连个故事都讲不好，我自觉也不会成为一个好的评论者。

这次回老家，特意拿回了卡尔维诺的那本《为什么读经典》。这并不是一本小说，但是却是一个经典作家对经典的一些理解，我得从了解何为经典开始，重新开始读读小说。

• 科技在进步，我却在退化 (0)
• 还有一口气，继续写字 (4)
• 电信又抽风？ (3)
• 生于七月四日 何必山呼万岁？ (0)
• 有机会，我也会touch一下TouchSmart PC (2)

回家的时候写的，中元节那天。家里没法翻墙，现在搬过来。老婆知道我又写了一篇之后说，你每年都写一篇啊。可是，我也只能做这么多了。

今天凌晨两点才到家，也没来得及洗漱，倒头就睡。因为到四点半我就得起床。赶车，回家。

按照传统习俗，今天是中元节，也说是鬼节，在我老家，这一天被通俗的称为“七月十五，烧纸的日子”，而我，则是要赶回家给姥爷烧纸。姥爷已经去世12年了。

在老家，一年有许多烧纸的日子。从正月里开始，正月初三要去烧纸；然后是清明节；清明之后就是今天的中元节；而到了阴历十月一，还得烧一次。当然，亡者的忌日，是不能免的一次。

姥爷的忌日，就在中元节的前一天，也就是昨天。于是亲戚们一般就两次合成一次了。

多少年之后，我一直记得姥爷去世那天的事情。后来，也听姥姥多次讲起。那一年，舅舅家的桃树林到了生长的年限了，决定把树都挖出来，然后种庄稼。那一天，姥爷就去挖树根去了。还有一个远房的亲戚去烧纸（有的人会在中元节前两天烧纸），遇到了姥爷。姥爷很热情的要她烧完纸后去家里坐坐。

姥姥说，从地里回来的姥爷，坐在外屋的床上，说胸闷。于是她就进屋去拿了几粒速效救心丸，让姥爷含在嘴里。

我记得姥姥说过，她觉得姥爷含了一会儿就吐掉了。她没看到他吐掉，但是很笃定。

后来姥爷就不行了。姥姥赶紧叫邻居去请医生。但是姥爷没等到医生来。

姥爷很喜欢我的——当然，他喜欢他那隔代的每一个孙子和外孙——就在他去世的前一天中午，我吃了饭要去上学的时候，他还问我：“赶明儿还来吃饭不？”我说到时候再看吧。

结果，第二天中午，我看到了姐姐在马路边等着我放学，拦下我，告诉我，姥爷不行了……

那天的阳光很好啊。我一直记得我迎着阳光，往姥姥家赶的情形。我不相信那从姐姐嘴里说出的话，于是我告诉自己，你得试着笑一下，如果能笑出来，也许刚才你就听错了。于是，我骑着自行车，嘴角用力的往上扬，但是眼泪迅速的就滚了下来……

为姥爷守灵的那几天，我也不喊，只是默默的流泪。早已经忘了当时在想什么，只记得我坐在姥爷旁边，哭。

现在，去烧纸的时候，我已经不哭了。只是默默的用棍子搅着那没有烧透的纸钱。

今天母亲对着沉默的我说：你得叫你姥爷，来拿钱啊。我应了。

“姥爷，拿钱来……”

• 清明节，在哪里祭奠？
• 姥爷去世十一年

• 十一年 (0)

1、“挟尸要价”这件事儿，是不道德的吗？

答案当然是肯定的。我们自古就有“死者为大”的传统，要给予亡者起码的尊严。当然，现在的我们并不把传统当成一根葱，所以我们且不说这个传统。我们说打捞尸体的人，对那些师生的心里上的伤害。当时他们已经打捞上了遇难者的尸体，有那么一段时间，却任由船上的师生哭求，只是把尸体挂在船头，不送上岸。这种以遇难者尸体为胁迫，明显以伤害他人感情，给他人带来痛的行为，怎么说都是不道德的吧？

2、对不道德的事情，应不应该批评？

答案还是肯定的。很简单，如果我们这个社会，连对不道德的行为，都不批评。这个社会该是多么的令人沮丧？看到有人插队，你不去指出来；看到有人闯红灯，你觉得事不关己；看到有人随便这段路边的树枝，你漠然走过；看到孩子们嘲笑残疾人，你觉得好玩儿……那这个社会，该是什么样的社会啊？嗯，不用想的太用力，这个社会，和我们现在所处的社会差不太多。

于是有人搬出市场经济啊、不违背法律的观点来。但是，我们谈的是道德，法律终究是低于道德要求的一个设置，是一个社会的底线。但是道德的要求要稍微高一点。既然在谈道德，就不要用另一个层面的问题来。法律问题是法律问题。就像我们在谈一个人的英语说得好不好的时候，你忽然说，人家会说话就行了呗。这是一个问题不？

3、说到这里，需要加一个“但是”

但是，做一个道德评判和道德指责，应该谨慎。

一个原因是，虽然违背道德，会受到指责和批评。但是这种指责和批评是没有一个可以衡量的准则的。

在法律上，对违法行为，有比较明确的惩罚措施，易于下结论，该判几年就判几年。但是对于道德惩罚，一般来说，只是对一个人形成精神上的压力，它没有一个明确的程度和标准。比如对随地吐痰的人，应不应该群起而攻之？对他的批评要持续多久？要批评的多重？

而虽然道德上的惩罚，一般只是在精神层面，不会涉及肉体或者经济惩戒。但是对精神的伤害，有时候一点也不比肉体的惩罚轻。

另一个问题是，更要警惕媒体对个人的道德审判。一般来说，媒体对所报道的事件，有几何倍数的放大作用。媒体在塑造、构建、维系社会道德方面，起着很重要的作用。但是，当它用道德的标尺，对准一个具体的个体时，并不一定因为对这个个体的曝光和批评，就能引起社会的道德进步。但是它却肯定对这个具体的个体，带来无可估量的伤害。

而如前所述，我们对道德惩戒，又很难做到公平、公正。做为无神论者的我认为，除了上帝之外，几乎没人能在道德问题上，做出公正的判决。这时候，再加上媒体的放大作用，这种不公平就更加明显和严重了。如果媒体的道德谴责，不是针对某种行为，而是针对具体的个人，那它带来的伤害可能比建设会更大。

4、终于捯到《挟尸要价》这张照片了

现在，张轶以及一些坚信照片没有问题的人，都不断的在说，当时确实存在挟尸要价的情况。这种情况，在后来调查此事的南方周末和华商报的记者那里也得到了证实。

但是问题在于，当时挟尸要价的，并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整体（用个时髦的话来说，是一个团队）；也并不是一个瞬间，而是一个过程；甚至都不是照片中的那个白衣老者，而是在岸上的老板陈波。

但是，最终媒体却选中了白衣老者的那张照片，然后，把本来应该涵盖整个过程、涵盖其他捞尸者、涵盖进老板陈波的一个短语“挟尸要价”，孤零零的放在了白衣老者的下面。于是，那个整体都不存在了，仿佛，挟尸要价的只有白衣老者一个人而已。

结果大家都看到了。虽然陈波后来因为这个问题被拘留，并被罚款。但是道德谴责、道德审判、道德大棒，都打向了那个白衣老者。

我并不是说他不应该受到惩罚和谴责，但是，限度在哪里？如果五六个人犯得道德错误，由一个甚至都不是“主犯”的人来承担，是不是应该？他的承担，是否过重？又加上媒体的不断放大，对他的伤害，是否已经超出了他那不道德行为的本身？

甚至，我以为，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因为明知道，他受到的惩罚是不公正的；明知道，这种全国媒体和全国人民对这个个体的道德审判，已经超出了他应该承受的结果。却依然还坚称，这是没有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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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爷爷：

久未写信。但是看你这段时间也没有什么大的病灾记录，想必生活一切都安好，也不用那客套的问候了。

更何况，与舟曲的人相比，那些客套话，真显得很多余。

我是偶然间在图书馆看到一些关于舟曲的片段资料的。但是，并不是很多。虽然根据资料记载，这场突如其来的灾难，造成了一千多人死亡。但是，对于历史而言，它终究不过是众多灾难中的一场，而且掌控历史书写权的人，也有意的淡化它。加之人类遗忘的天性，许多资料已经语焉不详。甚至，现在我想也不会有多少人会感兴趣。

而我，是那少数的异类。在我目所能及的资料中，我实在难以理解，在你所生活的时代，竟然因为一场泥石流，还能造成如此惨重的伤亡。要知道，你们那会儿虽然不比现在，但是终究也是举办了世界上最豪华的奥运会、GDP超过日本排名第二、神六神七上天、不断崛起的中国啊。泥石流又不是像地震似的，完全不能预测。至少当地的水文资料、地质情况，应该提前有所预警啊。

但是，怎么成了现在这样子？

您的孙子：Zhroay

2070年10月22日

Zhroay：

虽然你不用问我的情况，但是你也至少把你的情况给我说一下啊。毕竟，你知道过去；但我不晓得未来。

不过这些不用计较，收到你的来信就很高兴。虽然，从你的信中得知后辈的你们，仍然那么善于遗忘，这多少有点令人沮丧。

其实关于遗忘的话题，在舟曲你也能看到一些。就在收到你这封信的时候，我刚看了《新世纪》周刊的一篇报道。报道中提到，就在1992年，舟曲这个地方已经发生过一次严重的泥石流灾害，死伤87人（不知道历史上会不会记下这一笔？）。但是，当记者询问当地人，那次灾难的情况时，几乎没人对那场灾难有印象。当地一个官员认为，这是当时的官员为了争取治理资金而夸大了灾难的破坏度。

无论当时真相如何，人们对于灾难的遗忘程度确实是存在的。同样是在这篇报道中，该刊记者发现当地居民挤占排洪沟的程度已经到了“肆无忌惮”的程度。如果对灾难的可能性持有恐慌和敬畏的话，这种挤占是不是会少一点？

其实类似的情况在全国各地都很常见。在我的老家，邻居们把平时的垃圾随意倒在路边；秋收的时候，把刚砍到的玉米秸秆随便的就扔在路上。虽然类似的事情不会引来舟曲的灾难，但是民众对公共设施的漠视，确实到了肆无忌惮的程度。

当然，我这样说，很容易让人们认为这是把灾难的原因归结到那些受灾的民众身上。这并非我的本意。

你在信中所问的问题，其实这些天来，媒体的解读已经够多了。舟曲在历史上本来是一个风景非常优美的地方——“藏乡江南”这个曾属于舟曲的名字近期被媒体广泛提及。但是随着解放后，对林木的需求，政府和当地人无节制的砍伐树木，造成了森林资源大量被破坏，水土失去了持久的屏障；人口不断增加，居住范围不断扩大，人与自然挣地，又加深了这种破坏；同时，失去了伐木收入的舟曲，开始开发水电项目。那大大小小的水电站，也对山体构造造成了破坏；而08年的地震、近几年的大旱，又成了灾难的助推剂。但是，对灾难的预防工程，因为资金问题，又半途而废。当灾难真正到来的时候，预警体系也没有发挥应当的作用。多种因素结合，造就了这场本应该避免，或者让损失有所减轻的灾难。

这些，是主要原因。究其主因，也都在政府身上。可是，原因有了，问题是接下来该怎么做？媒体也提出了相应的针对策略，比如“当搬则搬、当治则治”；比如对全国的预警系统，进行升级和强化；比如“建立一个建立在法治基础上的、权力与责任明晰的、落实到专门机构、中央与地方分工明确的风险管理体系”……

可进一步的问题是，如果政府不去做这些，怎么办？要知道，在1997年，就有专家提醒过舟曲当地的政府部门潜在的泥石流灾难。但是，这些提醒被忽视了。现在也看不到会有人为这种忽视负责任。这一次过后，政府要是依然不做出改变，我们怎么办？

所以我会想到那些受灾的民众。我不是想把责任归咎到他们身上，只是想把被媒体忽视的一个问题提出来：我们得学会建立一个健康的公民社会。这个概念或许有些空泛，但是至少他们应该知道，自己的哪些行为是不该做的，自己又该做哪些？比如不要再破坏植被；如果可以的话，尽力的恢复一些植被；比如不要再堵塞泄洪沟；比如能尽力督促政府（当地的政府、更高一级的政府）把防灾问题持续重视下去，而不是仅仅是在这段时间内重视一下……

这些要求，或许显得有些苛责。本来许多责任都是政府应该承担的。可是，现实是，那些幸存的民众，将在原址上重建家园，他们将继续生存在灾难的阴影里。而且——提起这个就令人沮丧和气恼——我们遇上了一个共同的、不负责任、行权无限制的权力机关。我们不可能寄希望于他们良心发现，以保护民众的生命安全为己任。我们能够掌握的，只有自己的行动。

说来说去，感觉又成了口号了。不过真的没办法。人们说人溺己溺，我确实想过，如果我生活在舟曲会怎么样。但是，没有答案。或者，我只能安于现状；或者，我已经成了那一千多人当中的一个，没有任何可能性了；当然，也可能我会选择迁移，离开那里。

可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我们有一个共同的老大哥，不想办法改变它，我们又能迁移到哪里去呢？

ps：每次看到你的来信，我都会恨恨的想：这个不告诉我未来中国走向的孙子，真是不孝啊！

你的爷爷：李普曼

2010年8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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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实在没什么好看的，没有雕梁画栋，也无层峦叠嶂，满眼看去，除了一个又一个的土丘，就是一片又一片的荷花。老婆看到那半开未开的荷花，倒是颇有几分兴奋。而我则十分淡定。

不过话说回来，如果这园子要是没了，我倒也会为它伤心一下。在北京这个地儿，或者范围扩大些，在全国那些大大小小的城市里比较繁华的地段，能够允许存在这么大的一块地方，可以种种树，养养花，长长草，也不错。走在里面，确实别有一番轻松。也亏了这个历史的幌子，能让这繁华世界，多了一处满眼的绿色。

不过，人还是挺多。虽然是工作日期间，可能是赶上暑假了，一开始，满目看去，也都是人啊人的。

园子中有一处，在搞十二生肖兽首展。之前为那个鼠首的拍卖，搞得闻名中国的十二生肖兽首，被我们给仿制出了一套，于是搞一个展览。想当初，全国人民为了那被夺走的兽首，群情激愤、爱国之心爆棚。现在想来，真实激情燃烧啊。

结果进去之后发现，那屋子里还有一个地方，放了一个大液晶电视，在放《圆明园》那电影。人们都聚集在电视机前，看电影的人，远比看兽首的人要多。

其实也是。那几个仿制的脑袋，那里比的上电影精彩。那前清的艺术，也只有少数的收藏夹和艺术家，才奉之为圭臬吧。在普通人眼里，还是电影的感官刺激更直接。当然，当初为了那兽首而起的激愤和谩骂，不过也是感官上的刺激罢了。

2、园子好大。我们逛来逛才终于找到一个出口。然后坐车去万圣书园。

前两天看到苗炜在叽歪书店的没落。说是连三联书店，现在都开始准备卖咖啡了。搞得我在深夜里，也不由得伤怀了一下。于是决定这次休息这两天，得抽个时间去趟书店。

现在网购图书确实对实体书店的冲击很大。网购又快捷，又省事。点击鼠标，一两天就能送到。而且，还便宜。实体书店一般都不打折。但是网店由于不用铺面的租金，成本低，于是还能打折。怎么看，网购图书都比书店买书要划算。

可是，我时不时的也会想，我们不能总是拿着个计算机噼噼啪啪的在那里算合适不合适，成本高与低。经济社会，确实得计算利益得失，但是除了利益之外，就没其他的考量，也挺没意思的。

所以我就想着，以后尽量隔一段时间就去一两次书店。把那些不着急的书，分担给书店去买。于我来说，可能也就贵几块钱。于书店来说，利润上可能也不会增加。但是，毕竟算是一种仪式吧。仪式这种东西，对现代社会，还是很重要的。书店也许终究会死掉，就像传统媒体一样，可是能尽量的把这个过程给延缓，对这个世界来说，也是一件好事儿吧。

我们知道，书店的存在，确实是一件美好的事情。就像我们在一个女孩子会抽烟骂娘的时代，依然会怀念那个知书达理的女性世界一样。这不是男权思想，只是我们对美好的东西，总不会那么容易放弃——男人已经够肮脏的了，何必再添上一个肮脏女人这个物种？这个世界已经够快、够无趣的了，为什么不把那有趣的书店，尽力的留下呢？

3、文学也是如此。之前我写过一篇作文，是文学死了，还是我们死了。那个时候，韩寒的文艺杂志《独唱团》刚刚上市，我其实对文学的兴趣，又重新点燃。我觉得，文学就和卖淫事业一样，永远不会消失。因为这是人类的需求所在。所以讨论什么文学已死，其实只不过是我们的兴趣不在那里了，但是文学依然还在，慢慢的等着，直到我们兴趣再燃的那天。

这两天，不知道是因为《独唱团》的原因，还是因为李海鹏那本《佛祖在一号线》的影响，又或者是对自己写字的技巧和能力退化感到焦虑和恐慌，我对文学的兴趣竟然又浓了一些。于是今天在万圣买的书，基本都和文学有关：

买了一本凯鲁亚克的《垮掉的一代》。之前看他那本《在路上》，明白了这个道理：其实我们每个人心里面，都有一颗在路上的心，也都有一颗，希望垮掉的心——不然，这个世界不会变成这个样子的。

还有一本马里奥·萨略的《潘达雷昂上尉与劳军女郎》。关于这本书，有兴趣的话可以看看王小峰的介绍，我就是从他那儿对这本书产生兴趣的。记得李海鹏在他的专栏里，也数次提到萨略这个作家。

另一个被李海鹏在专栏里经常提到的作家是E·B·怀特。这俩作家其实我之前都没听说过，至少不记得。在万圣的一层看到一本怀特的《重游缅湖》，于是就一起买了。是一本随笔集。

还买了一本《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本雅明的。这个作者的书我几乎看到一本买一本，断断续续的买了四五本了。但是一本都没看完过。仿佛着迷一般。这本书也不知道能不能看完。

还有另外两本文学色彩不是很浓的书，一本是潘恩的《常识》，一本书罗素的《权威与个人》。买前者主要是觉得这个词，已经被说烂了。李海鹏说，自己写专栏的唯一目的就是重申常识。梁文道干脆把自己的一本专栏集直接就起了这个名字。而在其他人的时评、文章中，这个词出先的频率之高，可能快赶上新闻联播中出领导人画面的频率了。但是，看了那么多的常识，他们效仿的源头我竟然没看过，实在说不过去。

也就是拿起这本《常识》的时候，我脑子里一闪，想起一直就想买本《宪法》来着。亏我也高呼了许多次的法治，也不断的为言论、出版、结社摇旗呐喊。但是，连这些内容的源头，我都没看过，实在是汗颜之至啊。于是问导购员，结果被告知书店没有这个“小册子”（导购员确实是称之为“小册子”）。不知道为什么，是因为这个也实行专卖？还是因为大家其实对这个都没多大兴趣？

走过三联书架的时候，老婆忽然从兜子里掏出了十块钱，说自己还有钱呢。于是我就想帮她花掉。正好看到罗素的那本书，书名里的两个关键词，我都很有兴趣，定价正好也十块，于是就买上了。

4、吃饭回来的路上，老婆和我聊起小时候对七夕节的一些迷信的说法。这让我想到我们那里的一个古老说法是，七夕节的晚上，你蹲在葡萄架下，就能够听到牛郎织女的窃窃私语。

老婆问我有人听过没？我只好老老实实的回答说不知道，至少我是没听过。那时候我还小，对男女之间的事情不感兴趣，当然也不会去听一年离别苦，今日终相逢的牛郎和织女的闺房蜜事了。

现在想来，真实好可惜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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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不是说我觉得翟凌漂亮、气质云云，所以偏袒她。只是，我讨厌那个主持人所说的什么，让翟凌为整个娱乐圈不好的风气负责，说她的行为给年轻人起到了不好的示范作用。我实在讨厌这种打棍子、戴帽子的做法。这和某CTV那气势磅礴的三俗排比句，有什么区别？和被戴着三块表的有什么区别？幸好那个主持人最后没说出一句：我代表月亮消灭你这样的话来。

2、所以，在微博上，我说，为什么许多媒体人竟然对媒体的暴力视若无睹？

在许多人眼里，媒体都被塑造成第四权力、无冕之王，是监督权力和丑恶的嘹望者和看门狗。但是不得不说，这些所有的荣誉，都是美国的同仁们塑造起来的。我们距离这个目标还差的很远。甚至，许多媒体人，都不考虑差很远这个问题，因为对他们那不是问题。

现在虽然都叫媒体，但是他们却走着不同的路。一部分媒体，仍旧选择与权力媾和，甚至把自己的灵魂出卖给权力，以换的可以陪在老虎身边，假虎威的目的；另外一部分媒体，把自己的贞操交给了资本，虽然时不时的还会去做一次处女膜修复，但其实不过是为了在资本面前卖个更好的价钱。当然，还有一小部分媒体，选择走中间那条路，新闻专业主义，道阻且长。我对这第三种的媒体和媒体人的敬仰，一直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又如黄河泛滥从来不可收拾。

但是不得不不提防的另外两类媒体。在现代社会，媒体对社会及民众的世界观和思维方式有重大影响的今天——沃尔特·李普曼在他的《公共舆论》中就清醒的指出，我们所认识的世界，不过是媒体告诉我们的世界——这两类媒体，对社会的伤害，一点都不比公权力和暴力的伤害小。

3、具体到此次星空卫视主持门。星空卫视之于翟凌，前者虽然在大陆只是曲线落地，但是它拥有的资源和能量，无限的大过这个小有知名度的车模。在事情被披露之后，许多媒体收到的星空卫视对此次事件的声明和对翟凌的封杀新闻稿，就是一例；新浪娱乐用那个极具侮辱化的标题，更是一个极端的例子。公权力不被限制，确如饿兽放入人群。但是媒体的操作没有操守和边界，对个人的伤害其实一点也不小。

这个时候，人们会摆出：娱乐圈，没底线。肮脏低俗，很龌龊的观点来。但是，无论我们对娱乐圈的印象如何的差，具体到个人和具体的案例，如果我们觉得因为娱乐圈混乱，所以媒体的混乱和不专业就可以原谅的话。那么，因为吾国吾民公民精神不彰、权利意识淡漠，是不是就应该默认，专制的合法性呢？

4、还有一些媒体人，认为主持人的提问没什么不对的地方。他们和那个主持人所持的前提是一样的：这是公众关心的事情，翟凌有必要回应一下。

事实上，在此之前，媒体都不止一次的问过这个问题，而且翟凌也不止一次的进行了回应。甚至这一次，翟凌面对那些问题，虽然黑着脸，但是都做出了回答。不过是，媒体不相信她的回答，先入为主的认为她是在炒作。

问题就在这里了。翟凌回应了，媒体人不相信。她说自己没炒作、自己是受害者，那个主持人和一些媒体人不相信。但是，他们又没有其他的证据证明她是在炒作，那该怎么办？

事情到了这里，如果真如媒体人所说的，这个事情那么重要——公众关心、涉及到公众利益——那么，他们就应该进行调查。我想，调查这个事情的真相，比调查水门事件的真相要简单的多吧？许多人把举出老虎伍兹前两天的倒霉事儿，来例证这次媒体做的没问题。我觉得这个对比其实就听操蛋的，就好象小时候我妈经常骂我说：老师拉得屎都是香的一样（那时候，我很乖很听老师话）；也像长大了人们说，外国的月亮从来就不缺一样。媒体对做的那些事儿到底美国人认同不认同、美国主流意见怎么看？您总得一并引用过来吧？更何况，我们不谈这个，但是谈媒体对伍兹身前身后的调查，国内的娱乐八卦媒体们，有多少人在做？

迄今没看到这样的调查——当然，可能是我视角所限，希望看到的帮忙提供下信息，先谢了——也就是说，如果这事儿，真的那么重要，但是媒体却不去调查，说明媒体的责任没尽到。你们是公众的看门狗和社会的嘹望者哎。但是如果是那些媒体人和我一样，都觉得这事儿无关紧要，没什么大不了的。更多的还是个人的隐私问题，但是现在他们又打着公众知情权的幌子来逼问翟凌，你说这是什么事儿呢？

5、最后想说下炒作的话题。之前我们经历过那个时代和现在情况倒是很有相似之处。那个时代，流行一种叫做“反革命”罪的大帽子。别管你做了什么事儿，只要给你扣上一顶“反革命”的帽子，一切问题就都不用再去想、去追究了。后来，据说根据这罪名，都出来过一个反革命赌博吃屎致人死亡罪。

炒作也是如此。人们不管三七二十一，看到一件事儿，先上来就一句：炒作。然后，这事儿就彻底的失去了谈论的价值。

原来，我们在看待世界这个问题上，其实从来就没有进步。只不过，现在的反革命吃屎致人死亡罪，在人们眼里，变成了赌博吃屎致人死亡的炒作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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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会儿，我在网站上班。因为一个在网上聊过的朋友在《第一财经周刊》，得蒙垂帘，开始给我寄这本杂志，每期都寄，寄了一年。但是说实话，很对不起这位朋友，其实杂志我并没有太认真看过。一个原因是，这份杂志关注的商业和公司领域，是我不感兴趣的领域；另一个原因是，想必你也知道，网络很浮躁、很快速，于是我被培养的根本没心情静下心来安安静静的看一份杂志。所以，直到我离职要走的时候，我的桌子上，堆了一堆的一财。

在这么多次的机会中，我几乎都没遇到过李海鹏的文字。也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某种神秘的力量对我漠视这本杂志的惩罚也不一定。等我终于第一次看到他的专栏的时候，那篇已经是他在一财写的最后一篇。内容和标题都忘记了，只记得是最后一篇。

那时候，我不知道李海鹏是谁。对他的文字，也没多大兴趣。我记得我是在下班赶地铁的路上，看完那最后一篇专栏的。然后，就忘记了。

直到后来，李海鹏的专栏结集出版了。直到前同事要做一期他的讲座。直到她给我强力推荐了李海鹏。她说她一直以来就喜欢李海鹏的文字，也喜欢许知远。后者，也曾经是我模仿的一个榜样。于是我在网上找来他专栏的连载，读。

看了几篇后，我在微博上写了一条微博：

刚看李海鹏老师的《佛祖在一号线》，写的真好。写地铁都能写出那么多花活儿来。要细节有细节，要想象力有想象力。

不信？且看这句：

我发现从我上车那一站到大望路，《灯草和尚》可以看43页，《痴婆子传》就只能看36页。

我想许多人都有在地铁里看书的习惯。我也有。但是这样的句子我却写不出来。我从来不知道从回龙观到惠新西街北口，我能看几页《源泉》；我也不知道从朝阳门回回龙观，我能读多少《南行记》——即使在我看了这篇专栏之后。

还有这句：

我以前只知道自己有恐高症，去了煤矿才知道还有恐深症。然后你就盯着那些瓦斯探测器看，可是毫无悬念地，它们一定亮着浓度超标的红灯。

还有最后这段：

悲悯与善良一样，只是中年觉悟的题中必有之义罢了。与此相反，我发现真正重要的是，我们在走向恶龙的洞穴之前是否干过点儿什么真正的精彩的、有劲的、别样的事情。解构地说–至少我得学会倒立着睡觉，让一号线里的人们以为我是蝙蝠侠呀。

网上得来终觉少，因为许多未刊登。于是赶紧去网上订了一本。今天下午，书到了。

刚拿着书翻来翻去。忽然想到了这句话：还好，差点错过李海鹏

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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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是，感到麻木。连续的灾害，不知道为何在今年频繁的发生。或者，往年也会有这些灾害，也会这么频繁，只不过我忘记了？那连续上升的死亡的数字，已经不能对我的心里产生任何的冲击。我知道，我已经麻木了。虽然我听到另一个声音在不断的重复：那些逝去的，曾和我一样是活生生的生命；我听到另一个声音在猜测他们的家庭，他们的妻儿，他们之前的欢声笑语，他们生前和我一样，为生活发愁，甚至在生活的困难面前，或许也想到过死亡；我听到另一个声音在说：你知道吗？你可能成为他们。

住嘴！我对那个声音说。我已经听够了。已经有太多的生命，和我一样活生生的生命伴随着一场又一场的灾难，一个有一个的数字逝去。这样的话，你已经说了够多。即使泪水，你也流了足够了。现在，别来烦我！麻木的我，占了上风。

另一个是，感到无奈。因为对那一看到标题，就知道结局的故事。我越来越感到一种无力感。我知道，我不会知道他们的前因——我不知道官方公布的前因，是否是真正的前因；我也不会知道他的后果，过两天新闻就成为了旧闻。新的灾难、新的新闻噱头，就会重新占据头条区、要闻区，那些你曾为之痛心、为之哀伤的生命，那些你曾为之愤怒、为之咒骂的政府，又退居到新闻的幕后，安稳过着和以前一般无二的生活。

你知道，一切都没有改变。对于逝者来说，他们只不过曾做为一些数字存在过。对于幸存者，他们的恐惧、他们的困顿，也只有他们才能面对。过两天之后，没人再记得那些。也没人知道，他们的生活会如何继续。

前两天，我的同事去吉林、去陕西、去湖北，兵分三路深入洪水灾区，去记录、去采访。他们带回了很好的报道，很打动人心的故事。我记得我看到吉林那篇稿子中的一个细节是，几乎被打垮了：

他对媳妇说，：“我喘不上气了，松开手，老婆。”

妻子放手了。……等他浮出水面时，人已经没影。

但是现在，还有多少人关心吉林的灾区？影帝穿着他那NB的运动鞋去了甘肃的灾区，想必又会说，全国人民都在关注着你们之类的屁话。可是，有什么用？

我就不知道了，这个开了世界上最庞大的两场盛会的国家，这个牛逼哄哄的国家，这个不断撅起的国家，怎么就连个洪水都搞不定？连个泥石流都能夺走一百多人的生命？要说地震，全世界都无法预测，但是洪水呢？泥石流呢？没法预测，还没发预防吗？

在同事的一篇报道中，一个政府官员不断的强调，这是天灾、这是天灾。天你妈个头！天灾怎么灾不到北京？天灾怎么非要分洪只为了保武汉？难道老天爷的灾难，也会区分政府官员和平民百姓？怎么没见多少政府官员遇难？

情绪化不对。但我还是忍不住。忍不住我这变得越来越麻木的心，忍不住这无奈且残酷的现实。还有那已经用数字数不过来的逝者，我没办法用理智和平静面对。

这令人绝望的麻木和令人麻木的绝望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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