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时间以来,我努力的让自己离地震远一些,再远一些,尽可能的远离诸多的纷争,安安静静的过一个幸存者的生活。
于是不断的有朋友问我,这段时间怎么了,怎么看不到我对时事评论员郭松民的评论了?看不到我对余秋雨先生的意见了?我反问他,声音已经这么多了,还需要我一介草民的意见吗?
声音的确是很多了,但是我们的声音离灾区的民众越来越远了:道德、慈悲、菩萨、歌颂、英雄,我们开始更愿意去关注那些形而上的词汇,关注争论本身了,但是那些灾民呢?他们的痛苦和艰难,仿佛只成为了我们为自己形而上的观点辩论的一个论证条件。
当然,过分的苛责,只会将自己陷入自己苛责的对象,我也没有理由去怀疑争论双方的动机仅仅是为了一己私利,他们也许是为了整个民族的进步,或者是为了政治的安定,抑或仅仅是因为自己所处的位置使然,但是我们是不是最应该站在灾民的立场上?试着去体会一下失去独子的家长们的伤痛?无论你是否是为了整个国家整个民族还是为了自己的政治利益,是不是也想象一下,如果自己是那些逝去家园,失去孩子的家长们,会不会因为自己的孩子的灵魂做了菩萨而放弃控诉?
当6月12日到来的时候,全国的媒体都在纪念这个日子。一场大灾难才刚刚过去一个月,灾民的伤口还没有愈合,我们的主流媒体们就开始歌颂了;
当6月12日到来的时候,在这次灾难中表现的最为踊跃的互联网却沉溺于一个教师、一个时评员和一个文化学者的争论中,在此之前薄弱的反思声音彻底的被浮躁的话语淹没。
当6月12日到来的时候,我问我自己,是不是也应该说一些什么呢?但是心伤、神伤,却一字不敢言。我从没有到过灾区,到现在为止都不知道汶川、北川、青川具体的地理位置。我也没有在这次灾难中失去什么,亲人不在灾区,朋友一家平安。我问我自己,我凭什么在这个日子用灾民们的痛苦发声?
于是我拼命的远离关于这一天的新闻,远离相关的争论。我知道,一道伤口,在安静的时候愈合的最快;巨大的悲伤,在静默中方能沉淀为巨大的力量。声音已经如此多了,我还是安静下来吧。
但是,如论如何,安静似乎是不可能的。远离了相关的新闻、评论、争论,自己的内心却还在不断的拷问着自己不能解决,不能回答的问题:灾难可以过去,伤口可以愈合,甚至是心灵都可以被抚慰,但是失去亲人儿女的灾民们,在未来如何排除漫长的孤独感?养儿防老,当儿子都不在的时候,自己老年的岁月该如何度过?我们总是善于忘记,在不久的将来,是不是还有人记得我们那些过错导致了许多人的不应该死亡?在更久远一点的未来,我们是否还能记得5月里的巨大伤痛?
也许到了那个时候,我们会发现。伤痛根本就是自己的,一个民族的伤痛从来都不是长久的。

汶川地震中,关于狗的传闻很多,有一个老人被困废墟196个小时,结果被两条不离不弃的狗救了下来;有一条救了许多人的搜救犬最后劳累而死;灾区为了防止发生疫情,开始大规模杀狗……这些传闻中,有的是经过媒体报道过,有的则是在民间的论坛上、QQ群里流传着。
莎朗·斯通据说与达赖喇嘛私交甚密,在嘎纳电影节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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