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春节返乡纪事
要不是一个朋友要求,我几乎都懒得再写春节返乡纪事了。虽然年前我们做了一个专题,呼吁大家回家写写自己的见闻,但是懒惰的病生起来,还是很无可奈何的。然后前天朋友要我写一写回家过年的文字,就是前一篇《除夕之夜一杯酒》。写完之后,再读一遍,觉得许多事情还是需要记录下来,因为无论以后这样的事情还会不会发生,无论传统在与不在,记录下来就证明他们曾经存在过,证明我曾经有过这样的经历——我对它们负有这样的责任。
我是三十才回家的,为了工资和工作,坚持到了最后一刻。然后年三十的凌晨,坐上了一趟到我们那个市的火车。
刚上车的时候,我简直被它震惊了。玻璃上落着一层厚厚的灰尘,灰尘的边缘都是黑色的。列车是那种绿皮车,我一直觉得它比我的岁数都大。上车的人走得很慢,我被堵在过道里慢慢往前挪,走过一个穿着便装的列车员的时候,我问他:“这个车上有暖气吗?”他摇摇头冲着我笑。
后来火车开了不久,他来到我们的车厢——曾经它是卧铺车厢,但是现在临时改成座位了,上面的铺上放行李,下面坐人。我掏出面巾纸擦了一下座位,发觉脏的难以忍受黑色的油泥马上用掉了一张面巾纸,我只有再拿纸再擦,擦了四张纸之后我放弃了,决定站着算了。站着那会儿,我经常见到胸前戴着牌子的男男女女从我身边走过去,我觉得他们是列车员,但是很好奇他们怎么不穿制服,而且还那么年轻。于是当那个冲着我笑过的小伙子走过我的时候,我叫住了他,开始和他攀谈起来。
我问过他的名字,但是当我下车,准备用微博记录下来的时候,忽然发现我又忘记了。但是记住了他的年龄:18岁——他是这辆车上最年轻的列车员了,准确来说是临时列车员。
其实他们都是大学生,来自襄樊大学,他今年才上大一。年前学校和武汉铁路局联系了这个工作,然后武汉铁路局就派人去学校给他们培训了几天,就是在一个礼堂里上课。然后就让他们上岗了。他说他只会开门关门,其他的事情几乎都不会处理。
“如果遇到突发事件怎么办?”我问他。
那能怎么办呢,他说,只能打开门让你们跑,能跑几个算几个吧。
“我是说,比如,车上有人抢劫、小偷什么的。”
车上还有两个乘警和一个车长,他说。
那趟车上共有三十四个十八岁到二十三四岁的大学生,都是他们学校的。他说他们学校得有一千多人在做这个临时工作,他们几乎没有任何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他说就在他休息的那两天,另一个同学出车了。有一站,火车缓缓的离开站了,一个女生才发现自己要下车。但是开了的火车当然不会停下来,于是那个女生拉开窗子就跳车了,跳下去就摔晕了。“赔了二十万”,他说。
这是一趟在襄樊和北京间通行的临时列车,他们没隔两天跑一趟,这是他第四趟了。当这趟火车到达襄樊的时候将是年三十晚上十一点多了。也就是说,除夕夜他们将在火车上度过,没有亲人在旁,也看不到春晚,甚至他都不知道除夕夜的晚上车上会不会让他们吃一顿饺子。他觉得可能性不大,觉得能吃点肉就不错了——平时平时他们都是吃一些很素很素的菜,连个肉末都看不到。
我们聊天间,不断的听到孩子哭,我猜是冻的,车厢里真冷啊。他说这个车厢算是好的了,人比较多,还有点热气。其他车厢人都很少,更冷,尤其是许多窗户还都漏风。有些车厢里还漏水,水流出来没一会儿就冻住了。
人们都说春运难,买不到票。可是我们这趟车上,不足二百个人。经常这个样子,他说他跑了四趟了,每趟也就这么点人。
还好,我是到保定下车,从北京两个多小时就到了。下车前我跟着他去开车门,车在缓缓进站的时候他就把门打开了。随即觉得不对,自言自语道:“还没进站呢。”就又把门锁上了。可是当火车挺稳后,他打了半天门竟然打不开了,一堆人堵在门口开始有意见。他使劲的晃着、拉着门,不断的自言自语:“刚才还打开了呢”。
后来终于打开了——他说是门被冻住了。
对了,他说他们会一直干到春运结束,然后得到1250块钱的补贴。
专题:春节返乡纪事
我们那里有个传统,每年年三十晚上,那些做为晚辈的男人们都要拿着酒去长辈家里坐坐,说说话、吃点菜、喝点酒。村里人叫这个做“隔(jie,揭音)年酒”。
以前这都是父亲他们那辈人的事情——虽然他们从来不提什么“守住传统”这样的话,但是一到除夕晚上吃过晚饭,就拿起一瓶酒出去了。不用人催促,也不用其他人提醒。不知道喝了多少年,曾经做为“晚辈”的父亲们终于喝成了长辈,而成年的我们也就顺其自然的接过了这瓶酒。一切都不需要父亲叮嘱,他只是拿出一瓶酒来递给我说,跟着你哥哥他们一块儿去吧。
父辈那一代,电话还没有普遍,因为住的地方离着比较远,联系不便。于是经常按照各自的路线走,转了好几个长辈家之后,才“邂逅”于某处。可到了我们这一代,通讯工具已经非常普遍了。吃完饭之后,我拿出电话给哥哥们打一个电话,约定一下在哪里集合,然后拿过父亲递过的酒赶到集合的哥哥家,大家就一起去了。
我们堂兄弟有九人,每到一处长辈家,都会把客厅里占的满满的,把还坐在那里的其他人“赶走”。然后各自拿出酒来,给长辈敬酒。喝完酒后,按例坐一会儿。那些多则一年少则几月不见的爷爷、伯伯们总是会问问我们这一年出去打工挣了多少钱,谁谁谁什么时候结婚等问题。记得年前的时候媒体上热炒一个“恐归族”的概念,许多人就是因为害怕被问到这些问题,所以“恐归”。我对此倒是没感到什么,反而感到大家坐在一起这么问东问西的,很热闹,很温暖——即使在我挣钱很少,没有结婚的那些除夕夜我也没有感到有何不妥。
可是,总有些变化在悄悄的发生,比如慢慢的那些关系比较远的亲戚我们渐渐的就不再去了。早已经记不清楚变化是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只是某一年的除夕夜,一个哥哥赶着去一个朋友家玩儿,于是建议别去某一家了,反正平时关系也不是很亲近。等到了第二年,再走到这家亲戚家门前的时候,我们就会记起,去年就没去,今年也就别去了吧。于是,要转的圈子越来越小。父亲那一辈除夕晚上要到十来个长辈家去守岁喝酒的,但是到了刚刚过去的那个除夕,我们只转了六家。也正是这一次除夕,我们第一次把酒也放下了。
当时我们都到大哥家聚齐了之后,准备出发。哥哥突然建议说别拿酒了,每年都不怎么喝,到长辈家后坐一会儿就行了。于是有人赞同,有人沉默,大家就把酒放下了。我们几个人就啥也没拿,把手放到口袋里,大摇大摆的开始了喝“隔年酒”的路线图。可是,酒都没有了,还能叫“隔年酒”吗?
以前因为去喝“隔年酒”,经常错过看春晚。每到一家,大家都是吵吵嚷嚷的说话,叫人们喝酒。可是今年由于没拿酒,坐的时间也短了,等我们转完,我回到家的时候,春晚才开始没多久。
父亲例行的又问我,都去了哪几家。我给他说了一遍后,他说怎么没去感春大伯家,非要我再去一次。“好几年都不去了”,我拒绝了父亲的建议,边说边掏出手机准备给朋友们发短信。不过说完这句话后,我忽然感觉这句话怎么听着这么熟悉?
看到实在说不服我,父亲也没有坚持。转身去屋里拿了一床被子,躺在沙发上开始看春晚,我就坐在他对面的沙发上发短信。在我出门之前,妹妹就开始坐在屋里玩某种被我称之为弱智的游戏了,到我回来还岿然不动的坐在哪里,母亲则起身出门去找她们经常一起敲鼓的姐妹们去了。
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赵本山上场的时候,我终于发完了短信,把视线从手机上移开——我当时很纳闷,一晚上怎么都没听到父亲的笑声,后来才知道原来今年的春晚小品并不是很精彩。
我面前的茶几上摆着几个菜,那是父亲为晚辈们过来喝酒准备的,结果却几乎没动多少。我起身拿过一个酒杯,倒上了一点酒,终于在除夕将要过去的时候,喝了第一杯的“隔年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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