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看了一篇评论，郑永年先生的评论，里面颇有一些观点是铮铮良言——至少我认为，比如他说：

一项原意不在私有化的政策，一旦到了实际执行过程也有可能变成私有化。上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中央政府实行“抓大放小”的国有企业改革政策，当时也反对国有企业的私有化，但是在实际执行中则变成了恶性私有化。

不管怎样，对这样一项具有长远而深刻影响的政策，如果没有一整套配套措施，政策很容易变质，一项原意是赋权农民的政策会不知不觉地演变成为一项道道地地的赋权资本的政策，意在让农民受惠，实则对农民的大举剥夺。

中国的政治现实就是，上有对策下有政策。当然有时候上面会狠狠的关怀一下下面的对策，但是更多时候，他们拿下面的对策毫无办法。初衷是好的，但是怎么能让好的初衷带来好的结果？

现实地说，在农民和资本之间并没有一场公平和理性的交易。在土地流转过程中，地方政府和官员必然是另一个重要角色。并且也可以预期，地方政府和官员肯定站在资本一方。在一些地方，甚至地方政府本身就是资本拥有者。一旦资本和地方政府要求流转农民的土地，什么样的困难和来自农民本身的阻力都是能够加以轻易克服的。

而且，郑永年进一步阐述，如果这种资本的力量和农民的力量发生冲突的时候，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就暴露了，是资本在对抗农民的群体还是单个的农民？如果是前者，那么农民的群体在哪里？如果是后者，个人的力量怎么能对抗资本的力量？

资本并非农村的对立面，农村的发展需要资本。问题是谁是主体？赋权农民就是要以农民为主体，引入资本。一旦资本成为农村的主体，问题的性质就会发生变化。

这里就涉及到政治问题。中国的农民到现在还是个体。农民要成为主体就要组织起来。那么在这方面，中国政治上的条件成熟了吗？可能没有。日本和韩国等农村发展的成功，不仅仅是这些国家的农村政策问题，更是政治条件问题。有组织的农民对资本力量构成一种平衡。但在中国，达到这种平衡的希望并不大。

而同时，当无论是在资本的力量下，还是农民自发的愿意下，他们失去了土地，他们该怎么办？按照现在的观点看来，即使他们进入城市，他们也是“农民工”。现在据说中央政府部门都出现了一个“农民工司”，看来国家都默认这种状态了，农民进城，还是农民。于是一个尴尬的局面就出现了，虽然在城市生活，没有了土地。但是因为他们从农村过来，他们是从农民“进化”来的，所以他们不是城市的市民，或者说，他们没有被城市的血液接受，他们随时要做好被城市抛出去的可能，无论如何，他们都是寄居在这个城市中，而不是生活在这个城市里：

更为现实的问题是，中国的城市已经做好了准备来接受大规模土地流转所产生的大规模的流离农民了吗？农民并非注定要绑在那一块并不能使他 们足以温饱的土地上的。问题是没有了那块土地，他们又能够去哪里？土地流转出去之后，那么多农民去哪里？他们要去城市，但城市并不想接纳它们。

很多年来，中国有一亿几千万的农民工为中国的整体经济，为城市建设做出了无限多的贡献，他们都尚未被接纳，还是到处在流浪。实际上，如果被接纳，今天的中国也就不会有“农民工”这个概念了。

农民工这个概念完全是人为政治构造，是城市拒绝接纳农民的政治象征。那么，流转了土地之后，农民干什么呢？无产者是他们唯一的选择。

如果感兴趣，去看完整版的评论吧：《郑永年：资本虎视土地 如何确保赋权农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