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鲁木齐事件评论集（查看本博更多关于“乌鲁木齐事件”的文字）
香港《大公报》报道说，胡锦涛主席和温家宝总理都对乌鲁木齐事件做出了批示。但是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该批示并未见诸于大陆媒体。而且《大公报》也并没刊登批示的内容。
这是一个很诡异的现象。国内出现如此重大的事件，做为党和政府的最高领导，竟然都未能及时的表明态度，发表讲话，对涉事国民做出和解的呼吁。我个人以为，不但不妥当，而且无助于解决目前新疆乌鲁木齐的动乱局面。
发生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这起暴乱事件，已经过去两天了。但是局面非但没有完全控制住，反而产生了更多变数。通过微博客饭否上网友和媒体人报道可以了解到，目前乌鲁木齐的汉族民众已经开始聚集起来，进行另一场暴力活动。虽然官方在极力将事件中的民族冲突淡化，但是由于对事件处理失当，几乎没有人会消除对乌鲁木齐暴力冲突事件的民族矛盾的印象。
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我一直认为，将发生在乌鲁木齐的这起事件，定性为恐怖事件更为妥当。这不仅仅是因为它针对平民进行无目的杀戮的性质，更主要的原因是我以为这可以淡化事件中的民族冲突——恐怖事件并不是单纯的反一个种族一个民族的，他是反人类的一个表现。这在国际上已经达成了共识。而且通过这一定性，中国还可以积极与西方国家沟通，对境外的煽动性组织进行遏制。（更详细的内容见我的另外一篇博客：这是一起赤裸裸的恐怖活动）
但可能是我的判断过于简单，或者是政府有其他考量，官方依旧认定这是一起暴力犯罪事件。到目前为止，我个人实在看不到这个定性比定性为恐怖事件好在什么地方。
除此之外，政府在处理乌鲁木齐这起恐怖事件时所用的方法，主要还是使用暴力机关，军队、武警和公安以威慑力维护稳定。当然，在一起超过一百五十人死亡，多大八百多人受伤的事件中，暴力是不可或缺的，但是却不能将其作为解决问题，维护稳定的唯一方法。
我以为，现在政府应该尽快出台对遇害者和财产受到损失的人的赔偿方案——至少要告诉民众政府有向受害者进行赔偿的意向。在受害者人数如此巨大——单是上网者就达到上千人，又找不到一个合理的赔偿主体的情况下，政府应该承担起对受害者的赔偿责任。
当年美国遭遇9·11恐怖袭击之后，美国政府也对遇难的家属进行了赔偿。虽然对于失去亲人的家属而言，对重伤残疾的伤者来说，单纯的物质赔偿并不能弥补其受到的创伤。但是却能在一定程度上减缓受害者的损失。
但到目前为止，我们也看不到这些措施。甚至政府对于赔偿这个问题，一直在模糊的回避。其中有现实的考量。可是更为现实的一个情况是，当受害者得不到任何赔偿预期的时候，他们转而将自己遭遇突发袭击，而受到的损失转嫁到对另一个民族的仇恨上。也就是今天下午，我们所了解到的，许多汉族民众走上街头，开始以暴易暴。
一个很现实的解释是，一场令人齿冷的恐怖屠杀，造成如此重大的人员伤亡和精神财产的损失，必须有人承担责任。而现在我们的政府，只是将责任推给任何普通人都不能接触到的世维会，显然这个组织并不能承担这起事件所造成的后果。当受害者看到无人承担后果，而且赔偿无望时，只好自己去找需要受到惩罚的目标——于是很容易将一起本来是恐怖活动的事件，转性成为紧张的民族对立和仇杀。
所以我以为，在这个时候，汉维两个民族当然不应该为此次事件负责。如果政府不能肯定自己可以让世维会受到惩处，安抚受害者的话，理所应当在这起事件中有所担当，至少承担起赔偿的责任。做为一个微不足道的纳税人，我愿意政府用国家财政对受害者进行赔偿。
可能是我杞人忧天，但是通过种种迹象我以为现在已经到了很危险的时候了，政府应该从单一的暴力维稳的陈旧思路中转变过来了。
我们今天已经在吃历史的苦果，所以我不希望今天我们种下的因，在未来再次结出更苦的果子来了。我们看到了前人的错误，就不要再让后人为我们的错误买单了。
我记得在老家的床垫下面有一本杂志，里面有母亲放的十几张假币，面额从一百到二十不等，那是父亲做买卖时用货物换来的，货物是真的，货币却是假的。我想父母应该也想过继续把它花出去，我甚至也这样想过，但是那些假币越看越假，自己胆量又不足，最终作罢。于是它们就继续安静的躺在那里，时不时的有新成员加入。假钞们自然高兴，他们的成员越来越多，自己也就不再感到孤单——按照劣币驱逐良币的理论，他们数量越多，越有“成良”的可能；而父母却只能一次又一次的自认倒霉——他们没有想过要责怪谁，也没有想过要谁承担责任。
当然，作为一个对中国人传统劣根性具有批判意识的知识分子，可以说这是中国人法制意识和维权意识淡薄的体现，是一种逆来顺受的奴性表征。但是，作为一个普通老百姓，遭遇了假钞，我们能怎么办？
在HD系列假钞的新闻刚开始出现的时候，我们就做过一个调查，结果发现有超过九成的人收到过假钞，但是却只有不到7%的人会选择将假钞上交银行。道理很简单，上交银行的结果是自己用切实的经济损失换来了一张银行的没收的证明，然后银行负责将假钞销毁。收到假钞，似乎这应该是我们唯一正确的做法，似乎应该值得提倡，我也应该回去对父母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让他们出让自己的经济利益，换来国家货币系统的安全。
可是，如果每个人都养成了这样的习惯，是不是假币就不会再出现了呢？当然不会，印制假钞的犯罪分子还会源源不断的把假钞输送到社会中去，人们还是会不断的收到假钞，然后不断的将这些假钞交到银行，银行不断的开给个人假钞没收的证明，然后销毁假钞。如此继续下去，就仿佛大众在玩一个游戏：老百姓花钱从犯罪分子哪里购得假钞，然后交给银行销毁。最终，犯罪分子获利，银行没有损失——开具假钞没收证明和销毁可能会有一点的损失，但是应该可以忽略不计，而最大的损失则让老百姓承担了，他们成了这个“销毁假钞”的游戏中，唯一的受害者。
李忠卿问百元假钞何以畅通无阻，其实最根本的就在于在假钞流通过程中，损失最大的百姓无权、也无能力去制止假钞的流行，只能和我的父母那样自认倒霉。他们有打假的动力，却没有打假的能力；而银行和公安部门，虽然有打假的能力，但是打假的动力显然不足。如果我们假设有这样一个政策：凡是社会上出现假钞，都由负有打击假钞行为的部门承担损失，甚至是相关负责人必须要引咎辞职，我想他们的动力会更大一些。当然，这样做有失公允，但是让老百姓承担遏制假钞的职责就非常公平吗？
打击假钞，谁该冲在前面？当然是我们的政府机关，是银行，是公安部门，甚至是验钞机，但是绝对不应该是毫无专业知识的大众。可是在HD系列假钞流行的时候，我们的银行不是想到该如何尽快查到假钞售卖的窝点，不是想到该如何减轻民众的损失，却是是忙着告诉民众该如何鉴别假钞——如果每个人都能鉴定假钞，还要印钞机做什么？就连银行的工作人员尚且需要印钞机来进行工作的时候，银行怎么好意思要求民众个个都成为鉴别假钞的资深人士？而又怎么好意思因为民众变不成“验钞机”，就要他们自己承担因为假钞带来的损失？
正如杨耕身所说的，中国反假钞所面临的最大困境，就是如何摆脱让公众成为最大受害者的现实。美国侨报说，遏制假钞就要打一场人民的战争，但是在开战之前，我们是不是应该先确保一下人民的利益？
在美国，公众一旦从提款机拿到了假钞，一般立即与该银行联系，并通知执法部门。一般情况下，美国的银行会弥补顾客的损失。而在我国假钞能不能从银行流出还是存疑的，每当有民众称自己从ATM机上取到了假钞，银行不是忙着站出来否认，就是伸着手说：证据呢？证据呢？让老百姓有苦难言，只好自认倒霉。
还是在美国，当事人一旦遭遇假钞，还可以查一下自己的租房或居家保险条款，这些保险公司的政策中，基本都有反假钞条例，给予顾客理赔。“有了银行和保险公司的保护，可以有效降低民众对假钞的恐惧”。而我们呢？你手里有假钞，有关部门一门心思想的就是怎么回收回来，哪里会管你的损失。再好一点，能安抚你一下下就不错了，你还要什么诚意？
对于如此种种，质数说这一次是真的生气了，要和银行打一架。可是有法院已经说了，找人打架是违法的，所以劝质数还是三思一下。在目前情况下，老百姓或许只有四个选择：移民美国；通过修炼，自己成为一个验钞机；每天背着一个验钞机出门；或者加入银行，成为受害最小的一方。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或许每天背着一个验钞机出门要更现实一些。
李普曼三鹿事件评论集：
从一开始陆续出现婴儿患上肾结石怀疑三鹿奶粉，到9月11日晚三鹿集团承认部分三鹿奶粉受到了三聚氰胺污染，再到9月12日三鹿集团声称污染源来自不法的奶农。在这一系列的发展过程中，我们从媒体上一直看到不同地方陆续有新的病例出现，许多地方的三鹿奶粉开始下架的新闻。但是，对于三鹿集团大本营的所在地，河北省、石家庄市，我们却得不到任何的消息。到底所谓的700吨受到污染的奶粉有多少是在河北本地销售？石家庄乃至河北省内其他地市的三鹿奶粉是否下架？三鹿其他的奶制品有没有问题？……虽然我们距离事件的中心最近，但是我们必须承认，我们所知道的远不如广东人们知道的多——但是《南方都市报》就将这其事件做了头版头条来报道，而在河北省，你妄图从当地的媒体上获得关于这起事件的蛛丝马迹竟然是非常困难。
似乎从一开始，河北当地的主流媒体，尤其是其主要的受众在石家庄的媒体，就没有打算播报这些新闻。虽然目前网络媒体非常发达，但是我们仍然不得不承认地域性的存在。因为媒体没有报道，我们心里的感觉便感到安全一点吗？因为我们的媒体没有报道，因为三鹿受到三聚氰胺污染的奶粉而死亡的就永远是其他省份的孩子吗？当然不是如此，因为不知道当前市场上的情况怎么样，我们只能通过其他省份的信息揣测，这种揣测的结果也许就是拒绝所有的三鹿产品——我身边已经有朋友在自觉的这样做了。
而同时，我们也没有听到当地政府的声音。对于这样一起恶性事件，当然不能缺席政府机关的声音，尤其是主管的机关：卫生厅和质量监督局。但是我们并没有看到来自这些权威部门的意见——至少通过当地的主流媒体没有看到。
似乎在三鹿奶粉的这次食品安全事件中，我们可以看到政府与企业不知道谋没谋，但是却非常合的情况。那就是对于危机的处理，永远是出于被动的局面。媒体——省外的媒体——跟进一点，自己就透明一点；媒体一不跟进，我们似乎也就乐于让事件处于被隐瞒的状态——当地的媒体当然会受到当地政府机关和广告大户的制约。之与前者，政府没有跟进，自己当然不能跟进；对于后者，广告主当然认为越少曝光越好，于是自己就不曝光。
但是，民众的安全被放倒了哪里呢？似乎没人关心——而这也正是婴儿罹患肾结石病后，三鹿反应迟缓，最终造成如此强烈的反弹的原因——先是否认，后来被迫承认，但是又将危机转嫁到奶农身上。无论如何都给人一种不顾及消费者生死，只是考虑自身利益的形象。而河北尤其是石家庄当地媒体的噤声，也无疑将民众的健康和安危置于无足轻重的地位。
面对这样的情况，我们该相信谁？
我们一直口口声声说的新闻价值，是不是新闻本身的价值？就像我们说股市现在的市值是不是他真实的市值？后者似乎要闻经济学家，前者那就看媒体怎么看了。
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我所在的城市石家庄，上周四的时候下了一场比较大的雨，结果造成了“水漫金山”的形势，不知是轿车，就是公交车也一样被淹没在水中。而与此同时，举世瞩目的奥运会在北京召开，吸引了全世界媒体焦距哪那里。
石 家庄当然是一座寂寂无名的城市，很多人可能在地球上都找不到这个城市的位置，或者根本不知道它是否是中国的一个城市，说不定对某些人而言，他是南极洲的一 个城市会更为合理一些。所以按照新闻价值的接近性原则，发生在石家庄的新闻不会为人们所关注，也就不具备太大的新闻价值，所以即使是水漫石家庄，也不会有 多少媒体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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