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围堵省长，省长问你是哪里的？记者说我是《人民日报》的，省长抢走了她的录音笔。
后来记者被证实是《京华时报》的，《京华时报》是《人民日报》旗下的都市报。
再后来，一些人开始要求省长对记者道歉，记者当然没道歉；同时，一些人、包括那个省长认为记者说了谎，记者骗人——她明明是《京华时报》的，怎么非说是《人民日报》的？
前面那些人纠缠着省长不放；后面的那群人同样也死攥着记者的这个回答说项。
说实话，我顶讨厌后面这群人的。喋喋不休的说什么：记者说谎了，记者也有不对的地方，至少是瑕疵。搞得好像自己是个道德圣人似的，眼中所见，皆是凡夫俗子的龌龊缺点。
我不是圣人，看不到这些，所以也不觉得这个记者做的有何不对。
说起来还真是诡异，在这个记者被到处打压的国家，人们对记者的要求反而更高，不但希望他们在自己职业范围内遵守职业道德，更是希望他们是救苦救难的活菩萨，是完美的圣人。但说到底，记者和妓女一样，不过是一个职业而已。当然，每个职业都有相应的职业道德规范，妓女有，记者也有。
比方说，我们要求记者为我们提供真是公正客观的信息，如果记者们做了虚假报道，我们当然可以抵制该记者、批评他。但是，那个围堵省长的记者有没有违反职业道德呢？
当然没有。
首先说来，在当时的情况下省长问的那个问题，就不是合理的职业范围内的问题，不是正常情况下问的问题。在当时的情况下，那个记者和央视的记者、新华社的记者、南都的记者一样，身份只是记者。做为被曝光在媒体之下的公权力者，李鸿忠省长有回答问题的权利，也有拒绝回答的权利。但是问那个记者是哪里的，根本就不是这次采访的应该有的环节。属于非采访范围内的交流。
他问那个记者是哪里的这个问题，和他问这个记者今天中午吃了什么饭一样——可以问，但是和这个采访没什么关系。在李鸿忠省长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当时两人就不是记者和采访者的对话了，而是两个普通人的问答：你是哪里的？哦，我是人民日报的。既然是这样，那么这个记者就谈不上违反什么职业道德。
换个情景，你在大街上被一个记者随机采访，当时你突然反问那个记者：小伙儿，今年多大了？他说，二十了——其实是二十岁零五十天了。那么，这个记者的职业道德有问题吗？
如果这没有违反什么职业道德，那我们就抛开她的记者身份，把她当做一个普通人。从一个普通人的角度看，她是否算是说谎了呢？
当然也没有。
我们经常遭遇这样的例子。在偌大的城市里，偶然邂逅的两个人，互相问起：唉，你是哪里的啊？对方说，我是河北的。第一个人惊呼：是啊！我也是河北的呢。咱们是老乡呢！
可事实情况可能是，第一个人是河北张家口的，第二个人是河北邯郸的。两个地方离着十万八千里，怎么也说不上是老乡。但是，你会说两个人都在说谎吗？而上面那个例子，我们能说那个记者说他二十岁而不是二十岁零五十天——甚至不是二十岁零五十天又十二个小时三十分钟二十八秒——就认为他在说谎吗？如果她说自己是《人民日报》社的，那么她是在说谎吗？如果《人民日报》和《京华时报》两个名词间的区别，那这个记者是不是要完整的说出：“我是人民日报社旗下京华时报法制部的记者”才算准确？
在一个正常的媒体环境里，当采访进行的时候，只有记者和被采访者两种身份。其他的身份探究——无论她的人母身份、人妻身份、还是地域归属、单位归属，都不是采访的内容。
当然，现实情况是，我们的媒体环境还不正常。但是那我们就应该努力去推动这个环境变得正常一点啊——就像那些促使李鸿忠省长道歉，维护媒体尊严的人们所作出的实际行动那样——而不是让不正常的因素来论证正常行为时错误的。当然，人们在一个非正常的环境里久了，难免会认为自己不正常的身份和文化才是正常的。
问题还不止于此。这当中我想还有另外一种与媒体无关的文化背景——我们从小到大的一种道德教育。小时候一句谚语经常在我们耳朵边回响：小时偷针、长大后偷金——我不知道多少人曾经听过这句话，被这句话教导过。至少我是经常被灌输这种思想。
但是这种思维毫无疑问是错误的，二者之间并没有任何必然的联系。它给人造成一种惯性思维：人们总是觉得能够从一个人的小时候看到他长大后的样子。小时候拿了一根针，长大后必然会去抢劫银行。
延伸开去就是，有人曾经拿了一个菜刀砍了一个人，那么菜刀就会为其他人用来做凶器，所以就得把菜刀禁掉；如果有个人因为在洗浴城里欺侮一个女子被砍死了，那么他就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坏人，甚至有媒体还原他是一个好父亲的时候，人们绝对不会相信。
由此及彼，人们太会联想了。这个记者没有准确的说出自己的单位——是没准确的说出，不是说谎，也不是隐瞒——人们就去怀疑这个记者的道德有问题，进而怀疑她的报道不准确，接着认为她从小到大都没写过一份准确的文字……这个逻辑算是什么逻辑？
当然，如果你说你没有怀疑，不是这么想的，那么你死缠着这个问题做什么呢？
记者采访邓玉娇案遭殴打，强制写下“未经当地批准不得擅自采访”的书面材料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记者 杨超)湖北巴东发生的女服务员邓玉娇刺死官员案一直备受媒体关注。昨天两名在巴东县野三关镇采访此案的记者被当地不明身份的人围攻殴打，并被强制写下“未经当地批准不得擅自到此采访”的书面材料，采访获得的录音及照片也被强行删除。
昨天(28日)上午11点左右，新京报女记者孔璞和南方人物周刊记者卫毅正在巴东县野三关镇采访邓玉娇的外婆。采访进行中，四、五个人突然闯了进来，领头的是一位三十岁左右，矮矮胖胖的男子。
孔璞：正聊着，那些人冲进来先把卫毅的本子扔出去，随后就把我的本子也给死掉扔出去了。接着就看到卫毅被他们抓起来摁在墙上，看他们打得很厉害我就说：“卫毅你不要动！”因为我怕他动了就会被打得更厉害。接着他们就把卫毅扭出去，接着就把我也拖出去了。
Continue reading »
“山西霍宝干河煤矿向记者发‘封口费’”的新闻曝光后，引来媒体的一片批评之声。不过媒体们在义正言辞的对这种同行的不齿行为进行着痛斥的同时，也不得不承认这种“潜规则”有着巨大的现实性。如果当时不是《西部时报》和《中国青年报》的记者进行披露，这件事情能否被公之于众，我们尚不能肯定。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这种行为，并不会就此消失。正如我们看到的，自从2003年山西繁峙矿难中，记者受贿被曝光、处理后，依然还能听到许多“封口费”的消息出现一样。
对于这种事件，我总是不吝怀有最阴暗的想法——这次“封口费”事件中，是否仅仅只有被报道的28人参与其中？还有没有记者领过了封口费，只因为没有出现在被曝光的现场，或者没有登记，所以侥幸没有被曝光？又或者，是否有记者正在打算去矿难现场“捞一笔”，结果由于种种原因没来得及去，这些金钱交易就被曝光了？
Continue reading »
文=许知远
来源：FT中文网
傍晚五点，适合在图书馆里闲荡。人们正在散去，涌向最近的学三食堂。书架很高，我要掂起脚来够得着最上的一排。我喜欢看那些排列在一起书籍，端庄、沉默。它们大多被包装上了黑色的硬壳封皮、扉页上盖上了深红色的印章，上面是篆刻的“北京大学图书馆藏书”，并被统一编了号。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试图寻找书中磁条的位置，如果取下它，你就可以拿着它大摇大摆的通过门口的测试器。偷书，就像高年级女生的大腿一样，是我们大学时光中永远难以压制的欲望。
我从历史类的书架，转到了传记类，扫过一排排显赫一时的名字，停留在《李普曼传》上。我从书架上取下了它，只是出于对陌生名字的好奇。那时我正乐此不疲的收集人名、书名，仿佛它们是通向一个丰沛、广博世界的捷径。潜意识中，我也在为自己的前途忧心忡忡，我22岁了，仍不知该以何为业，期待别人的生活能给我启示。
这本书就这样进入我的生活，和绝大多数偶然到来、又匆匆离去的印刷品不同，它再也没离开我。我的住所从28楼的宿舍，转移到北大东门的筒子楼，西郊的那些不知名的临时房间，还有此刻的紫竹院，它一直静静的摆在我的从未条理分明过的书架上。7年前大学毕业时，我用赔偿10倍的方式，留下了它。1984 年新华社出版社的版本，包装朴素、翻译精良，售价不过2.60元，图书馆的编号是K837.1254/2。
我记得那个闹哄哄的夜晚，我边吃着食堂的鱼香肉丝，一边摒住呼吸读完了56页。“沃尔特•李普曼（1889—1974）是美国最负盛名的专栏作家。他从二十四岁参加创办美国自由派刊物《新共和》到八十五岁逝世为止，写作活动持续了六十余年，一生写了总数达一千万字的上万篇时政文章，发表了三十多本著作。”这段毫无色彩的简介对我产生了致命的吸引力。它不正是我一直寻找的职业模式吗——以言论为业，高产，创作生命漫长，很早进入舞台中央，并将影响力持续到生命终止……
那真是个一厢情愿的年纪，我丝毫不理会主人公所成长的国家与时代，不想了解他内心的挣扎与绝望，只期待能复制他的名声与影响力。他评论从西奥多•罗斯福到理查德•尼克松的历任总统，对赫鲁晓夫、戴高乐提出外交建议，和威廉•詹姆斯、弗洛伊德、凯恩斯、肖伯纳讨论问题，他以镇定自若的口气教育几代美国人如何应对大萧条、二此世界大战、冷战和越南战争……
这本传记就像个迷人的女人，随着年龄的变化，我开始欣赏她的不同特质。大学三年纪时，我一口气读完了前56页，因为它主要是李普曼的大学生涯，那是 1910代的哈佛，李普曼和他的同学们致力于探讨和实践各种新思想，他们创办社会主义俱乐部，在凌晨一点的街头争吵，在《哈佛月刊》写出这样的句子：“年轻人的思想要是‘保守’的话，那肯定是荒谬的。因为这意味着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大概就会变成‘墨守成规’的人。”我还倾慕那样的时刻，年迈的威廉•詹姆斯在早晨敲开19岁的李普曼的宿舍门，告诉他的那篇文章写得多么的好。哪个青年不期待在人生刚刚展开时，有一个强有力、值得信任的前辈的指引呢？
毕业时，我成为了一名记者，李普曼创办《新共和》的故事，开始被我不断的重读。我总是在对别人说，要用一种新知识的精神，来探讨中国的现实，并描绘她的未来。这种话语不正是赤裸裸的借用自李普曼和他的同伴们对《新共和》的定义吗？连我那不可救药的进步主义情结，也来自那时代。艺术家、作家、政治人物、花花公子、流浪汉，都沉浸于一种乐观情绪中，相信他们将寻找到一种新方式来缔造一个新社会，李普曼寻找的角度是政治评论，就像他自己写道的：“我们是生活在一个革命的时代，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比得上它。我们是争取一个光辉灿烂的人类文明的动力”。我总在想象那样的画面，“他们一边吃面条，喝廉价的果子酒，整夜整夜地辩论精神分析学和社会主义问题。”
我的阅读在此后就开始停滞了，罗纳德•斯蒂尔这本传记原名是《李普曼和美国世纪》，其中大量篇幅在描绘分析美国与世界的关系，它正是李普曼成就的重心。但在好几年中，对此缺乏兴趣。令人发笑的是，当我开始为一家报纸撰写国际政治评论时，我开始经常提到李普曼，但事实上，我从未读过他的只言片语。或许唯一的例外是在一本普利策奖的作品集中，读过他的一两篇关于苏联的评论，但它们没给我留下特别的印象。所以，我关于他的所有认知都来自这本传记。他在这阶段给我的至深影响是他对于大众的怀疑，他对于深入分析的钟爱，他不信任那些沉湎于事实揭露的新闻记者，他像个纯粹的知识分子那样在大众报纸上写作，而不顾及是否读者能够理解，还有他对强有力的领导人的控制不住的喜爱……他的这些洞见（或者偏见）都深深地植入了我刚刚开始的写作。
李普曼在青年时代的进步与乐观情绪，经由第一次世界大战，还有自身年龄的增长，在1920年代开始幻灭，他变得更谨慎、不动声色。而我对国际政治的热忱在四年后变得意兴阑珊。我发现自己根本不可能接近事件的核心或者权力人物，那种借助二手、三手资料再做综合性的分析，像是一个自我沉溺的文字游戏，它没什么影响力。但即使如此，这本《李普曼传》还是经常进入我的视野。在一些突然心灰意懒，对自己的未来充满焦虑的时刻，我会在再度翻起它。
我开始喜欢阅读他的爱情故事。在他的过度冷静的外表下，是一颗孤寂的心。结婚多年的他爱上了自己最好朋友的妻子，并最终和她生活在一起。“我就像这样一个人，他在想象中看到了这种壮丽的生活”，他1937 年5月给这位新情人的信中写道，“但过去却只是在无尽头的长廊里彷徨，窥视着一个个空荡荡的房间，直到你突然打开了通向真实世界的大门。”这是我看到的最动人的情书了，或许那天下午他仍在评论欧洲的最新局势。
我也开始喜欢他的晚年时光。到达声誉的顶峰之后，他的身体、思维和名声开始不可避免的下滑。一个终身依靠清晰逻辑生活的人，必须要习惯头脑的逐渐混乱，手不停挥的写作了六十年之后，他发现自己难以把握那些词句了……但是，即使在周围世界正在坍塌时，他仍竭力保存那一贯的自尊。在他挚爱的第二任妻子葬礼前两天，他一直在房间里练习行走，他不愿意在葬礼上以坐轮椅上出现。对于这个场景，罗纳德•斯蒂尔写道：“他瘦得出奇，漂亮的颧骨突出在松弛的皮肤下，他形销骨立，黑色上衣在身上晃晃荡荡。他看起来极为孤单……但他蔑视这种帮助。”
距离我在图书馆里偶然的发现，将近10年过去了。看起来，它还会再伴随下一个10年。令我兴奋的东西逐渐开始转移，如今我越来越期待知道这样一个热衷于秩序、高度理性人，是如何控制内心深层的矛盾感的。他怎样对待自己的犹太身份的，一个恪守传统道德原则的人，是如何接受那段惊世骇俗的恋情的，他是如何在独立性和对权力的钟情中找到平衡的……
我像描述一段恋情一样，回顾了我和一本书的关系，我甚至不记得它有什么缺点。这种絮叨，对于我个人的意义，或许远大于对于读者的启发。
这是我对这本再版的《李普曼传》的序言。对于一生献给公共写作的传主来说，这样的介绍是一种显著的不协调，这种矛盾的也存于传主的公众形象与真实的内心之间，它值得我们更加深入的探索。
李亚鹏打记者对不对？当然不对；记者该不该打？当然该打！按照文明人制定的法律而言，李亚鹏这是用暴力袭击他人，香港的那个女记者到是很懂的法律，看到同行（同伴？）挨打后，高声连喊：报警！报警！于是仿佛阿拉丁神灯般的，警察来了。
记者当然感到很委屈，不断的展示脖子处留下的掌印，还哭诉道自己只不过是打工仔，老板让做自己能不做吗？潜台词很明显啊：你李亚鹏是自由的啊，我拍你，你可以躲啊；而我没办法，我不拍你，我要丢饭碗，要失业的，我压力大啊。结果呢，你还打我，不但打我，还弄坏的我相机——你不陪我钱，我回去怎么给老板交代？
看到媒体上报道的被打人的哭诉之后，我开始怀疑，他根本就不是一个记者——怪不得人们会用狗仔来形容这一批人，主人说扔根骨头到了东边，说：捡回来。他们立马摆头摇尾的过去叼了，有人阻拦他，他就咬你，咬不过你，就哭诉：我只是帮老板捡一根骨头，捡不回去我要丢饭碗的。
一个媒体的工作人员做到了这一步，还恬不知耻的称自己是在采访，自己是记者——不打你，打谁？
而一个媒体，由众多这样的记者架构起来，这个媒体会成为什么样子？近年以来，不断的有这样子的媒体的新闻出现，偷拍twins换衣服，追拍王菲、李亚鹏的孩子（我很少看娱乐新闻，只能列举如此，但是我们往前追溯，似乎可以追溯到戴安娜王妃的死亡）。而且这种在娱乐界弥漫的狗气，也开始浸染到其他的新闻领域，连内地的媒体都不能幸免。
但是最近，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成绩不好的女孩子被新加坡大学破格录取和比尔·盖茨在北京一亿元租四合院看奥运的新闻，我们媒体的工作人员们像狗仔队一样，嗅着四周，找那些足以引起大众轰动的蛛丝马迹，找到之后便迫不及待的举起来大声宣布：“看！这里是独假新闻。”
受众们大概听的不清楚，以为你们找到了“独家新闻”所以会兴冲冲的看一次，但是最后却发现受骗了。
要说这些社会新闻的媒体工作者，跟那些狗仔队相比，真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狗仔们尚且还知道眼见为实，我说我拍到了李亚鹏的女儿，我就要拍到她——所以被打；而现在许多内地的新闻工作者呢，就坐在自己的屋子里，做梦的时候仿佛听到了一则新闻说比尔·盖茨要来北京租四合院看奥运会，于是打了一个冷战酒醒了，醒了后新闻就出来了。
如果遇到那些狗仔们，见一次打一次；那么见到那些连真实的最低的职业操守都没有的媒体们，我们该怎么办？
近期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