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此，感谢和支持我不敢用行动支持的晓波老师，在今天。但是，我会记住的。然后记下去。
只要记忆还在，因为我们年轻，我们的记忆，总会打败他们的另外一种记忆。即使我懦弱，即使我胆怯，但是，我会记住。
这两天一直在看村上春树的小说《1Q84》。今天早上读到一句话，联想起来，让我感触颇深：
“做的一方可以找个适当的理由把行为合理化，也能忘记。不想看的东西可以把眼睛转开。但受害者一方却忘不了。眼睛也无法转开。记忆从父母传承给孩子。所谓的世界，青豆姐，就是一种记忆和相反一方的另一种记忆永不休止的战斗喔。”
一种记忆和相反一方的另一种记忆永不休止的战斗——就是这句话，瞬间就刺进心里，让我想起了许多东西，也想通了许多东西。我们存在的价值——如果我们现在活着，真的有价值的话，那就是用力的记住这种记忆。哪怕你真的什么也做不到，什么也做不了，还可以努力的记住这种记忆，守护你所相信、珍视的记忆，然后传承给孩子，传递下去。记忆与记忆的战斗，遗忘是最大的危险。
是这样吧？
在网上认识了一个台湾朋友，我曾在评中评里提到过他。当时台湾正遭遇五十年一遇的洪灾，而他家就位于灾情很严重的屏东县。当时我问他对马英九政府是不是感到很愤怒，但是他显然对这些事情显得很淡漠。“我又不可以咬他”，他这样回答我。当时我就觉得他可能对政治的事情兴趣不大。
同样的感觉发生在刘兆玄内阁总辞之后，我在网上和他谈到这件事情。他竟然给我讲起了他因为没有注意到玻璃门而被碰伤的鼻子，“(刘兆玄辞职了)那又怎样 这样能让我鼻子不痛吗?”
但是，就是这个朋友，今天的msn签名改成了：911&sodagreen。他告诉我后面那个单词是一个乐队的名字，一个女生非要拉他去买这个乐队今天发的唱片。而前者，一开始我以为说的是今天阿扁的审判。但是后来却发现自己理解错了。
“你要记得写点东西鄙视一下布什”，看到他临下线的这句话，我才知道前面那个“911”代表的是八年前发生在美国的恐怖袭击。立刻，我心里产生了一种很好奇的感觉，想知道他这样一个对政治不感兴趣的台湾人，为什么会在八年后仍旧不忘因为9·11鄙视一下布什？这样一个连自己的领导人下台都感到毫不在意的人，为什么早早的就把“911”这个数字写到了自己的msn签名上？在他心中，“9·11”到底代表了什么？
我还没来得及问他，他就急着下线去赴约会了。于是我只好审视我自己，我的记忆中，“9·11”到底代表了什么？
八年前，当这次至今仍对世界产生着巨大影响的恐怖事件发生的时候，我正在上高中，对时事政治毫无兴趣——如果有兴趣的话，那也是因为它即将出现在考试卷中。不过当时看到的一个故事，却让我一直记了八年，直到今天，一看到“9·11”的字眼，我都会立刻想起那个故事。
很俗套的一个故事，一对分分合合，但是感情却始终未减的情侣，在故事的最后通着电话。男子的对面是开着的电视，电话里是那个女子熟悉的声音。但是突然间，电话里的声音消失了，电话断掉了。过了不久，男子对面的电视里，开始反复播放着被飞机撞上的世贸大楼的画面。
在后来不断重复的纪念活动和新闻报道中，我知道了在那次袭击中，有将近3000人死亡。而每一个亡者的背后，应该都有一个这样的故事吧？在许多年后，没当重新提及这次袭击，我总是会止不住的想，当时的人们正在做什么？是不是也会像那个故事中的女子一样，正在和恋人或者家人打电话，然后信号从此中断？
我并不是想通过他们的悲剧去做出什么矫情的感叹，而是只有通过那些细节，我才能像那些遇难者一样，感同身受。只有通过那个故事，我对于“9·11”的记忆，才不会仅仅聚集在“恐怖分子”“反恐战争”这些词汇上。而也只有这样，我才能真正意识到，这不仅仅是一次政治事件，也不仅仅是一场恐怖袭击，更是普普通通的民众所遭遇到的灾难。
自人类出现到如今，我们遇到过太多的惨烈的灾难，也有太多的纪念日。我们已经习惯了在每个纪念日，重复一些机械化的程式：鸣警报、去扫墓、讲话……但是在这些机械化的程式之后，我们对这些纪念日到底有何感觉？当鲜血变成了讲话，泪水变成了刺耳的警报，针刺般的心痛变成了献上花圈人的面无表情；当灾难中的惊骇变成了一丝不苟履行仪式的仪仗队担心动作出错的紧张，一个一个鲜活的名字变成了纪念碑上的数字，墓碑前的鲜花只是由去年的变成了今年的，甚至连位置都不曾改变；当所有这些事情，替代了我们的记忆；当所有的程式，替代了灾难当时的细节；当灾难纪念日，替代了亡者的名字……这时候，纪念日是不是已经替代了灾难，成为了我们的主要记忆呢？
幸运的是，8年的时间并没有让美国人忘记那一天的细节，没有让他们的痛苦变成冰冷的程式。正像“9·11”教育基金会和塔福特研究员联袂纽约前市长朱利安尼所说的，他们正在试图“将恐怖事件转变为积极有益的事”。
但是，这也产生了另一个悖论。当你刻骨铭心的记得那些伤痛的同时，你不会忘记的还有因为伤痛而带来的恐惧和仇恨，而恐惧又会增加仇恨的情绪。也正因为如此，美国的士兵们，仍旧在阿富汗和伊拉克努力的作战。而美国社会对伊斯兰社区的“另眼相看”也依然存在。但是这种存在，又增加了新的悲伤故事，不但有美国大兵的，也有伊拉克和阿富汗当地民众的。当我看到美剧《杀戮一代》中，那个被美军误杀的小女孩的尸体的时候，我实在困惑，八年间的这两场战争，到底是加深了仇恨还是缓解了冲突？
记得“9·11”发生之后，《经济观察报》做了一系列的报道，并将其集结成书，名字就叫《9·11后的世界》。他们谈卡尔扎伊、谈布什、谈萨达姆、谈中东的局势与和平的曙光。应该说，他们谈的内容和其他媒体谈的内容没什么两样。可事实上，这个世界并不只有他们，“9·11”后的世界还有更多的不为我们所知的人物，记忆着各自的故事。终有一天，我们会对“布什们”感到厌烦，但是你记住的那些故事，却会固执的提醒着你，悲剧曾经发生过；那些细节，会时时的提醒你，你不愿意再经历这些事情……
所以，为什么要鄙视布什呢？还是鄙视一下我们自己吧……
十一年了。
你不得不承认，你挡不住时间的流逝。感情在那一日日一年年的过去，逐渐变淡。你已经忘记了当时的许多细节，你已经不能感到那每一年的伤痛，甚至，你差一点忘记今天是什么日子。
你只好翻出今年清明写下的文字，你从之前的文字回忆的细节中去回忆细节，从过去的哀伤中去继承哀伤。
你知道终有一天，你会忘记今天，忘记今天这个日子的意义，忘记那个在雨天给你送衣服的老人，忘记那个像小孩子一样把烧饼藏在身后的老顽童，忘记那个在夏天爱光着膀子，身上的肉很凉的老头子，忘记你曾经一次又一次的叫他：姥爷。
现在你当然不承认，你当然会拒绝遗忘。你知道你是那么的爱他。虽然他已经去世，但是你知道他仍活在你的过去里，活在你的记忆力，活在与现在不同的另一个叫做过去的空间里。他和你的过去在一起，他的爱在过去的时空里仍旧包围着你。
你知道，他还躺在那张单人床上，光着膀子，扭过头来问你：明天还来不？
你知道，你永远不能原谅自己。那是他最后一次问你。你清楚的知道当时你的回答，你看到第二天的你，和同学们骑着自行车，商量着下午去某一家打扑克。
你清楚的记得，那是周六的一个中午，你刚刚放学。前一天你并没有答应他中午去不去他那里吃饭。于是你决定回家吃饭，吃完饭再去玩扑克。
你清楚的看到前面一个似曾相识的女孩子，仿佛是一个亲戚家的姐姐。你感到自己心里的惶恐和不安，那种没有来由的感觉。你看到她拦下你，告诉你：姥爷不行了。
现在的你当然记得当时的你，你记得那时候的阳光，你往南骑着车子，感到姥爷家。你能看到那清爽的阳光照在脸上。你清楚的记得当时的感觉：你对自己说，这是不可能的。不信就笑笑，一笑出来这个幻觉就破了。
你看到你的脸单板、丑陋的痉挛，然后泪水汹涌而出。
你看到那一屋子的人，男的女的，但是你看不清楚他们的脸。你只记得你往床边挤，那是你无数次躺过的床——之后却再也没有躺上去——你看到他就那么的躺在那里，你看到姥姥坐在床边，满脸木然。
然后，一张张脸清晰你来。你被小姨拉到了外面，要拦住大舅和三舅，她担心他们会受不了。你茫然的走到街上，看到他俩疯了似的跑过来、跑过你的身边，他们和你刚进屋子的时候一样，没有看到你，也没有看到任何人……
……
每一年，你都这么的回忆，回忆那一个一个的细节，回忆当时的悲伤，回忆那一辈子的后悔。你知道，那些细节终会越来越少，你感觉到那股哀伤正日益单薄，你明白即使你当时答应姥爷中午还去吃饭，也不一定能见到他最后一面。
是的，时间一旦滑过，一切都无可挽回。
可除此之外，你还能做什么？在姥爷忌日的这一天，除了一遍一遍的回忆，除了一次次的后悔，你还能做什么？
站起来，向后转。看着自己的过去，看着过去的自己，总会有一些事情让你感到后悔，恨不得冲到他的面前，告诉他：不要这样做。告诉他，不就是学校开学吗？自己去报到就好了。
过去当然无法改变。所以我只能看着自己和堂哥坐在车里，大伯开着车，父亲坐在他旁边。他们把车门拉上，把我们送往学校。
那天下着雨，父亲和大伯帮我领被褥，买生活用品。我则乖乖的跟在后面，兴奋且惶恐。
上周我看到一则父母带着空调陪大学生报道的新闻时，马上心生嘲讽。当时我没有想起那个跟在父亲背后报道的我，没有想过，其实除了那个空调之外，我和他们没有什么不同。如果空调只是代表着对生活安逸的要求的话，那么同样让父母带着报道的我们则同样丧失了一个独立的机会。
在《孩子读大学家长还要陪多久》一文中，作者提到了余华的小说《十八岁出门远行》。我在高中时候就读到过这篇小说，但是毫无感觉。那个时候我为考试发愁，为了未来的高考担忧，为了提前到来的恋爱兴奋，甚至为村上春树着迷，为足球也曾短暂痴狂，但是从来没有想到过独立，没有想到过自主。所以，我根本不可能对这篇小说留下任何印象，以至于当我再次看到这个名字的时候，我只是隐约感到，我读过，但是却连一个字都想不起来。
当然，到现在你要是问我，父亲送我去报道，到底对我产生了什么样的不好的影响，我并不能明白的说出来 ——这恰恰是最让我感到恐惧的地方，因为我知道许多东西已经很自然而然的渗透到我们的内心深处当中去了，成了一种想当然的现实。就像当年那样，父母从来没去讨论过要不要去送我的问题，因为那是毫无疑问的，是想当然的，只有“送”这个答案。
为了这个答案，家长们可以列举出无数条理由：东西太多了；要给他提供一个更好的学习环境；路上太危险了；现在社会状况那么不安全；大家都送……
但是谁会想一想这些理由是不是真的成立？正像张鸣老师说的，上大学的人，大多数已是满18岁的成年人了。然而，这些成年人，却像幼儿园孩子一样被大人对待。对于幼儿园的孩子来说，路上确实太危险了，社会也不那么安全，拿那么多东西太多了。但是对于一个超过18岁的成年人来说呢？
写到这里我想起龙应台讲的一个故事。当她和儿子飞利浦见到朋友的时候，朋友总会盯着自己的脸，问飞利浦多大了。即使是夸奖飞利浦，也是对着自己说的。因为在中国人的潜意识里——许多人并没有认识到自己的这个细节——孩子永远是孩子，即时他已经十八岁，已经领着自己的女朋友回家了，对于父母来说，他依然还是孩子。
甚至有一次，龙应台要去洗手间的时候，也下意识的扭头问身边的飞利浦：要不要去厕所。飞利浦反问她：难道我连自己要不要去厕所还不知道吗？
我站起来，向后转。看到2003年9月4日，外面还在下着雨。宿舍里一片混乱，每个舍友都有家长跟来。父亲打开刚领来的被罩，帮我把被子装了进去。对面的床铺，一个舍友的母亲正在帮他铺床。透过窗户可以看到步履匆匆的家长们，抱着被褥和生活用品，领着孩子在细雨中穿梭。
我真希望当时的情况不是那样子的，不是父亲帮我把东西拿到了五楼宿舍里，不是大伯开着车把我送到了学校，不是母亲帮我收拾的衣物。我希望我能像《十八岁出门远行》中的我一样，结果父亲把书包递给我，他“在我脑后拍了一下，就像在马屁股上拍了一下。”
“你已经十九了，你应该去认识一下外面的世界了。”父亲说。
然后我欢快地冲出了家门，像一匹兴高采烈的马一样欢快地奔跑了起来……
时不时的，我会想起我上过的那所小学——不是后来盖起来的两层教学楼，而是那有着人字形屋脊的破旧平房；那仿佛一用力就散架的木头门，用塑料布糊起来的窗户——时间一长，塑料布上总会出现很多洞，或者是被我们这些淘气的孩子弄破的，或者是被风吹破的。所以一般到了夏天和冬天，都要重新换一次。有时候老师会让我们从家里带高粱秆去学校，然后用钉子透过高粱秆把塑料布钉在窗框上。
那是有着数十年历史的校舍，如果我的记忆没有出现差错的话，我的父辈们都曾经在那里上过课。我们坐在腿都不一般高的凳子上；趴着被历届学生的刀子、铅笔或者其他利器刮的伤痕斑驳的桌子；我们的黑板是在墙上磨的一层水泥，然后又被什么方法染成了黑色。我记得那黑色越来越浅，然后老师就用小米汤刷在黑板上，据说可以让黑板的字更明显。我记得我经常在上课的时候抬起头，看着木头椽子的屋顶，不时会有麻雀通过破了洞的窗户或者没关的教室门飞进来，飞到屋顶上的窝里……
记忆总是让人感到一种不可名状的美感，即使是对于那些困难的经历，也能触动在钢筋水泥世界里生活惯了的我们内心中最柔软的部分。现在我想起那些破败的教室，那时不时会从屋顶上落下的土块，那一下雨就到处泥块的教室地面，心理总会有些感动。但是天知道，当时的我要是知道以后的自己会对这些记忆着迷，心理面该怎么想？毕竟，没有人喜欢贫穷，没有人喜欢破败，没有人喜欢困难。
所以，为什么要苛责那所“最美丽的希望小学”呢？当我们拿出算盘，“一一得一，二五一十”的算350万元可以建多少座20万标准的希望小学的时候，当我们为花这么多钱是否浪费的问题争论的时候，我们否想过，20万希望小学的标准是如何算出来的呢？这又是那一年算出来的标准呢？
十二年前，父亲拆掉住了几十年的老房子，新建了一座五间的新房。当时宅基地没有花一分钱，但是新房子仍然花去了四万多。按照当时的标准算，20万只能盖25间房子——这是在按照民居住房的标准和没有算进地价的情况下。那么在十二年后的今天，20万能够建造怎样的一所小学？
熊丙奇给我们算了一笔账，按照重庆市制订的农村普通中小学校和全寄宿制学校建设规模及建筑面积指标，这样的小学每平方米的建筑成本是300元——赶上许多地方建猪圈的建筑费用了。
在中石化的一盏吊灯的价格都以百万计的时代，我们为什么，又怎么忍心让孩子们还用着20万标准的希望小学的教室？我们又怎能轻松的张嘴指责？
相反的，我们应该感到惭愧。这所最美的希望小学并不是政府建造出来的，而是出于“私人”捐赠项目。我们的孩子们本来就应该住进美丽的校舍，在安全的教室里上课。政府也责无旁贷的让每个孩子心中都有一个“最美丽的校舍”，而不是像我一样，到很久之后的未来，才能伤感的回忆起那些破败的教室。但是这些政府都没有做好，倒是靠着企业的捐助做到了。我们当然为其他的孩子们忧心，但是难道不应该为住进最美丽小学的孩子们高兴吗？
还记得我们曾经做过的一个专题吗——农村小学生，越走越远的上学路。住进最美丽希望小学的学生中，就有这样的孩子。四年级1班学生冉海燕说，以前每天要走一个小时的山路上学，现在可以住读了。而最让她高兴的是，新教学楼里的每一层楼都有男女卫生间，再也不用一听到下课铃就抢着跑很远的地方去上厕所。
将焦点只放在350万和20数量对比上的我们，怎么忍心去面对冉海燕这样的孩子？又怎么面对曾经在破败的教室里上过课的自己？又是否想到过那些第一次搬进美丽校舍的孩子们的心情呢？
忘记了是三年级还是四年级的时候，我们终于搬进了新建好的两层教学楼。正对着教学楼的前面，树起了一根钢铁的旗杆；位于第一层教室的门口，建造了好几个花坛，里面种上了冬青；许多班级都换上了新的桌椅；教室的墙被刷的很白，地面成了水泥地面，石梁架起来的天花板，窗户上都安上了明亮的玻璃；教学楼的外面砌着白白的瓷砖……
我已经忘记了第一次搬进新教学楼的感觉了，后来白墙也被淘气的我们弄脏了，我也对那不时擦玻璃的劳动感到厌烦。但想起来，那座教学楼依然是我的“最美丽的小学”……
ps：刚才查了一下资料，至2005年底，中国青基会将每所希望小学的捐赠标准一直定位在20万元人民币。2006年，该标准被提高至25万元人民币，从2008年8月起，将每所希望小学的捐赠标准提高到40万元人民币（外币等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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