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自从Google退出中国市场的新闻出现以来，争论颇多。中国政府领导下的五毛党更是Google发起了一波又一波的无耻攻击。几次想写字力挺Google，但是都没心情——愤怒和无奈实在让我难以下笔。今天看到《新闻周刊》国家版的主编扎卡里亚（Fareed Zakaria ）最新的文章谈到了Google与中国政府间的冲突——我的几个国际关系的同事，对这个主编都非常推崇——于是咬咬牙，跺跺脚，依靠着Google翻译，一个字一个字的把这篇文章翻译过来。
记得不最后一次翻译东西是什么时候了，这次费尽心机，算是为Google加油吧。不过，现在英语水平连三级片都达不到的我，翻译的肯定是漏洞百出，错误连连。但一些基本的意思，我想应该不会差的太离谱。
原文地址在这里：《Clash of the Titans》
两大巨头的冲突
谷歌民主共和国如何测试中国对民主的兴趣
谷歌首席执行官埃里克·施密特上周告诉我：“中国非常重视控制信息的能力”。他是唯一一个拥有详细的、成系统的审查制度的国家，所有的信息化企业必须遵守这项制度。这就是为什么当你在中国利用Google或者百度搜索“天安门广场”或者“达赖喇嘛”的时候，你会发现大部分网站都被封锁了。同时，中国也在积极研发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用于网络间谍和网络攻击。在过去几年，中国黑客的攻击在不断增长，其针对目标也不仅限于人权组织，更重要的是针对外国企业和政府。许多攻击——虽然不是全部——都是来自中国，美国前国家安全局局长William Studeman 认为这应该是美国安全机构需要正视的“最大的问题”。
大国间经常互相刺探，中国在这个方面虽然开始不久，但是意图却异乎寻常的强烈。一位曾在中国工作过的美国官员称，仅仅在十年前，美国大使馆还不需要迅速解决许多漏洞，因为那时候中国几乎没有针对美国进行过明显的刺探行动，但是现在却不得不为此担忧了。
北京正在发生着非常重要的变化，她越来越漠视同华盛顿和西方国家的关系。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北京的现代化政策延伸出一种简单的外交政策：与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保持好关系。中国需要美国这一重要的资金来源，同时为她的出口提供市场，中国也需要美国为其提供技术和专业知识，在诸如加入WTO等问题上，中国需要美国做为其政治伙伴。从邓小平到江泽民，中国领导人一直在坚持遵循这条道路。
过去几年，北京出现了变化——许多统治精英似乎认为他们已经不再像以前那样需要美国了——否则我们该如何解释面对美国官员和贸易伙伴时北京的那些行为？在哥本哈根，中国对美国和西方国家的无视达到了新的水平。下面这一段是前国家安全委员会官员、资深中国问题专家Kenneth Lieberthal对哥本哈根大会期间温家宝的谈判策略的分析：
“在本次大会期间，中国的外交策略有点令人难以捉摸。周五下午，中国的第二层级的官员出现在元首级的决定性会谈现场——这种笨拙的策略在北京看来因为太过于简单而很少使用。周五的这次会议上，意见分歧公开化了，温家宝团队中的一名成员冲着奥巴马晃着手指大喊大叫——这显示温家宝已经失去了对他的团队的控制力。（温家宝告诉翻译，不要翻译这段这个官员怒气冲冲的话，然后他很简单的略过了第二次提出的意见。）是温家宝正在超出他的谈判的权限？还是他的团队成员在维护其回到北京后的个人责任？”
无论哪一种解释，北京的这些行为都很罕见。中国政府通常很注意外交礼仪，领导的会面通常是经过精心的策划，从没有过像温家宝与奥巴马会面这样的情况。
时代正在发生变化，这些变化可能是北京引起的。在过去的十年里，中国国内市场在增长；她对非西方国家的出口也不可忽视；她拥有巨大的资金盈余。这一切致使中国不愿意再迁就西方的观念、公司和政府。西方的企业领导人报告说，中国政府现在坦率的承认，他们希望发展本土的优秀企业，西方企业在中国市场上将不再具有不被限制的特权。
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不会像那些坚持外向型定位变得很先进的国家，比如新加坡和韩国。由于其规模，中国现在似乎更加看重体制内的推动力，而不是外力，因为她已经发展到了经济领导者的角色。中国的自我主义文化倾向和列宁主义的政治体制，在遭遇到全球贸易中的压力时，只会加重其日益增长的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
最近的另一个变化是中央集权的重建。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学者黄亚生指出，在整个80年代到90年代，中国的增长动力都来自于农村和私人领域。但是现在开始依靠城市和政府机构。这也促使中国政府去年投入占GDP12.3%的资金去刺激经济。
北京针对Google、其他西方企业或者奥巴马政府的这些行为，是不是一种新的策略，这还有待观察。目前在中国被称为“新保守派”的有一种声音，主张北京应该更强势，更具咄咄逼人。但是中国领导人内部或许意见并不统一，甚至是混乱的。他们的行为可能是战术或者失误，而并非战略。（政府经常出现这种情况，我们还在为外部的失误制定政策）北京正面临着一堆外部和内部的挑战，尤其是共产党内部迫在眉睫的争夺领导者的斗争。
中国在经济谈判中会为他的新姿态付出代价吗？或许吧。当然，许多专家，如卡内基基金会的Minxin Pei认为，中国的极权统治与经济企图间的冲突会随着经济和社会的现代化而进一步增强。虽然从中国的长远发展来看，施密特认为，信息和通讯的封锁，无益于经济增长、创造性和生产力的提高。但是这种情况正在中国变成现实，一些事情越来越明显：虽然互联网正在改变着中国，但是中国也正在改变着互联网。尽管全球化重新塑造了中国，可中国也塑造了全球化。
我们曾经假定，也许非常容易的，中国的崛起将伴随着这个国家内部的现代化进程，这将让中国更加容易相处。而且，在许多方面，这种假设被证实是正确的。但是现在我们必须面对我曾经担忧并表达过的可能性：中国的崛起将加强这个国家的民族主义情绪和一种独特的感觉，这将令中国轻松融入世界体系的前景变得不那么乐观。
世界能够实现从英国统治到美国霸权的无缝过度，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两个国家有着非常详细的世界观和价值观，都是环海和支持自由贸易的国家，有着高度的新教徒使命感和共同的普世价值观。伴随着中国声音在世界级会议上的变大，我们发现他们的话语体系与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完全不同。这也证明了美国和英国之外许多国家的担忧。像印度、日本、澳大利亚和印尼等国家，一想到中国观念正在塑造国际规则和议程，就会发现自己正处于尴尬的境地。如果中国真的想成为一个强国，就必须展示其开放的姿态，为席卷全球的潮流打开国门。中国如何应对Google事件，将成为对她领导世界的愿望和资质的一个考验。
奥巴马访华系列博客之一
奥巴马先生要来北京了。中国举国都很关注。政府自然高兴啊，多给面子，美国来朝。民间左粪出于和政府一样的想法，也很高兴。民间右派也很激动，希望奥巴马的来访能给北京施加压力，改善中国国内的人权问题。
今天看到据说是美国国务院搭建的一个网站：提问奥巴马。因为奥巴马来华的时候，将在上海和青年人进行交流，回答他们的问题。美国显然希望通过这个行为，让更多的中国年轻人对奥巴马总统产生兴趣。但是显然这种经过中国政府推荐参与者的交流活动并不能满足美国的宣传需要——不要认为美国政府就不会宣传——所以他们又搞了一个网上版的提问奥巴马的页面。
说实话，页面体验很差，速度也很慢。但是依然挡不住人们前去的热情。仔细查看相关的问题，大部分都是希望奥巴马能够帮助中国人取得自由的愿望，对中国政府施加压力的期待。当然也有一些据称是五毛党的人渗入到其中，但是数量显然很少。
在页面的左侧，还有一个调查：什么是美中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
在列举的四个选项：经济与贸易、环境、地区安全、网络自由中，网络自由得票率最高。截止到北京时间2009年11月15日18点19分，有75%的人选择网络自由。
而且，美国国务院把这个问题列入与贸易、环境和地区安全等重大问题并列的问题之一，也可以看出美国国务院的倾向性和态度。
我建议能看到这篇文字或者看到那个网址的网友，迅速转发这个地址。这是目前为止，在防火墙内能够看到的唯一的充满着批评中国政府和中共的页面了吧？而且相信在奥巴马离华之前，这个页面不会被防火墙拦截。
按：我一直以为中国人是不关心国际关系、外交新闻的。但是这一次我错了。因为李光耀要求美国保持亚洲势力，制衡中国勃起的言论，引发了大量的争议——关于中国崛起的，关于李光耀华人身份的，关于中美关系的，以及关于美国在亚洲种种劣迹的。
大家乐此不疲的在这篇文章后面跟帖争论，有些人悍然对我发动了人身攻击。我知道我看到的只是一部分跟帖，有一部分因为种种原因未予显示——当然，不是我的原因，而是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
在这些谩骂和争论中，有两个角度让我很高兴和欣慰：一个网友称我是美国利益的代表者——虽然我自以为我代表了中国利益，但是我仍然把这个看作是对我的表扬。
另一个就是曾经被中华网谩骂的，美帝国主义的走狗，《南方都市报》的社论版全文刊发了我这篇小文——南都一直是我最仰慕和赞赏的媒体。没有之一。
对此，一并感谢。
新加坡的内阁资政李光耀10月27日在华盛顿出席一个会议时发表了一个演讲，演讲中涉及到中国的部分引起了国内民众的争论。在这篇演讲中，李光耀主要分析了目前的全球形势，尤其是亚洲局面的变化走向。其中一个观点是亚洲势力应该达到一个新的平衡，在这个过程中美国应该继续参与亚洲事务，应对中国的崛起。
因为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李光耀不但是华人，而且和中国的关系很密切。这次却要求美国保持其在亚洲的影响，制衡中国，这让很多人感到不满意、不高兴。环球网的一项调查显示，72.2％的受访者表示李光耀的演讲是“没道理”的，有56.7％对亚洲国家平衡中国崛起的做法表示“不理解”。
可这个问题并不是“没道理”、“不理解”就能概括的。而且李光耀的演讲也并非没有道理。
1、从新加坡的角度看
李光耀在那篇引起争议的演讲开篇，就阐述了新加坡在外交上面对的问题：“小国对国际趋势没有什么影响力。新加坡向来接受世界的现状。我们对世界进行冷静的分析，利用不期而遇的机会或者避免受到损害。”
这是他们不得不面对的一个现实。虽然经过了半个世纪的和平发展，但亚洲各国的互信仍没有完全确立。从二战以来，到冷战期间的裂痕仍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做为新加坡的内阁资政，李光耀当然要考虑到新加坡在这种现实情况下的未来走向。
他不是要求美国限制中国崛起，而是希望在中、印崛起，日本外交在重点回归亚洲，但是亚洲各国互信没有坚不可摧的情况下，美国力量能够维持这一地区的力量平衡。而达到力量平衡的一个目的就是能够实现一个和平的外部环境。
李光耀深知如果力量平衡被打破，亚洲的动荡尤其是东亚、东南亚的动荡局面，势必会对新加坡造成很大的冲击。这也是他在在上世纪90年代积极斡旋两岸关系的一个主要原因所在（当时李光耀积极促成了在新加坡的汪辜会谈），他不只是因为自己是华人，所以要为两岸关系缓和做努力，而是因为他深知两岸关系紧张，对东南亚不好，对新加坡也不好。
2、从亚洲的现实看
李光耀对美国势力在亚洲的期待，不但符合新加坡的利益，也符合亚洲的现实。
在亚洲诸多问题的解决上，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大国进行背书和保证。但是由于亚洲各国的发展状况和互信基础比较薄弱，亚洲国家显然难以担当此任：中国一直对外声称无异于争夺亚洲领导者的位置，而日本由于历史问题显然不能取信于亚洲各国，印度实力还相对较弱……
而美国从二战以来，就在亚洲地区有着很大的影响力。虽然这种影响并不一直是正面的，但是现在这种正面效应正越来越大。
国防大学教授李大光在其分析中认为，美国在亚洲保有其影响力有其积极意义：
一是美国在亚洲的存在具有制衡日本的作用；二是具有稳定朝鲜半岛局势的作用；三是具有遏制“台独”势力的作用。
这些都是对中国有利的，中国的崛起不但需要内政的调节，更需要一个稳定的外部环境。而除了上面的制衡作用，美国的影响对于平衡印巴矛盾，调节巴以冲突以及在亚洲地区的反恐方面都有着积极的意义。而东南亚和中东的稳定，显然也是符合中国的利益的。
3、从中国的角度看
李光耀在其演讲中，用很大篇幅分析了中美关系。可见至少在他看来，中美关系对亚洲的未来发展具有很大影响。虽然他认为中美关系既有合作，也有竞争。但这种竞争已经更多的体现在非军事领域。个人以为，中美之间发生战争的可能性已经越来越小。
虽然弗里德曼的“金色拱门理论”（他认为两个有麦当劳的国家不会发生战争）并不总是正确，但是中美在贸易上互相依赖的加深，必然会减少军事冲突的可能。
所以，美国在亚洲的势力并不完全会针对中国进行限制，尤其是在军事领域。我们也大可不必对美国的势力抱有太多的敌意。
当然，不能说美国的亚洲势力对中国完全有利，人们提到美国 的亚洲势力的时候，总是会想到他们在两岸问题上的起到的作用。但是我们得承认，现在解决两岸问题已经越来越看重两岸间的政策和两岸民众的选择。虽然不能说 美国为了维护其战略利益和地区平衡，不会从中作梗。但是决定权已经明显不在它那一边。
所以我觉得何必对李光耀的演讲和美国的亚洲影响抱有太大的 敌意，很大程度上，美国在亚洲地区的影响对中国是利大于弊的。更重要的是，我们的政府比我们更清楚其中的利益均衡，我们要是有不同意见，就说出自己的道理 来，单纯的“没道理”、“不理解”甚至是开口谩骂，并没有什么实际意义。
http://news.ifeng.com/opinion/pingzhongping/200911/1105_3362_1421908.shtml
石扉客的博客转载了FENGZHENGHU写的一篇文章。文章讲了他在洛杉矶遇到的一件事情。
当时他的同学开车送他去机场，四车道的路上有三条车道挤满了车辆，而他们驱车行驶的最左边那一条的行车却寥寥无几。询问同学才知道他们行驶的那条车道时鼓励合伙乘车的，由于许多人都是单人开车，所以只好在另外三个车道上缓慢前行——没有人把车开到鼓励合伙乘车的车道上来。说到为什么大家这么自觉，FENGZHENGHU的朋友将其归结为高额的罚款：“如果借道，就要罚款341美元，大家都清楚。”
好吧，我把我认为这是“一种生活方式”的偏见搁置起来，暂且相信这完全是由于人们担心罚款才愿意遵守这个规则的。那么，如果这条规则发生在中国，会出现什么状况呢？
我一段亲身的经历或许能够给这个假设增添一个注脚。
国庆最后一天，我送女朋友去北京西站坐车回石家庄。赶到北京西站的时候，离开车的时间已经很近了。我们正着急赶着进站的时候，被火车站的工作人员拦住了，要求出示车票，凭票进站。因为时间紧，我们没来得及买站台票，只有女友一张火车票。我选择了遵守火车站的规定，无奈的让女友一人进站去赶火车。而我站在站外，看着女友拿着大包小包，安检，费力的跑往候车室……
就在我站在门口往里目送女友的时候，我亲眼看到了好几个人，虽然没票，但是强行闯了进去。等待进站者众，工作人员来不及阻拦，后面的乘客已经举着火车票跟了上来。那三个工作人员只好放弃那几个闯关的乘客。
如果当时是你在现场，你眼看着自己遵守规定，让女友一人拿着大包小包，艰难的进站，蹒跚着前行。如果是你在现场看到拦下你的工作人员，没有拦住其他和你一样没有票的乘客，他们硬闯进去，就可以帮着亲朋提包进站。如果是你，你会怎么想？
反正我当时的想法就是：下一次，我也要强硬闯关……
下一次还没有到来，但是我想如果真有下次，我可能真会不再遵守那个规定，直接硬闯进去。到了现在，我是不是可以说，由于北京西站工作人员的执行的问题，无形中鼓励了人们不遵守他们所设定的那个规定呢？具体到我来说，如果我遵守规定，则只能眼睁睁的看着女友自己狼狈进站。而如果我不遵守规定，硬闯进去则很可能成功的将她送进车站。即使我真的被栏了下来，那结局也和我遵守规定每什么区别。只不过不能送站而已。
在中国大陆，有太多这样的规定，它存在的意义不是去限制人们的行为，不是督促人们尊重它。而是为了鼓励人们去违反它，鼓励人们去不尊重它。人们都不是傻子，在一次次看到违反规则获取的利益要比遵守规则还要大的时候，谁还会去遵守？
于是，无照驾驶的人，给交警递上一条上等的好烟，就可以免去处罚而被放行；于是，背包的人们进地铁的时候，大摇大摆的经过安检机器，而完全不理会工作人员让他们安检的诉求；于是，在排队日那一天，公交车一进站，人们依然蜂拥而上；于是，在禁止吸烟的告示牌下面，人们吐气如云……
我相信，对于那些行驶在道路拥挤的车道上的美国人而言，他们并不仅仅是担心因为那341美元的罚款，而是因为遵守一项社会规则已经成为他们普遍的社会共识。当然，每一项社会规则出台之前，也经历了广泛的讨论，它们不是在“高度共识”的会议室里被确定下来的，而是在争吵的媒体上最终达成的社会统一意见。一旦经过争吵、讨论的规则被确定，这些规则也就开始被广泛遵守——这其中有违规成本的问题，也有遵守社会规则已经成为一种常态这个重要的原因。
我已经厌烦了在经济数据上与美欧等国的对比，赶日超美的数据攀比已经几近烂俗的境地。但是，当我们拿每一个国民的社会态度、生活原则与美国人进行对比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其实我们还差的很远。这个“很远”的差距是难以用数量来衡量的，这种差距也不仅仅是“随地吐痰罚款十元”和“341美元”的差距，这个差距也不仅仅是那些规则的差距，不仅仅是政府部门的差距，不仅仅是执行机关的差距。这种差距在是存在于你我每一个人的行动的细节里的东西。
这个细节是，下一次，当我再次送女友到北京西站的时候，是选择购买一张站台票，按规定进站，还是铁了心的硬要闯关？这个细节是，在时间很紧张的情况下，在许多人漠视地铁工作人员安检提示的情况下，我是否能够将背包放到安检仪的传送带上？这个细节是，我是否有勇气走到喷云吐雾的烟民面前，指着禁止吸烟的牌子请他们熄灭手里的香烟？这个细节是，当公交车上的人们都把头扭向窗外的时候，我是否愿意站起来把我的座位让给一个老人？
我承认，许多时候，许多细节，我并不能完全做到。我也知道，好多人也在漠视这些细节问题。我了解，这么多的我和这么多的许多人汇集起来，构成了一个不遵守规则的整体。然后这个整体还会不断的影响他人，鼓励他人破坏既定的规则。
然后，我终于发现，当我抱怨规则鼓励人们不遵守规则的时候，当我和其他人一样抱怨人们不遵守规则，破坏了公平原则的时候，当我对这个社会的许多扭曲、黑恶现象大加批判的时候，我也是当中的一份子，我也曾经，并且还在为这个不公平的社会添砖加瓦，让它更加的问题重重……
我们和美国人的差距在哪里？就在这里。
第一次知道七月四日这个日子，是看奥利弗·斯通的电影《生于七月四日》，当时我在上高中——是的，历史书上有这个日子，但是我毫无印象——对这个世界几乎一无所知，除了我身边的生活琐事和课堂上的得到官方授权的课程。当然，在那些课程中，尤其是我这个文科类的学生，被告知——或直接告知，或间接教育：要热爱祖国。
我毫不怀疑其正当性和合法性，生在这个国家，生在这个片国土上，我当然应该热爱这个国家和这个祖国——虽然我不知道，也从未想过，我的祖国是不是一样会热爱我。
所以，你能想象，当我看到电影中汤姆·克鲁斯扮演的那个退役美国兵——因为他的祖国而失去双腿、失去性能力的美国公民，大声对他的国家、他的政府喊出“fuck！”这个单词的时候，我所产生的困惑和震撼——我几乎是看着他长大的，在他小时候，在他和他的祖国一同过生日的时候，我看到他玩士兵的游戏，玩的那么快乐；看到庆祝独立日游行的队伍，也是那么的兴高采烈。然后我听到从战场回来的他一次又一次的说：“fuck！”
从看到这部电影到现在，我又在这个国家度过了将近七年的时间。在这七年里，我高中时候所接受的那些教育，开始逐渐的被肢解，我开始怀疑那时候被迫接受的东西——我曾经一遍又一遍的背过的东西，我曾经看到五十周年阅兵的视频并为之流泪的东西——我甚至开始怀疑这个政府，我开始怀疑我的国家……
我对此毫不感到惊恐和不安，而是越来越相信，这是理所应当的。我开始相信，在一个成熟的国家，公民的怀疑精神，怀疑其政府、怀疑打着国家名义进行的一切活动，都是最自然而然的事情。
也正因为如此，当我饭否上看到为数众多的同胞们，在七月四日这天，高呼：“美国万岁！”的时候，我竟然感到极端的不适应。我不知道这只是一种口号，还是一种狂热？只是前者，当然毫无意义，但如果是后者，我更因此感到忧虑。
或许是我英文能力的限制，当我去twitter上去搜索Long live the USA!的时候，得到的结果并不是很多——twitter上面，关于美国独立日的热词是：Happy Independence，是happy 4 july。
一个一个“万岁”，一个happy，总是能体会出不同国家的国民所具有的不同气质。我们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似乎已经习惯了山呼万岁：领导要万岁、人民要万岁、共和国也要万岁……我们的上一辈或者再上一辈的人们，在万岁中狂热，并在狂热中迷失。而我们在这种体制中生活的久了，虽然开始抵制这种体制，但是毫无疑问的也受到了体制的影响，甚至成为体制的一种构成部分。
在我所知道的寡陋的美国历史知识中，我认为包括美国建国者在内的美国民众，都对政府有一种天然的不信任感，也因为如此，他们才会在日常政治中，对政府施加诸多挚肘。
而且，美国并不是没有经历过令人遗憾和感到恐怖的时代，当年麦卡锡以美国的名义搞赤色恐怖的时代，说明在任何的政府中，都存在着值得我们怀疑和保持警惕的不安因素。美国也是如此。
现在是北京时间七月五日的十一点钟，在美国已经是七月四日的深夜，独立日还没有过完。在这个国家233岁的今天，我看到许多人对这个国家表现出了狂热的崇拜——其实我又何尝不羡慕这个国家，但是与这个国家相比，我更愿意去羡慕他们的国民。
不是因为他们生在这个自由而民主的国度，而是因为他们身上的那种自由而民主的素养。如果不是美国民众身上的自由、民主的素质，任何一个好的政权，都有可能在那种狂热的时代，走向歧途——美国没有被麦卡锡带向深渊，并不仅是他体制的原因，更是因为这个国家民众的自由的民主意识，是他们在传统中对政府的怀疑态度，是他们已经根深蒂固的生活方式。
那是美国人特有的精神——我们何必山呼万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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