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曾经看到一个笑话，说一个游客在食人族的岛上旅游，看到一个卖人脑的小店。里面卖各式人脑，价格不等：艺术家脑每磅9元；哲学家脑每磅12元；科学家脑每磅15元；经济学家脑每磅219元。游客琢磨着按照供需规律来看的话，人们肯定特别喜欢吃经济学家的脑袋，因此造成了经济学家的脑袋售价最贵。但是一问店主才发现不是那么回事，店主告诉他之所以经济学家的脑袋贵，是因为大多数经济学家是无脑的，不知道杀了多少个经济学家才找到一磅脑子，物以稀为贵，所以价格很高……
当然，这只是一个笑话而已，但也能反映出人们对经济学家这个群体存在的争议。不是有没有脑子的争议，而是到底他们有多重要，以及重要到什么程度的争议。而去年那场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更加激发了人们讨论这个问题的兴趣。
去年11月的时候，英国女王视察伦敦经济学院时，就曾经问询那些经济学家们，为什么没有人预见到这场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而如果他们能提前预见到这场经济危机的话，那么政府就可能更早的采取措施，避免这场危机的发生——至少可以减少危机对经济产生的冲击。
女王的问询显然让那些经济学家们诚惶诚恐。于是在今年6月份英国英国社会科学院专门就此组织了一场论坛，让与会者就女王的问题进行讨论。讨论的结果是向女王发去一封联名的道歉信，就没有预测到金融危机的“时间、幅度及严重性”作出诚恳道歉，称这是许多“智慧人士的集体失察”。
道歉信发出月余，我在FT中文网上看到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塞缪尔??布里坦的一篇专栏文章《经济学家并非预言家》。在这篇文章中，作者声称虽然自己也是那次论坛的与会者，但是他并不赞同那封道歉信的观点。因为作者认为，经济学家并不具备预言家的能力，他感觉那封道歉信将经济学家们放到了当初泰坦尼克设计者的角色——虽然他们设计了一艘自认为永远不会沉默的大船，但是他们显然并不能预测到海底的冰川到底在那里，到底会给泰坦尼克号带来何种冲击。
梁小民也认为，经济学家的预测遇到“滑铁卢”并不奇怪，他觉得经济学家的预测如果说准确的话，那么纯属偶然，而预测不准才很正常。因为经济发展的因素错综复杂，谁也说不准。
所以，虽然邹至庄教授列举了自己曾经做出准确预测的两个例子，但是我还是对他因此就证明经济学家是可以做出准确预测的观点有点不以为然。
林行止在一篇专栏中曾引用的哈耶克的表述也印证了梁小民的那个观点。哈耶克在一九七四年接受诺贝尔奖的典礼上说：人的思维、见解和经验各有不同，“我”无法领悟和体会他人的行为，要把所有人的行为归纳为计量模式从而进行“科学研究”是不可能的。经济是所有人的行为的反映，由于“人心不同、各如其面”，经济前景因此很难甚至不可测。
在这篇名为《经济问题经济学家沉默是金》的专栏中，林行止同时引用了凯恩斯的一个趣闻。有人问他，为什么他的观点经常变来变去呢？凯恩斯回答说：“先生，当统计数字改变时，我的看法有什么办法不随之而变。”
经济学家有没有精力和能力去时时刻刻了解到最真实的即时经济数据？我不知道，但是个人以为总是有点难度，大家不过都是在用政府的统计数据嘛，如果政府的统计数据有问题，你让经济学家怎么做？
更何况，政府在危机真正出现之前，到底会在多大程度上考虑经济学家的观点还是一个未知数。不说远的，就说说我们眼前。对于中国经济，许多分析人士认为现在流动性太大了，不好；国进民退，不好；政府与民争利，会影响经济的长远发展……
经济学家们提出了这么多的问题，到底有多少政府会认真的采纳？说到底，对于政府来说，它们采纳经济学家的观点，很多情况下，只不过是因为那些观点证明了政府的政策是正确的——他们希望经济学家为他们背书，虽然也有许多“经济学家”确实在这么做，但其实这不应该他们的责任。
其实说到经济，我不过是一个纯粹的门外汉。所以也只能帮大家列举一下许多门内汉们的观点，如此而已。
全世界都在谈中国。
在刚刚过去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上，虽然人人称其为“G2”，奥巴马也将“中美重塑21世纪”做为其演讲的主题，但毫无疑问，在这次中美对话上，中国是唯一的焦点。
从希拉里的“人心齐，泰山移”开始，美国高官在演讲时，纷纷引用中国的古语、俗语和成语。“中国通”盖特纳用“风雨同舟”显然是喻指中美关系，而奥巴马更是不但引用了孟子的“山径之蹊间，介然用之而成路，为间不用，则茅塞之矣”(出自《孟子·尽心下》）”，而且还把姚明的话搬了出来。
忽如一夜春风来，一直韬光养晦的中国，仿佛霎那间成为了和美国平起平坐的大国了——当然不仅仅因为中国是美国的最大债主。一项分析称，中国即将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目前全球都身陷经济泥潭之际，中国经济增长仍旧能够实现8%的速度，可谓全球经济的唯一亮点。
最新一期的《时代周刊》亚洲版的封面是一只熊猫，拿着打气筒给瘪了的地球打气。不用看文章，谁都能看出当中的意思：中国拯救世界——当然，《时代周刊》在这个短语之后，还加了一个问号：中国能拯救世界吗？虽然对这个判断的质疑声音并没有停止，但是仅仅从人们开始讨论这个问题本身，就表明，中国无疑已经成为全球版图中最重要的力量之一。
中国，已经崛起。
中国国内又在发生什么？
昨天远文在评中评中，谈到了打工妹们的悲惨生活。看起来她们的遭遇都是个人化的，与政府无关，也无关强权，激不起更多网民们的关注。于是她们的痛苦悲惨且沉默的发生了，在这个即将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的国家，在这个赢得了美国总统、国务卿和财长尊重的国家，她们默默的演了一出又一出的悲剧——给自己看。
“幸运”总是相似的，不幸却各有不同。同样是默默无闻的小民，他们生活在内蒙古赤峰，生活在湖南浏阳。他们面对着严重的污染事件，他们的身体因为污染而受到伤害。他们唯一的幸运是，他们用自身的悲惨，赢得了媒体的关注。然后，一切看起来都在向好的地方发展——但是，下一次哪个地方会重新出现类似的“不幸”？谁也不知道。
另一个小民的遭遇，看起来则有点好笑——请原谅我的冷酷用词，但是它确实好笑：河南南阳市民王清向南阳市上至市政府下至某区蔬菜办公室共181个行政部门提交了7项政府信息公开书面申请，最主要一项内容是“三公”消费(公款吃喝招待、公车消费和公费出国) 公开。许多部门非但没有实质性回复，王清反而受到了盯梢和监视，有一种被认为是“间谍”的感觉。公民申请公开“三公”竟然成了“间谍”？这是一片充满着童话的国土，有童话，我们当然要笑笑。
小民，依然卑微。
在1900年，梁启超在他的《少年中国说》中曾充满希望的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
壮哉！当昔日的“少年中国”成了今日壮年大国之后，这个梁启超的这个期望是不是应该颠倒过来了呢？是不是到了“国智则民智，国富则民富”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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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第38页
在谈到经济发展和动乱的问题时候，作者引用了托克维尔的一个论断：
在法国革命前，国家繁荣的步伐不仅突飞猛进，而且史无前例。这种持续稳定增长的繁荣，远没有使人民乐其所守，却到处滋生着一种不安定的情绪。而且正是在法国那些发展最快的地区，人民大众的不满情绪才最高。
虽然作者在随后的例证中，也表明，这种情况并非普遍。虽然经济发展与动乱之间存在着一定关系，但是这种关系远非正比或者反比那么简单。
作者进一步分析到：经济发展水平低，经济发展与动乱之间成正比关系；经济发展水平中等，两者之间无明显关系；经济发展水平高，两者之间成负关系。
但是这个论断看起来有些过于笼统。我个人以为，在此之前作者提出的一些状况或许能给我们一个具体的启发：
如果经济法发展造成了以下的状况，那么这个社会就可能会出现动乱的状况：
1、 传统的社会集团（家庭、阶级、种姓）被毁坏，从而让失去社会地位的人数增加；
2、 产生暴发户，他们要求得到与他们新的经济地位相匹配的政治权利和社会地位；
3、 增加地区流动性，尤其是农村人口向城市移动，从而产生社会树立和政治极端主义；
4、 生活水准不断下降的人数扩大，贫富差距增大；
5、 虽然某些人的绝对收入增加，但是他们的相对收入却没有增加或者减少，从而不满情绪大增；
6、 为了提高投资，而对消费实行总体的限制——或者因为投资而对消费产生挤出效应，造成公众的不满；
7、 识字率、教育水平和对新闻媒介的接触增加，提高了人们的希求和对比，但是这种希求却没有得到满足；
8、 在投资和消费的分配方面加剧地区之间和种族和之间的冲突；
9、 利益集团的组织能力和力量不断加强，对政府提出的要求不断增加，但是政府显然不能满足这些要求。
通过从亨廷顿的观点中，稍加变幻出来的这九点，我们可以看到，几乎每一点都是中国当下最真实的写照。而且经济的这种畸形增长，还在不断强化这九点状况。
尤其是社会流动性增强，和人们通过越来越方便的新闻媒介，得益更好的认知到外部的世界，了解到自身的生活和其他人的生活差距。如果这种差距不断的变大，那么人们希望改变自身状况的愿望就会随之增加。但是由于在消费分配上的差距增加，贫富差距拉大，这种愿望能够实现的指望越来越小，这样一来，社会动荡的危险就会增加。
尤其是当经济陡然下滑，低收入者不但看不到向对收入的提高，甚至连绝对收入也在下降的时候，更容易爆发革命。
昨天G20峰会闭幕了。联合报把会期给计算了一下，把与会的领导们吃饭上厕所睡觉寒暄照相等待翻译握手在路上等无意义的时间去除后，每个人可能只有14分钟的时间。也就是说，拯救世界的时间，只有14分钟。你能想象这些元首能在14分钟的时间里找出拯救世界的方法吗？要知道上帝创造这个世界还用了一个星期呢——还是六天工作日的情况下。
所以我到现在都很难想象这次G20峰会会有什么实质性的改变。
可是，话说回来，我们为什么要把希望寄托在这二十几个人的身上呢？因为蜘蛛侠说的能力越大责任越大？或者是相反？
可是，这些人真的可靠吗？这个世界难道不是因为这些人才搞成这个样子的吗？并且不正在他们的管理下，越来越糟糕吗？那么，我们为什么相信，经过两天——或者14分钟之后，他们就能创造一个美丽的新世界呢？
人们总是习惯性往回看，比如当前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有的人往回看到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呼吁将于周六召开的华盛顿峰会继承起布雷顿森林会议的重任，建立一个新的全球金融体系。不过也有分析家认为，现在要改革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布雷顿森林协议，“是完全不可能”。
还有人因为当前金融危机的爆发，回想到了上世纪的罗斯福新政。传统的历史教育告诉我们，正是当时的罗斯福新政，将处于“大萧条时期”的美国带出了泥沼，走向了新的繁荣。而罗斯福新政中有一个措施更是为今天的我们所效仿：通过政府投资，提供了政府就业，进而提高民众收入，拉动内需增长。
不过刘瑜却揭开“罗斯福新政神话”的画皮，告诉我们罗斯福新政之所以成为神话，与其说是因为它经济上的成功，不如说是政治上的成功。
刘瑜举了一个例子说，政府如果用10亿税收造一座桥，这座桥雄伟漂亮、看得见摸得着、一百年不倒，使用的人肯定会感谢政府，但如果这10亿元分散到1000万人手中，每个人用100元买一双鞋，虽然穿鞋满足了消费者的身体需要而且推动了鞋业的就业率，但估计任何人也不会因为这双鞋感谢政府——这大约是为什么政府总有扩张自身的内在冲动的原因。
这个论点与余以为的一篇评论的观点颇为相像。针对政府即将进行的4万亿元投资计划，作者认为与其用这4万亿来进行投资，还不如“藏富于民”，给每个民众发3000元。因为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百姓不是没有内需而是没有钞票，“内需”人人都有，吃香的喝辣的，住好的，穿漂亮的，谁不想呵？关键在于你口袋里有没有钱。所以苏振华就认为，《大搞基础建设不如改善民生》
当然，这次政府出钱投资的主要方向中，无论是民声工程、基础设施建设还是生态环境建设，都是之前我们政府投资的薄弱部分。此次政府下大力度把钱花在这几个方面，是一个很积极的信号，也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预期。不过，有了好的信号，好的预期，我们还需要在实施细则等方面下足工夫，务求十项措施中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让百姓受益，让社会更和谐，让中国经济为世界经济尽快摆脱危机发挥更大的作用。所以在花钱之前，我们需要了解一下《十项措施依托的四大有利条件》。
ps:因为工作生活等原因，博客更新频率减少。非常抱歉哈。我会尽量一周至少一篇的。呵呵。这篇也称不上完全原创，不过连接中的文章确实值得一读和思考。看我肤浅的文章，还不如去看他们精辟的观点呢。
以后尽量与大家多分享其他人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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