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中评

夜色笼罩下的无边黑暗中，总有一些事情是我们不曾看到。

2009年12月12日凌晨两点半，我打车回家。路过一条小路，看到两个清洁工人，一个人正在收垃圾桶里的垃圾，另一个人认真的扫着路面。安静的黑夜里，扫帚划过路面的沙沙听的分明。那是一个我生活了六年的城市，而直到那一天的凌晨，我才知道，原来在这个城市熟睡的时候，却是他们最忙碌的时候。

而只有当血流满地，生命消陨的悲剧发生之后，我们才去思考那些在黑暗笼罩下，我们未曾发现的问题。

还是那一天，当我到家，洗漱完，刚刚倒头睡下之后，远在湖南的一个小山村里，一个名叫刘爱兵的34岁男人，举起了随身携带的鸟铳，打死了自己的堂叔刘树深。随后，他又杀死了刘树深兄弟一家三口，并一把火将房屋点燃。

大火，惊醒了附近的邻居。当村民们起身救火的时候，刘爱兵向这些无辜的乡亲开枪了。子弹打光后，又挥刀乱砍。那一晚，13个村民失去了生命。

看起来悲剧发生的原因非常简单，根据新华社记者的采访，凶杀案背后的原因很可能是因为树木、竹子交易过程中的一些矛盾。可事情看起来愈简单，我越感到不安。如果这样的矛盾都能引起13人死亡的命案，在我们印象中，本来淳朴的农村社会风气，已经差到了何种程度？更何况，刘爱兵最先举枪相向的，竟然是他的堂叔。在农村中，最被看重的亲属关系，竟然已经抵不过几棵竹子交易中的争执。如果不是这一再发生的杀害亲人的惨案，我们是否能意识到亲人伦理的断裂？

在中国传统中，皇权不下乡。到了乡村这一级，都是传统的乡绅和宗族长老，依靠传统的道德和伦理观念维持秩序。但是新中国成立后，不但政权下到了乡一级，甚至到了村一级。经过几十年的运动和政权变化，传统的乡绅宗族观念，已经被行政观念所替代。村支书、村委会主任成为主持一村失误的领导者。可行政上的领导虽然维持了基本的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但是传统上的伦理和村民间的宗族纽带却不断的被稀薄，被破坏——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宗族观念在许多村领导那里还是针对自己行政权利的威胁因素。

而凶杀案发生后，当地警方说嫌疑人刘爱兵有精神病史。虽然听起来这个未经精神疾病专家判判定的定性，减缓了这起悲剧的严重性——这只不过是一起精神病患者暴力倾向的偶然性爆发而已。

我们且不说“精神病史”的判定是否符合实情。即时真的如此，那也是为乡村传统伦理遭到破坏这一问题的又一例证而已。

我在幼时的时候，村子里有好几个人精神有问题。我熟识他们的样子，经常看到他们在街上闲逛，衣服破烂，话语不清。村里人们也经常拿他们取笑，不过严格来说并没有什么恶意。他们遇到麻烦，乡亲们还会施以援手。比如当他们的亲人找不到他们的时候，乡亲们也会帮忙寻找。看到他们离家走的太远了，村民们就会拦住他们，让他们赶紧回家去。

但是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事情起了变化。小时候记得的到晚上灯火通明人声鼎沸的村子里，现在一到晚上就闭门闭户了。透过那被建的越来越高的围墙，你只能看到从里面透出来的细微灯光，听到里面电视的声音。但是以前那种大家饭后聚在街口，侃大山的场面越来越少了。

而英兰，我那个有精神病史的邻居，终于有一天走失了再也没有回来。当她的父亲焦急的寻找她的时候，村民们竟然谁都没有注意到她，谁也说不清她去了哪里。好久之后，我回到老家，问起母亲这个命运悲惨的邻居，母亲说之前听一个出远门的乡亲说，在青海那里见到一个女人，好像是英兰。但是那个乡亲没去确认，只是感觉很像，然后就错过去了。而英兰的两个兄长，则矢口否认，认为英兰绝对不会到那么远的地方去——既然否认了，当然也就不会再去寻找了。

听起来，一切都和以往不一样了。不是吗？只是我们不知道这个变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我们也不知道，在这种变化的背后，到底意味着什么。直到有一天，当变化以13条生命的悲剧惨烈的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时候，我们满脸惊愕，但是却不知所措……

下午的时候，一段新闻视频引起了我们的争论。简单概括视频内容为：一个犯罪嫌疑人去农村抢劫，结果被村民追赶，包围在一户农户里。嫌疑人负隅顽抗，村民报警。警察过来，嫌疑人手中有刀，有一个叉子，还不断向警察投掷砖头，其中一块砖头砸中了一个队长级别的警察。警察向其鸣枪示警无效，开枪将其击毙。（建议您往下看之前，先看一下视频。）

我们所争论的是，这个人应不应该被打死。

在争论的过程中，我查找了相关资料。在《中国人民警察使用警械和武器条例》中规定了警察可以使用武器的几种情况，其中两种情况是符合当时的情况的：

(十)以暴力方法抗拒或者阻碍人民警察依法履行职责或者暴力袭击人民警察，危及人民警察生命安全的；

(十三)实施放火、决水、爆炸、凶杀、抢劫或者其他严重暴力犯罪行为后拒捕、逃跑的；

所以，按照这个条例的规定，警察开枪打死这个嫌疑人，是没有问题的——也就是说，警察可以开枪将其击毙。但是，当时警察必须开枪，或者必须将其击毙吗？

在有关该事件的新闻中，记者声称该犯人的行为对周围群众造成了危险。可是在视频中，我们可以看到，周围的群众基本上都是围观的，起哄的，你甚至能听到里面大笑的声音。如果警察事先将周围警戒，或者将群众劝离，这种危险基本上可以避免的。

而另一个重要的理由是，警察被砖头砸伤了。在视频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许多警察甚至都没带警盔就直接到了现场往上冲，甚至那个开枪将嫌疑人击毙的警察，也是光头没戴帽子，直接面对嫌疑人的砖头。我想，如果那个受伤的队长，不是太粗心，没注意应该做好的自我防护，就是认为这个人的行为不至于太有威胁。

而最终，当警察将枪举起，瞄准嫌疑人的时候，他有没有想过，其实他本可以将其打伤就可以了。做为神枪手的他，打伤一个人，总比打中一个人要更简单吧？那个男人并没有劫持人质，情况也并非很危急，来不及判断。为什么就非得把嫌疑人给打死呢？

当然，我不是不明是非。按照新闻报道的说法，这个嫌疑人是在持刀抢劫，肯定是需要受到惩罚的。而警察的生命也是应该受到保护的。如前面所言，按照规定，警察开枪将其击毙也是符合法律规定的。但我所反对的，只是人们对于生命的态度。

仔细分析，当时的情况并非只有将嫌疑人打死一种途径可以选择。用高压水枪，催泪瓦斯，都可以逼其就范。当然，如果一个小县城的警局没有这些工具的话，那么至少应该有一个盾牌挡在前面，慢慢接近并制服嫌疑人吧？即使当时现场没有这些东西，那么警察是不是能够为了一个生命，而不辞辛苦的回警局去拿一下？试想，如果当时那个队长能有一个盾牌，甚至戴着一个警盔，他都不会被砸中头部。

如果这些，都做不到，那么至少可以将嫌疑人打伤，然后制服吧？怎么都不至于直接开枪将其打死啊。

无论死者是一个抢劫犯，还是杀人犯，还是一个普通人，其生命都是无价的。在法律判处其死刑之前，其生命权都是不应被草率的剥夺的。而且对于生命而言，是不能倒带，不能重来的。一旦被打死了，这个生命就永远的结束了。

我能理解我那些支持将其击毙的同事的想法。这个嫌疑人持刀抢劫，是个犯罪嫌疑人。而犯罪嫌疑人应该受到惩罚。被击毙当然是惩罚的一种，而且开枪的行为还是合法的。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这种合法的情况，仍然是对于生命的一种不尊重？如果我们承认，我们所追求的，人生而平等。那么这个嫌疑人和那些警察和周围的百姓是不是应该具有同等的生命权？

如果我们承认这些，那么在周围的百姓和警察的安全可以受到保护——疏散百姓，警察持盾上岗——的情况下，是不是应该给予嫌疑人最大的生的可能？

只是，那样一来，事情就会很麻烦，还得疏散群众，还得拉警戒线，还得找盾牌，还得戴警盔，还得找催泪弹，还得找高压水车。倒不如将其一枪打死，又合法，又省事。

所以，我会说，这是一场事先张扬的击毙事件。因为在事情发生之前，我们都有了一个预判。人的生命是不平等的（可以避免的警察和群众的受伤要远比一个嫌疑人的生命更为重要），人的生命是不值得尊重的。

在这种预判下，我想，这样的事情迟早还会发生。而且，也许有一天就会发生在你我身上——你难道忘记了死在收容所的孙志刚吗？你难道不记得在看守所里因为刑讯逼供而死亡的徐梗荣了吗？

昨天上网看到这次矿难的新闻，我的直接反映是：操！说完这一个字时候，我没了下文。我已经麻木了矿和难拼凑起来的新闻，我甚至已经不知道该用什么样的态度来对待这样的新闻。

一切，都说了太多次。

然后今天我看到远文写的这篇评中评，把我想到的没想到的都说了出来。有时候，只有你能产生出这种切肤的痛，你才能有所行动。

可是，我们的行动是什么？

5年前，那时候我还不是一个媒体从业者，不明白什么叫“新闻价值”，也不知道什么叫“媒体传播规律”，所以还会为矿难难过。

那一年，矿难真多啊，一起，又一起……2004年11月28日，又发生了陈家山矿难，166人遇难。尤其让人难过的是，和从前一样，我甚至不知道这些死难者的名字。第二天，我写了一篇《无名无姓的死难者》。

我把全文转贴过来：转贴不是因为偷懒，而是因为今天的我，经历这么多媒体工作历练，不会再像从前那样又傻又天真了，我一直在跟“麻木”作战（不仅是我，也许应该包括所有中国人），我总是节节败退——所以，我只能翻出从前的文字。

如下：

我很想知道，那些因矿难而死去的兄弟们，你们叫什么名字？

我很想看到，在一份报纸，用一个整版，把你们的名字一排一排的列下来。我很想看到，在一个关于矿难的电视节目最后，是你们的名字在缓缓滚动。

你是不是和我一样，家中还有年迈的父母？你是不是和我一样，也是从农村外出打工？你是不是和我一样，也有着患难的朋友？你也许和我不一样，你还有着一个可爱的妻子？你也许和我不一样，你还有着同样可爱的儿女？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不知道你来自哪里？不知道你的家中还有些什么人？

你的父母妻儿倚门望归，可是你再也不会回来。你的朋友还在盼着在过年时与你相聚，一起喝酒谈天，可是你再也不会回来。你的父母还要依靠你养老，你的妻子还要依靠一起养家，你的孩子还等着你带回来学费。你离去了，但你的亲人和朋友，还将悲伤很久，很久。这会成为你的孩子一辈子的伤痛，他的童年，从此和其他人不一样。

我只看到一些数字：12、148、15、68、25……。人类非常聪明，一划一横，二划两横，三划三横，但十只需要写十或者10，一百只需要写一百或者100，一千只需要写一千或者1000，一万只需要写一万或者10000…..我们多么聪明。

但是，100和100个名字是不一样的，那不仅仅是更为费力，还告诉我们这后面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是一个个悲伤的家庭，是一群又一群悲伤的人。如果有更详细的信息，也许我们会看到他们和我们是如此的相似，那时候我们的悲伤会不会不同？

我看过《辛德勒名单》这部伟大的电影，里面最让我震撼的镜头是打字机敲出一个一个的名字。我知道越战纪念碑刻满越战死亡者的名单——这些姓名都一般大小，每个字母高1.34厘米，深0.09厘米；我知道9.11事件之后的临时纪念碑是一块刻满罹难者名字的纤维板；我知道9.11正式的纪念碑有个水池，周围刻着所有遇难者的姓名；我们还知道新泽西州的9.11纪念碑有两面墙，上面也刻着他们的姓名——“死难者的名字将被刻在很容易触到的地方，而且刻得足够深，以供人触摸，并且每个字都是3×3英寸大，使人容易阅读。”可是我不想知道他们叫什么，就像我的朋友说的那样：“十个阿拉法特比不上一个遇难的矿工”。

可是那些因矿难而死去的兄弟们，我不知道你们叫什么名字。

如今，5年过去了，我也有了妻子和孩子，更能体会那种悲伤到底有多深。矿难仍在继续，但我的期望从来没有实现过，我从来没有看到“一份报纸，用一个整版，把你们的名字一排一排的列下来”，“一个关于矿难的电视节目最后，是你们的名字在缓缓滚动”。

5年前，我以为那已经是“最坏”了，我不曾想到还有“更坏”。今天早上我仔细去看鹤岗新兴矿难的新闻，不用说，仍然看不到死难者的名字，但我居然找不到一张遇难家属悲痛欲绝的图片（如有请告诉我，我立刻修改并道歉），因为，矿方“抽调324名员工，3人一组，深入遇险职工家中，送去米、面、油等生活用品，细致做好安抚工作。”据说，“目前，绝大多数职工家属情绪比较稳定。”“针对媒体关于新兴煤矿控制了遇难家属，不允许家属出来讲话的质疑，新兴煤矿善后处理组表示，不存在这种情况，他们安排人员进入遇难职工家中，是为了更好地帮助遇难者家属。”

5年前，我不知道你们的名字；5年后，我甚至看不见你们的亲人悲伤的面容。我能做的，也许只有数数与默想：

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25，26，27，28，29，30，31，32，33，34，35，36，37，38，39，40，41，42，43，44，45，46，47，48，49，50，51，52，53，54，55，56，57，58，59，60，61，62，63，64，65，66，67，68，69，70，71，72，73，74，75，76，77，78，79，80，81，82，83，84，85，86，87，88，89，90，91，92，93，94，95，96，97，98，99，100，101，102，103，104。

凤凰网评论编辑：彭远文

http://news.ifeng.com/opinion/pingzhongping/200911/1123_3362_1447328.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