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男子，在美国的机场，违反了相关的规定，没有经过安检，闯进机场的安全区，与女友吻别。结果致使机场不得不对安全区的数千名乘客重新安检，并对“吻别事件”发生地C航站楼实施6个小时的关闭措施，许多进出港航班都因此延误。

后来这名男子的身份被证实了，是一名中国留学生。于是，公众对新闻的关注点转向了，从机场安检的问题转到了中国人违规的问题上。其实前者本来对我们距离就很远，美国人增强反恐安检力度的事情毕竟和我们关系并不是很密切。

在这种对身份胜过新闻本身的关注下，一个判断再次被提及：中国人总是不喜欢遵守规则。甚至许多网友在新闻后面大骂该同胞：把脸丢到国外去了——这样的论调本身就很值得玩味：把脸丢到国外难以忍受，难道丢在国内就可以忍受吗——就像我们常说的那样：家丑不可外扬？其实这些网友自身的规则意识、守法意识是否就很强，这本身就是令我怀疑的。很可能他是刚刚插队买了一份报纸看到了这则新闻。

还是回到那个判断吧：是否这则新闻就代表这中国人不喜欢遵守规则的事实？

虽然毫无疑问，这则新闻会强化这种印象。但是我还是觉得，这样的判断还是非常片面。到底在在数以百万计的中国留学生中，我们看到过多少多少违反法律和规则的新闻？每年同类新闻是否超过100起？

按照新闻传播的原理来说的话，遵守规则和法律的事实不是新闻，而违反规则和法律的新闻才算是新闻。也正因为如此，在人们的印象中，中国人违反法律的新闻才会多余遵守法律的新闻。也因此，中国人不喜欢遵守规则和法律的判断，才会在我们的脑袋里根深蒂固。

于是，我们在关注这类新闻的时候，将焦点就放在了身份的判断和解读上，而不是违反规则的本身。于是，我们就开始从文化、从历史、从教育、从社会构成等诸多角度去解读，去分析中国人这种身份为何会不喜欢遵守规则。相反的，规则本身倒被忽视了——我在这条机场安检的新闻中，没有看到哪条新闻告诉了我们，到底这个男人违反的是什么规定？在何种情况下，旅客需要重新安检？以及为何因为这个人的行为，就要将航站楼关闭？

其实问题本来就非常简单，一个人（好吧，做为新闻的一部分背景资料，我们把中国人的身份讲出来），在美国的机场里，违反了规定，结果造成了旅客滞留，机场关闭六个小时，而这个中国人也将受到惩罚。我们——无论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从这则新闻中，我们又应该得出什么判断呢？很简单，那就是规则是用来遵守的，一旦你不遵守，你就会受到规则的惩罚——你看，那个负责维持机场秩序和安检的警卫，不也因为没有坚守岗位，违反机场警卫的规则而被辞退了吗？难道我们因为这个警卫的玩忽职守，就可以判断说美国人太自我主义，经常为了个人的事情玩忽职守？

当然需要被强调的不止是惩罚这一个方面，还需要被强调的是因为违反规则而产生的后果和为了弥补这个后果，而需要付出的成本——在这次安检事件中，乘客付出了六个小时的额外等待时间，机场需要为组织重新安检付出了巨大的额外成本。这种因为个人行为，而对浪费巨大社会成本的案例，也需要不断的被提及，被关注，被强调。但是，现在我们过于强调的是违规人员的身份，而违规的惩罚和因此带来的额外社会成本，责被我们忽视了。

一个个体犯了错误，我们不必用全部的中国人来为他背书吧？他自己违反了规则，那么就让他自己去承担责任，接收惩罚，何必将全部的中国人道德水平绑架？

没想到，一个看起来是非分明的事情，却能一直争论到现在，而且依然各有说辞。

这件事就是重庆文科状元何川洋的造假事件。经查实，他篡改民族成分，来换取高考加分。后经披露后，他报考的北京大学已经放弃录取这位高考状元，而之前据说准备虑去他的港大也以英语未达标的理由拒绝了他。今天新闻一出来，同事最先想到的问题是：那他该怎么办？

说一个有点不近人情的判断：何川洋未来怎么办，是他需要考虑的。无论是复读，还是弃学……哪一种选择都是他面对的，而不是我们。

而对于我们，对于一直关注这起事件的网友们，我觉得最重要的不是何川洋的问题，而是我们自己该如何面对这样的事情。

王琳在评论中，引用了一个调查，调查的问题是：“造假高考状元应被罚重考吗？”结果有27328票投给了“不该”，18325票认为“应该”，支持何川洋正常录取的人数约占60%。与此形成参照的是，这两天一些评论都对何川洋表示了同情和支持，呼吁对他要宽容一点：

张鸣：为平众怒而严惩重庆状元不如宽容

熊丙奇：就不能放过作为“从犯”的高考状元吗?

屈正州：面对何川洋我们都是道德完人吗？

当然，大家在同情何川洋，希望宽容他也有一个前提，那就是错误是他父母犯下的，他父母已经被惩罚，对于他应该宽容。但是我还是怀疑，何川洋在造假事件中，会完全不知道？做为一个高中生，他难道不知道造假是不对的，是对其他人不公平的，如果被发现可能会受到惩罚的？如果他连这些起码的是非观念都不知道的话，我不知道我们的著名高校录取他还有什么合理的理由。如果他知道这些，那么明知故犯，难道真的需要我们付出那可怜的同情心吗？

而屈正州先生在评论中，甚至质疑北大放弃何川洋是“在舆论的激辩中明哲保身地撇清了自己，使自己拥有一个清白的声誉，但此举却与大学作为高等教育机构培育英才的宗旨相去甚远。”我实在困惑，既然他可以不吝以最坏的道德去揣测北大，为何对何川洋已经确凿的造假却能如此温情？

当然，面对屈先生的疑问“面对何川洋我们都是道德完人吗？”我没有勇气举起手来，声称自己是道德多么高尚。用其他人的错误来为自己的道德高尚背书，同样是我不齿的。我自己也认为，在道德上说，我或许并不比何川洋高，甚至可能在某些道德领域，我还不如他。也正因为如此，我才反对在许多问题上，夸大道德的评判作用。我更愿意相信王琳的判断：“在一个法治社会里，法律是指引社会生活的行为规范。从事实出发，运用法律规范来裁断是非，定分止争，当成为社会思维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我也曾经参加过高考，你要问我，当时有没有想过作弊的事情。我承认想过，我甚至寄希望于某些神迹事件，能够让我提前知道考题——我想，许多参加高考的人们，都会有过类似的心理吧？这也可以看出，高考这个机制把人们给扭曲到什么程度了——可是，最终为何我没有作弊？不是因为我道德有多么高尚，而是因为我担心一旦被作弊被发现，随之而来的惩罚是我不能承受的。换句话说，在规则与法律面前，我不敢去作弊。

对于一个社会而言，道德判断当然是不可或缺的一个因素，在一些领域里，我承认道德也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但是我以为，一个社会运行，无论对道德多么推崇，都必须遵从一个最起码的底线，那就是不能违背法律和规则。

我知道大部分中国人都是善良的，但是在面对许多问题的时候，善良并不是一个解决问题的方式，反而会把建立起来的规则搞乱，尤其是在中国这个人情社会里。

所以，我还是不近人情的认为，北大和港大，放弃录取何川洋是一个合适、合理的选择。而重庆拒不取消他的录取资格，如果于法有据、于规则有据，当然是可以的。但是，我刚才找到了一份《国家民委办公厅 教育部办公厅 公安部办公厅关于严格执行变更民族成份有关规定的通知》，按照通知要求：

对于弄虚作假、违反规定将汉族成份变更为少数民族成份的考生，一经查实，由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或其委托的招生考试机构取消其考试资格或录取资格，并记入考生电子档案。已经入学的，取消其学籍。

重庆市当然比我清楚这份通知，他们明知道有这份通知，却依然保留何川洋的录取资格的话，这就和何川洋明知道作弊被发现会受到惩处，却仍旧违规作弊一样了。

写到这里，我想起昨天周东飞的一篇评论。在那篇包含感情的文字中，周东飞表明了自己的立场：

如果一些权贵借助造假吞噬高考公平的行为不是如此疯狂，如果靠改动民族成分获得高考加分仅仅是一个偶发个案，我也愿意举起赞同的手。但一切不是这样，我不宽恕，是因为我不愿意成为一个助纣为虐者。

现在我们从重庆市招办等部门明知道那份通知的情况下，仍旧不愿意做出决定的情况看，我们依然面对着一个明知道规则却不愿意去遵守的社会环境，我们依然生活在明知道公平被破坏了，却不愿意对破坏行为进行惩罚的舆论当中。也因此，我愿意和周东飞一样，做一个不近人情者，我也选择，不宽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