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六，女朋友的三个朋友来家里做客。我都认识，其中两个人是夫妻，妻子已经怀孕，预产期十一月份。

围在我们破旧的桌子旁，我们吃菜、喝酒；我们谈快乐大本营；我们说起快乐女生；我听她们讲单位的绯闻；我们聊那对夫妻即将出生的孩子。

酒准备的不够。我下去卖酒，脑子里还停留在刚才的话题里：孩子。就在我提着啤酒开门进屋的那一刻，我脑子里突然蹦出一个念头来：要是他们的孩子，以后信仰民主自由，追求个人的权利、做为独立的人的尊严，希望能够享受到不被禁锢的思想的乐趣……但是那时候的中国和现在的中国没什么区别，或者比现在更糟，那孩子该多么痛苦？

就像现在网络上、个人博客里、饭否、twitter上所蔓延的那种焦躁、忧虑、愤怒、无奈的感觉一样，人人都抱有乐观积极的希望，但其实都生活在绝望的阴影里。那孩子该多痛苦？

这不是没有可能。我的父母在政治上几乎和这对年轻的夫妻没什么区别。在我的记忆中，他们从来不曾提到过自己的权利之类的事情，更多的时候他们在努力的挣钱，努力的为生活水平的提升而操劳，努力的为了我和妹妹的未来而打拼——而对于我们的未来，他们从没有希望过——或许也没有想象过，我会走上和执政党的意识形态向左的道路，他们也从来没有意识到——现在也没有意识到，我脑子里想的那些抽象的自由民主的概念和具体的秩序观念，到底有什么意义。

他们和那对年轻的夫妻一样，只是这个国家里最大多数的沉默者。但是他们的孩子，我，却越走越偏右。然后为了一些在他们想都不会去想的事情上愤怒、焦虑、担忧、痛苦，甚至是矫情……

再把时间往前推，四十年前，五十年前，许多初为人父母的夫妻，哪个想过自己的孩子有朝一日会为了这个国家的进步，在二三十年后，甘愿献出生命？当他们举起标语说妈妈我饿，但是吃不下饭的时候，他们有多少人甚至都不了解那句话的意思？但是这一切确实在二十年前发生了。

我在一个没有任何政治氛围的家庭里，最终成了这个样子。那些激进的年轻人，许多人可能也出生于毫无政治观念的家庭，但是后来却成为了政治的积极参与者和呼唤改革者，甚至为了改革而痛苦并流血、献出生命。

那对年轻人的孩子，怎么就不可能成为一个追求个人自由的人呢？我将来可能也会有孩子，她也很有可能会为了自己的权利不得而痛苦、愤怒……

那对年轻人，当然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快乐；难道有父母会希望自己的孩子，整天生活在焦虑和痛苦中吗？但是若当时的情况真的和现在没有区别，那么那些出生了没有长大、或者还没有出生的孩子，就生活在这样一种痛苦的可能里。

也正因为如此，许多人才希望自己能够生个美国人。但是如果孩子已经生下来了，或者没有能力让孩子有一个自由的国籍怎么办？我想，除了改造现在这个世界，别无他法。我们努力的推动现在这个国家往更好的方向进步一点，那些孩子们的痛苦就可能会少一点……

或者，干脆不要孩子了：

因为热爱小孩和热爱生命，有时也会放弃怀子育女。我就是这样的，当我早早意识到，我尽了一切努力，孩子仍然可能不幸福、不快乐时，我觉得，放弃是不错的选择。——连岳

延伸阅读：为什么要孩子以及能给孩子什么？

“用民主泡妞”是前两天看到的一个术语，如果理解没错的话，说的是杨恒均。而起源就是他和不锈钢老鼠的争论。我在罗永浩的博客上看到了他们争论的全文，实在想不通为什么到后来折腾起这么大的阵杖，许多人都牵涉到其中开始互相打笔账。

当然，可能有其他的因缘，我不了解，所以也不好说了，而且两位我多不认识，自己也是后学晚辈，没有必要、也没有资历搅进去。只是借这个由头，说一些其他的事情而已。

忘记了是谁说的“用民主泡妞”这个短语了，但是说的是杨恒均似乎是可以肯定的。我是觉得民主是民主、泡妞是泡妞。有的人可能因为谈民主谈的多，谈的精深，以至于许多“妞”慕名而来，似乎也没什么不齿的——这和那个唐伯虎先生，因为诗文字画的才华泡妞有什么区别不？

在我看来，民主不是什么圣洁如仙女、处子一般的东西，它只是一种生活方式而已。整天把民主自由挂在嘴边，张口民主、闭口自由，挥舞着拳头要人权的，那是政治家做的事情。我对西方民主国家了解不多，不清楚他们是不是每天吃饭前，会双手合十，低头祷告：感谢民主自由给我饭吃？

其实我觉得恰恰悲哀的是，“民主”都可以用来泡妞。那说明一个问题就是民主这个东西在这个国家是稀缺的，也因为如此当有人摆出民主的姿态来的时候，才会得到许多人的追捧、喜欢。这不是一个好的现象——而越是认为民主是圣洁的、是不能亵渎的、是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的，那么人们对民主的认识也就越会感到一种崇拜，也越会有“妞”投怀送抱。

我真是希望有一天，全国不要说14亿人，哪怕只有10亿人对民主的了解，都能到了现在可以拿来泡妞的水平，那时候的中国就真正有希望了——俺现在的水平别说泡妞，连被“妞”泡的资历都不够，还得努力啊。

不过说回来，当那局面真的实现了，民主的意识已经深入到每个人的骨子里、生活细节里去了，民主也就不会让人感到那么的“物以稀为贵”了，想用它来泡妞，估计也不容易了吧？

所以关键是，怎么能让10亿人的骨子里都浸透了民主的一些基本的思想呢？靠大家来吵架显然是不行的——这次不锈钢老鼠和杨恒均吵架，会让更多没有民主、民权意识的人，了解到这些吗？

我毫不怀疑，那些将民主自由的思想，奉为最圣洁事务的人，会为了民主的目标而献身。他们曾经这样做过，而且我相信以后也会继续这样做。我敬佩这些人，但是我觉得目前更重要的是，怎么让更多的人有这种意识，或者说，怎么能启蒙那些沉默的绝大多数？

粗鄙如我一直觉得，中国现在急需要龙应台先生这样的人士，来对大众完成基本的启蒙。这种启蒙甚至基本到，过马路的时候，要看红绿灯；买东西的时候要排队；自己的权利一定要去争取……

一个民主的国家里，首先要把基本的秩序观念建立起来吧？而不是那些深奥的理论、圣洁的概念。

说到这里，我确实看到杨恒均在做这样的一些事情，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在一篇文章中，提到他的儿子，发现在大陆生活的许多人，过十字路口的时候，不是看红绿灯，而是看警察——这让他很困惑。

其实说实在的，我之前也是这样子，走路不看红绿灯，而是看有没有车。只要没车，红灯也照过不误。活了二十多年后，我才学会了对这些基本秩序的遵守。还真是惭愧啊——这也是到现在为止，我还是没能力用民主来泡妞的一个原因吧。

印度前两天不是结束大选了嘛，本来我们想做以此为由头做一个专题的。但时候来随着资料整理的深入，越来越发现，对这个课题并不是一个专题能够说清楚的–印度远比我们想像的要复杂，那个关于印度大选与民主的议题也远没有现实要更为难懂。

我写这篇文字，并不是说我搞懂了–一点也没有，如果说准备专题前，我觉得我了解了印度的1%的话–近段时间，我一直在看奈保尔的《印度三部曲》，自以为对印度多少还是了解了一些的–那么随着资料搜寻的深入，我发现我对印度的了解，连万分之一也不到。所以，这篇文字也只能是列举一些例子。

就我所了解到的和理解的，现在许多人关注印度大选，其实动机都不单纯。我们都在由彼想己：印度超过十亿人，怎么能够组织规模这么庞大的全民选举–他的登记选民可以达到七亿多！毫无疑问这是世界上最大的选举。

丁学良老师就很不含蓄的写了一篇文章：印度民主对中国的启示–其实其他的媒体关注印度大选，我想也抱有同样的心情吧–至少我们是有的，以此来看看中国是不是有一天也可以实现？

由此以来，我们就先设置好了自己的立场和议程，而接下来的工作，可能就是按照这个议程去寻找资料来支持。但其实，显然这个议程和立场，并不是印度民主和印度大选的全貌。

比如丁学良老师的那篇文章中，提到了印度文盲率比较高的事实–印度的文盲率超过了四分之一，远远高于中国–而正是这样一个高文盲率的国家，又一次成功的进行了大选。他以此为事实，引用塞缪尔·亨廷顿的观点认为，民主体制不宜延至“全民大觉醒”才起步。

我手头正好有这本书，因为还没有看完，所以对丁老师提到的观点没有印象。不过我倒是翻到了亨廷顿与丁老师的观点相反的意见，他认为印度的民主之所以没有像其他发展中国家那样受到伤害和冲击，一个原因就是她的文盲率比较高（p38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2009·1）。按照亨廷顿的观点，文盲率高只是支持印度民主政体稳定的一个因素，帮随着文盲率的降低，印度也存在着不稳定的因素–如果我没有理解错误的话，那么文盲率很高这个事实，并不能成为印度民主的一个优势，而恰恰是不稳定的潜在因素。

其实这样的悖论也存在于其他地方。泰晤士报针对印度大选的一篇评论中指出：印度人可以参与投票，但他们仍然在挨饿。是，如果你是印度民主的坚定支持者的话，你或许会将这句话翻过来念：印度人仍然在挨饿，但他们可以参与投票。几乎同样的一句话，却能在印度解释出不同的意思，而同一个事实，也能支持几乎想矛盾的观点，其复杂性可见一斑。

更何况，看一看奈保尔的《印度三部曲》，就会发现，这其中不但有教育、贫富的问题，还有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冲突、不同宗教见的冲突、殖民地遗留的影响……

我了解不深，反正就是问题很多，也很复杂，绝对不是一个”民主”这个词汇所能涵盖的。更何况，一种政治体制，也并非仅有选举这个内容，它与当地的文化、社会关系、行政体系，经济水平、甚至宗教等许多方面都有关系，虽然中国和印度在人口和疆域上很接近，但是其实没有更多的共同点–我个人觉得。

民主政体确实是一个好政体，但是印度的民主绝对不是中国的榜样。你可以说，至少人家能够选举自己的领袖，这确实是事实。但是同时这就又掉入前面那个怪圈–虽然他们有选票，但是许多人连住的地方都没有–中国有多少人谁在大街上，印度露宿街头的人数绝对比中国的不知多多少倍，当然或许这里面也有传统的因素。

又或者，按照国际的一项调查，印度的腐败指数要比中国高。你觉得中国已经够腐败的了吧？那如果真的把印度的现实全部搬过来，你愿意吗？

或者我们可以肢解印度，按照前任的教诲，吸气精华，取其糟粕？但是我还是觉得，民主并不是一个单一的内容。你不能够将某一部分生搬硬套过来。

我总觉得，印度现在只是出于一种微妙的平衡状态。一方面他的政府高度腐败，贫富差距很大，效率低下，医疗卫生很差；但另一方面，她的民众可以拥有投票权，行使自己对政府或者政客的不满，同时妥协和安于现状的性格、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的挚肘、由于文盲率高造成的对清廉政体和更高生活状态追求的动力不足等诸多因素，互相制衡，形成了印度政治制度的一种微妙的平衡。

我不知道这种平衡可以持续多久，但是肯定不会是永久如此。刚刚看到最近一期的”天则双周论坛“就是讨论的中国和印度的话题，主讲人奎·朗格沃尔说：

印度50%的人口的年龄在30岁以下，这些人大部分都没有工作，而这些人会通过媒体、电视等与中国人进行比较，因为在这些媒体上可以看到中国年轻的一代是怎么生活的，这样的比较以后会使他们有相同的要求，要求与中国有相同的生活水平。这样就对印度的政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印度政府必须创造更多的工作机会，满足这一代人的要求。

他们羡慕我们，但是他们的政府是不是羡慕我们的政府呢？

以色列战机6日袭击了联合国在加沙地带开办的学校，图为一名受伤的巴勒斯坦女孩。

南方都市报刊登了一篇陈季冰的评论：《陈季冰专栏：巴以问题的死结与钥匙》，我的同事把标题改成了《巴以问题根结：巴缺乏健全的民主制度》，这也是陈季冰这篇文字的主要观点。

我是同意这种观点的，而且我想这种观点也适用于达尔富尔问题，适用于伊拉克问题，适用于泰国问题……其实在许多国家和地区的争端和冲突，都可以归结为民主制度的不健全。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在这个现实之下，却难以就这个问题找到出路。

西方国家一向是看中民主的，于是他们四处的插手其他国家的事物，有的成功了，有的则失败了。在巴勒斯坦，哈马斯就是依靠着民众的选票站起来的，选举过程没有作弊，美国无法指摘，但是也不甘承认。

陈季冰的专栏中，也承认，在现阶段，借助民主力量上台的必定是那些最善于利用和鼓动民众情绪的政治势力。所以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民主的制度，而在于民众内心当中的仇恨。

我个人喜欢把世界比喻成一个人的身体，而巴以双方则是这个身体中的两个器官。就像一个人一样，通过器官移植手术移植了一个新的器官到自己的身体，可是这个器官却与邻近的器官发生了排斥状况。排斥的原因不是因为两个器官之前没有共存过，也不会因为时间的流逝而逐渐熟悉、适应对方；也不是因为他们曾经分属的主人曾经有过什么过节，抱着宽大的心理就能实现和解。互相排斥的最根本原因在于器官的细胞，每一个单个的细胞不能实现彼此的兼容。

巴以冲突最大的问题不在于民主，也不在于政治势力，而在于双方的每一个民众，他们内心的仇恨逼迫着双方的政治势力不得不走向对抗的道路。而冲突本身则又加剧了这种仇恨。就像囚徒困境所描述的，双方的政治家都在测度民众的心态，如果不打仗，可能会被内心充满着仇恨的民众抛弃，如果武力解决问题，势必会加深民众的仇恨。

从巴以重新爆发冲突以来，我几乎没有在博客里写过一个文字，就是因为我觉得我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如果你是以色列或者哈马斯任意一方的领导人，你会怎么做？陈季冰说：“未来经民选上台的巴勒斯坦领导人———不管是法塔赫还是其他什么新兴派别———必须具有无比的政治智慧和博大的民族胸怀，同时还需要赢得足够的时间来平复人民心中的伤痛”，这样才能解决两方面的冲突。

确实是这个样子，可是这样的领导人会出现吗？或者说，如果奥巴马生在巴勒斯坦，他会依靠和平的力量取得执政地位吗？或者生在以色列，他会放弃攻打哈马斯，任由自己的支持率下降吗？

当然，这得问奥巴马本人。

当然，有人说历史问题容不得假设，但是这种假设或许是我们现在只能做的，也是我们唯一的希望。

虽然我不认为巴以问题能够解决，正像不认为互斥的两个器官能够和平相处一样。但是，有点虚无缥缈的希望总比完全绝望要好，不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