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民主泡妞”是前两天看到的一个术语，如果理解没错的话，说的是杨恒均。而起源就是他和不锈钢老鼠的争论。我在罗永浩的博客上看到了他们争论的全文，实在想不通为什么到后来折腾起这么大的阵杖，许多人都牵涉到其中开始互相打笔账。

当然，可能有其他的因缘，我不了解，所以也不好说了，而且两位我多不认识，自己也是后学晚辈，没有必要、也没有资历搅进去。只是借这个由头，说一些其他的事情而已。

忘记了是谁说的“用民主泡妞”这个短语了，但是说的是杨恒均似乎是可以肯定的。我是觉得民主是民主、泡妞是泡妞。有的人可能因为谈民主谈的多，谈的精深，以至于许多“妞”慕名而来，似乎也没什么不齿的——这和那个唐伯虎先生，因为诗文字画的才华泡妞有什么区别不？

在我看来，民主不是什么圣洁如仙女、处子一般的东西，它只是一种生活方式而已。整天把民主自由挂在嘴边，张口民主、闭口自由，挥舞着拳头要人权的，那是政治家做的事情。我对西方民主国家了解不多，不清楚他们是不是每天吃饭前，会双手合十，低头祷告：感谢民主自由给我饭吃？

其实我觉得恰恰悲哀的是，“民主”都可以用来泡妞。那说明一个问题就是民主这个东西在这个国家是稀缺的，也因为如此当有人摆出民主的姿态来的时候，才会得到许多人的追捧、喜欢。这不是一个好的现象——而越是认为民主是圣洁的、是不能亵渎的、是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的，那么人们对民主的认识也就越会感到一种崇拜，也越会有“妞”投怀送抱。

我真是希望有一天，全国不要说14亿人，哪怕只有10亿人对民主的了解，都能到了现在可以拿来泡妞的水平，那时候的中国就真正有希望了——俺现在的水平别说泡妞，连被“妞”泡的资历都不够，还得努力啊。

不过说回来，当那局面真的实现了，民主的意识已经深入到每个人的骨子里、生活细节里去了，民主也就不会让人感到那么的“物以稀为贵”了，想用它来泡妞，估计也不容易了吧？

所以关键是，怎么能让10亿人的骨子里都浸透了民主的一些基本的思想呢？靠大家来吵架显然是不行的——这次不锈钢老鼠和杨恒均吵架，会让更多没有民主、民权意识的人，了解到这些吗？

我毫不怀疑，那些将民主自由的思想，奉为最圣洁事务的人，会为了民主的目标而献身。他们曾经这样做过，而且我相信以后也会继续这样做。我敬佩这些人，但是我觉得目前更重要的是，怎么让更多的人有这种意识，或者说，怎么能启蒙那些沉默的绝大多数？

粗鄙如我一直觉得，中国现在急需要龙应台先生这样的人士，来对大众完成基本的启蒙。这种启蒙甚至基本到，过马路的时候，要看红绿灯；买东西的时候要排队；自己的权利一定要去争取……

一个民主的国家里，首先要把基本的秩序观念建立起来吧？而不是那些深奥的理论、圣洁的概念。

说到这里，我确实看到杨恒均在做这样的一些事情，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在一篇文章中，提到他的儿子，发现在大陆生活的许多人，过十字路口的时候，不是看红绿灯，而是看警察——这让他很困惑。

其实说实在的，我之前也是这样子，走路不看红绿灯，而是看有没有车。只要没车，红灯也照过不误。活了二十多年后，我才学会了对这些基本秩序的遵守。还真是惭愧啊——这也是到现在为止，我还是没能力用民主来泡妞的一个原因吧。

印度前两天不是结束大选了嘛，本来我们想做以此为由头做一个专题的。但时候来随着资料整理的深入，越来越发现，对这个课题并不是一个专题能够说清楚的–印度远比我们想像的要复杂，那个关于印度大选与民主的议题也远没有现实要更为难懂。

我写这篇文字，并不是说我搞懂了–一点也没有，如果说准备专题前，我觉得我了解了印度的1%的话–近段时间，我一直在看奈保尔的《印度三部曲》，自以为对印度多少还是了解了一些的–那么随着资料搜寻的深入，我发现我对印度的了解，连万分之一也不到。所以，这篇文字也只能是列举一些例子。

就我所了解到的和理解的，现在许多人关注印度大选，其实动机都不单纯。我们都在由彼想己：印度超过十亿人，怎么能够组织规模这么庞大的全民选举–他的登记选民可以达到七亿多！毫无疑问这是世界上最大的选举。

丁学良老师就很不含蓄的写了一篇文章：印度民主对中国的启示–其实其他的媒体关注印度大选，我想也抱有同样的心情吧–至少我们是有的，以此来看看中国是不是有一天也可以实现？

由此以来，我们就先设置好了自己的立场和议程，而接下来的工作，可能就是按照这个议程去寻找资料来支持。但其实，显然这个议程和立场，并不是印度民主和印度大选的全貌。

比如丁学良老师的那篇文章中，提到了印度文盲率比较高的事实–印度的文盲率超过了四分之一，远远高于中国–而正是这样一个高文盲率的国家，又一次成功的进行了大选。他以此为事实，引用塞缪尔·亨廷顿的观点认为，民主体制不宜延至“全民大觉醒”才起步。

我手头正好有这本书，因为还没有看完，所以对丁老师提到的观点没有印象。不过我倒是翻到了亨廷顿与丁老师的观点相反的意见，他认为印度的民主之所以没有像其他发展中国家那样受到伤害和冲击，一个原因就是她的文盲率比较高（p38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2009·1）。按照亨廷顿的观点，文盲率高只是支持印度民主政体稳定的一个因素，帮随着文盲率的降低，印度也存在着不稳定的因素–如果我没有理解错误的话，那么文盲率很高这个事实，并不能成为印度民主的一个优势，而恰恰是不稳定的潜在因素。

其实这样的悖论也存在于其他地方。泰晤士报针对印度大选的一篇评论中指出：印度人可以参与投票，但他们仍然在挨饿。是，如果你是印度民主的坚定支持者的话，你或许会将这句话翻过来念：印度人仍然在挨饿，但他们可以参与投票。几乎同样的一句话，却能在印度解释出不同的意思，而同一个事实，也能支持几乎想矛盾的观点，其复杂性可见一斑。

 

更何况，看一看奈保尔的《印度三部曲》，就会发现，这其中不但有教育、贫富的问题，还有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冲突、不同宗教见的冲突、殖民地遗留的影响……

我了解不深，反正就是问题很多，也很复杂，绝对不是一个”民主”这个词汇所能涵盖的。更何况，一种政治体制，也并非仅有选举这个内容，它与当地的文化、社会关系、行政体系，经济水平、甚至宗教等许多方面都有关系，虽然中国和印度在人口和疆域上很接近，但是其实没有更多的共同点–我个人觉得。

民主政体确实是一个好政体，但是印度的民主绝对不是中国的榜样。你可以说，至少人家能够选举自己的领袖，这确实是事实。但是同时这就又掉入前面那个怪圈–虽然他们有选票，但是许多人连住的地方都没有–中国有多少人谁在大街上，印度露宿街头的人数绝对比中国的不知多多少倍，当然或许这里面也有传统的因素。

又或者，按照国际的一项调查，印度的腐败指数要比中国高。你觉得中国已经够腐败的了吧？那如果真的把印度的现实全部搬过来，你愿意吗？

或者我们可以肢解印度，按照前任的教诲，吸气精华，取其糟粕？但是我还是觉得，民主并不是一个单一的内容。你不能够将某一部分生搬硬套过来。

我总觉得，印度现在只是出于一种微妙的平衡状态。一方面他的政府高度腐败，贫富差距很大，效率低下，医疗卫生很差；但另一方面，她的民众可以拥有投票权，行使自己对政府或者政客的不满，同时妥协和安于现状的性格、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的挚肘、由于文盲率高造成的对清廉政体和更高生活状态追求的动力不足等诸多因素，互相制衡，形成了印度政治制度的一种微妙的平衡。

我不知道这种平衡可以持续多久，但是肯定不会是永久如此。刚刚看到最近一期的”天则双周论坛“就是讨论的中国和印度的话题，主讲人奎·朗格沃尔说：

印度50%的人口的年龄在30岁以下，这些人大部分都没有工作，而这些人会通过媒体、电视等与中国人进行比较，因为在这些媒体上可以看到中国年轻的一代是怎么生活的，这样的比较以后会使他们有相同的要求，要求与中国有相同的生活水平。这样就对印度的政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印度政府必须创造更多的工作机会，满足这一代人的要求。

他们羡慕我们，但是他们的政府是不是羡慕我们的政府呢？

南方都市报刊登了一篇陈季冰的评论：《陈季冰专栏：巴以问题的死结与钥匙》，我的同事把标题改成了《巴以问题根结：巴缺乏健全的民主制度》，这也是陈季冰这篇文字的主要观点。

我是同意这种观点的，而且我想这种观点也适用于达尔富尔问题，适用于伊拉克问题，适用于泰国问题……其实在许多国家和地区的争端和冲突，都可以归结为民主制度的不健全。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在这个现实之下，却难以就这个问题找到出路。

西方国家一向是看中民主的，于是他们四处的插手其他国家的事物，有的成功了，有的则失败了。在巴勒斯坦，哈马斯就是依靠着民众的选票站起来的，选举过程没有作弊，美国无法指摘，但是也不甘承认。

陈季冰的专栏中，也承认，在现阶段，借助民主力量上台的必定是那些最善于利用和鼓动民众情绪的政治势力。所以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民主的制度，而在于民众内心当中的仇恨。

我个人喜欢把世界比喻成一个人的身体，而巴以双方则是这个身体中的两个器官。就像一个人一样，通过器官移植手术移植了一个新的器官到自己的身体，可是这个器官却与邻近的器官发生了排斥状况。排斥的原因不是因为两个器官之前没有共存过，也不会因为时间的流逝而逐渐熟悉、适应对方；也不是因为他们曾经分属的主人曾经有过什么过节，抱着宽大的心理就能实现和解。互相排斥的最根本原因在于器官的细胞，每一个单个的细胞不能实现彼此的兼容。

巴以冲突最大的问题不在于民主，也不在于政治势力，而在于双方的每一个民众，他们内心的仇恨逼迫着双方的政治势力不得不走向对抗的道路。而冲突本身则又加剧了这种仇恨。就像囚徒困境所描述的，双方的政治家都在测度民众的心态，如果不打仗，可能会被内心充满着仇恨的民众抛弃，如果武力解决问题，势必会加深民众的仇恨。

从巴以重新爆发冲突以来，我几乎没有在博客里写过一个文字，就是因为我觉得我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如果你是以色列或者哈马斯任意一方的领导人，你会怎么做？陈季冰说：“未来经民选上台的巴勒斯坦领导人———不管是法塔赫还是其他什么新兴派别———必须具有无比的政治智慧和博大的民族胸怀，同时还需要赢得足够的时间来平复人民心中的伤痛”，这样才能解决两方面的冲突。

确实是这个样子，可是这样的领导人会出现吗？或者说，如果奥巴马生在巴勒斯坦，他会依靠和平的力量取得执政地位吗？或者生在以色列，他会放弃攻打哈马斯，任由自己的支持率下降吗？

当然，这得问奥巴马本人。

当然，有人说历史问题容不得假设，但是这种假设或许是我们现在只能做的，也是我们唯一的希望。

虽然我不认为巴以问题能够解决，正像不认为互斥的两个器官能够和平相处一样。但是，有点虚无缥缈的希望总比完全绝望要好，不是吗？

李普曼学习笔记之一

前几日，海协会会长陈云林访台。民进党先是在陈云林与国民党主席吴伯雄会餐后，发动“围城行动”，包围饭店八个多小时。后来在“陈马会”后，更是发起街头行动，最终酿成街头流血暴力冲突。凤凰卫视的时事评论员何亮亮先生，称民进党现在所进行的这种政治活动，实在是一场“流氓政治”。

民进党的全称叫做“民主进步党”，当它在上世纪80年代成立的时候，俨然是台湾岛内呼吁民主，反对国民党一党专制，要求进步和自由的政党。但是为什么在今天却由一个要民主的政党，沦落为一个耍流氓的政党呢？其实粗略梳理一下台湾的民主进程，我们就不难发现，在台湾解除党禁，步入两党乃至多党参政的时代的同时，也是伴随着台湾岛内族群对立，“统独”思想激烈斗争的历史。虽然宣传台湾民主的许多前辈先贤，如胡适、雷震之流，当初的目的是要将美国的民主制度引进台湾，让西方的民主自由思想在台湾扎根、生长，但是他们却没有想到，由于历史与社会的原因，台湾所出现的两个大党，先天就带有着分裂台湾社会的性质。

在刚刚过去的美国大选中，让我们看到了美国民主制度下的两党竞选和政治家的操守，当民主党候选人奥巴马高票当选后，共和党麦凯恩马上发表声明，在对奥巴马表示祝贺的同时，表示自己将会尽自己的全力“来帮助他领导我们共同迎接目前面临的许多挑战”，并且呼吁支持自己的选民“不仅仅是要和我一起来祝贺他，同时还要向我们的新任总统表达我们良好的心愿以及我们真诚的努力。以便大家一起就分歧达成必要的妥协。”

麦凯恩说：“无论我们存在何种分歧，我们都是美国人。”但是这种想法，在台湾就不是成立的。在台湾两个政党的对立过程中，我们看到的不是“我们都是中国人”的底线，而是外省人与本省人的仇恨，支持统一的民众与台独份子的对立。

而这种族群对立，所表现出来的现象就是国民党对于这一问题所背负的“原罪感”和民进党在要求民主和自由成功后，开始转而扛起族群对立以及台独的大旗，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

和一个朋友因为陈云林访台谈起民进党的理想的问题，我们几乎都认为，现在的民主党大部分已经失去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那种理想主义——例如我们可以看到，陈水扁依旧在用自己上世纪的入狱事件来比照现在的入狱事件，但是当时他的入狱是因为寻求台湾的民主，而现在则是因为他的贪腐——现在民进党所具有的，仅仅是对于权利的争夺的激情而已，它已经由要民主的党，蜕变为玩权政的党了。

而正是这种急速的蜕变，让台湾政坛的未来走向，从一开始的朝气蓬勃，一片光明，进入模糊不清的动荡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