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我的朋友里，很少有这样政治观点激进的，我倒更愿意和温和的人呆在一起，大概是性格使然。但是我对她和她的同道，倒也抱有很深的敬意，我知道她们是真的相信民主，相信她们所说的东西。

我也不是不信，只是不喜欢，更不赞成用暴力这种手段。对于暴力，我从来就不觉得会有胜者。它不但能为当政者利用，镇压异见者；也能为反对者利用，夺取权力；但同时，它也会在你看不到的地方，在你想不到的时候，伤害这个社会。因为，在人们为杨佳等人叫好时，无形中也是肯定了这种用暴力解决问题的手段。无形中，这种观点和价值观会影响到其他人。于是当人们遇到问题时，无论是针对哪个群体的问题，都会想到用暴力来解决。

那怎么办？一万个人可能开出一万个药方，比如我那个朋友，她肯定认为实现民主才能解决这些问题。不过我觉得答案在法治。其实法治比民主啊、普选啊、自由啊、甚至放开媒体监督要更重要。

简单来说，这个世界上，号称民主的国家很多，比如印度、比如伊朗，其实其国内形势并不如我们想象的那么好，甚至连华人民主样板的台湾，都问题不断。。而且，在由威权政治或者寡头政治向民主政体转变的过程中，很容易出现动荡、暴乱、无政府等一系列的危险——事实上，能够顺利的完成民主化这个过程的国家，很少很少。

但是，如果一个健康的法治国家，相对来说，就会比较稳定和健康。比如新加坡和香港。然后像香港一样。在健康的法治保障下，再实现了新闻自由，然后稳步实现政治改革。倒是一个不错的路径。

当然，这只不过是做饭空档里的胡思乱想。没有理论支持，只是想起了几个可以对比的例子。是否真的如此，还得以后慢慢想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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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晚我从网上看一些关于阿富汗大选的相关新闻的时候，同时也在想一个理由，一个关心阿富汗大选的理由。我们为什么要关注这个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都和我们大为不同的国家呢？

水均益在8月17日试图回答这个两天后我才想到的问题。他谈到自己2002年去阿富汗采访时帮他们开车的阿富汗司机。这个名叫卡里姆的小伙子得知他们是中国的记者后，吃惊的问水均益：你们中国人关心阿富汗吗？水均益还在期待自己再去一次阿富汗，去告诉那个小伙子中国真的很关心阿富汗的局势。

可是，那个小伙子还在吗？从2001年美国发动阿富汗到即将开始的第二次大选，已经过去了八年了。这八年里，阿富汗的局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华尔街日报》在阿富汗的记者毫不客气的指出，现在在阿富汗塔利班已经渐渐占了上风。

这个说法并不是耸人听闻。对于目前塔利班对阿富汗的控制情况虽然颇有争议，但是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塔利班对阿富汗的控制似乎比现在阿富汗的政府更为有力——有数据说是阿富汗70%的国土被塔利班控制，有说法是50%，最低也有40%。

就在前天，阿富汗总统府附近遭到了迫击炮弹的袭击。随后塔利班表示对此负责，并声称已经有20名“人弹”潜入到喀布尔——阿富汗的首都，本应是最安全的地方。同时，在上个月，英美军队遭遇了近年来最严重的伤亡，单是英国在11天里就损失了15名士兵。而八月份进行到现在，美军已经有12名士兵阵亡……

不用过分去列举伤亡数字，也不用渲染恐怖的气氛。当阿富汗政府发布新闻限制的时候——要求国内外媒体在选举日当天早晨六点到晚上八点不允许报道任何暴力事件——就已经表明了这个国家的选举到底面临怎样的困境。《广州日报》在标题中更是直接称今天的大选为：“世界最危险大选”。

说的一点都不错，不是吗？

我也知道，过度的渲染这种恐怖气氛，并无助于解决阿富汗面临的困境，可我们不得不承认：选举也不能。

阿富汗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塔利班、鸦片和贫困，而不是大选。这个只有3000万人口国家，甚至连一条环绕全国的高速公路都没有——今年的许多选票，都是依靠毛驴拉到山区里去的——阿富汗人对这样一条公路已经梦想了四十多年，而2001年阿富汗战争后也着手修建，但是修到现在依然未能完成；阿富汗最大的出口商品仍然是鸦片——它也是全球最大的鸦片生产国和出口国。说到贫困，据报道阿富汗的人均年收入仅为350 美元，失业人数超过总人口的三分之一，有500万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阿富汗战争已经过去8年，时至今日，不但重建工作没有任何进展，安全问题还日益严重，这很难说卡尔扎伊政府取得了不错的执政成绩。而卡尔扎伊政府的失败，也可以说成是西方国家阿富汗政策的失败，毕竟这个总统是他们选中的。

当然，如果这才大选的投票率很低——2004年大选的时候这个比例为70%，如果卡尔扎伊得票率不能超过半数，甚至如果卡尔扎伊在大选中落败，他完全可以将所有的责任推给塔利班：是他们发动的恐怖活动和威胁，让选民们不敢投票；是他们给这个国家带来了动荡不安——甚至是他们的破坏，阻止了那条可以将阿富汗人民带向富裕的公路的建设。但是，如果一个政府不能保证自己的国民基本的安全，国民为什么要选择这个政府呢？

我在远离阿富汗非常遥远的北京提出这些批评，有点站着说话不腰疼的感觉。其实我也希望阿富汗的局势能够平稳，西方的民主政策能够在阿富汗生根。我只是好奇，这八年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阿富汗的重要工作是寻找拉登，打击基地组织和塔利班，还是帮助这个满目疮痍的国家进行经济建设呢？如果是前者，那么为什么打了8年，阿富汗反而越来越危险？如果是后者，那么为什么8年了，连一条公路也没有修好？

我只是困惑，难道一切真的如沃尔特·李普曼1949年游历过叙利亚、土耳其、印度等国家后所说的：不要认为这个地区的民众所认为的“警察国家”和 “自由主义”和西方人们观念中的定义一样——他坚信，在亚洲，民族主义要比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些意识形态更为重要。如果真如他所说，那么阿富汗似乎真的看不到更为光明的希望。

我并不是感到泄气，我只是忧虑，伴随着美国在阿富汗呆的越来越久，士兵伤亡的数字越来越高，美国民众因八年前那场灾难带来的怨恨，在那场灾难中死亡的两千多人所产生的同仇敌忾，终有一天会被现实中美国的损失所取代——要知道，单纯从经济上考虑，每个月阿富汗的美国大兵们就要花掉美国纳税人40亿美元。

我只是担心，阿富汗已经等不及下一个八年了。

最后，我得坦白一下，我对阿富汗的事情知之甚少，也没能力提出有建设性的意见。我之所以愿意写这篇评中评，源于开篇我所想的那个问题，和随之我又假想的一个问题：如果我是阿富汗1700万注册选民中的一员，在今天，在这样危险的情况下，我会冒着生命危险去投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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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来一个经常鼓吹民主自由的人，一个经常以美国作为参照物和榜样的人，竟然没有看过《论美国的民主》，甚至不了解美国的政治生态，还是有些可笑吧？

于是我下定决心一定要读完，好好的读完这本书。

出乎意料的好读。在地铁上，我甚至能够沉浸其中而不觉坐过站。托克维尔的文字实在优美，写政治能够写成这样子，真的不多见——当然，也可能是我孤陋寡闻——我确实挺孤陋寡闻的。

不读不知道，原来我们每天所鼓吹的“民主”一词，其实在背后有如此复杂的机构设置和法律保障以及生活方式的影响。我当然能够想到，确实会有相应的机构、法律设置和生活及民众的素质，但是没想到，这么复杂。

请原谅我的孤陋和无知。当我越深入这本书，越觉得之前的自己，那个整天把民主这个词挂在嘴边的自己是多么的幼稚——民主幼稚病，大概说的就是我这样的人吧？自以为民主可以解决一切，却从不知道，首先需要解决的是应该怎么民主。

这也印证了我的一个看法——中国目前距离民主社会真的很远。如果机构可以设置，法律可以出台，但是民众的素质呢该怎么培养呢？那么根深蒂固的传统的生活方式，又该怎么改变呢？

书还没看完。还得继续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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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世安当选后，闾丘问到：“唯一候选人崔世安282票当选澳门特首，提名他有286票支持，那四票去了哪里？”

同样的问题，几乎也可以套用在马英九身上：马英九的得票率为92.5%，那7.5%的选票哪里去了？

其实，何止是7.5%的选票不见了。事实上不见的选票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多。在92.5%的得票率的背后，是四成三的国民党党员投的弃权票。根绝凤凰卫视的报道，这次国民党主席的选举中，超过28万名的国民党党员参加了投票，投票率达到了五成七。也就是说，还有四成三的人放弃了投票。

那么，这四成三的选票，到哪里去了呢？

如果说，92.5%的高得票率当选，是马英九的一个胜利的话，那么在这个胜利的背后，则隐藏着四成三的隐忧。我不知道，唯一的候选人，马英九先生是否能够察觉出来？

为何四成三的人不去投票？当然，原因可能很多。但是我想有一种可能是存在的，那就是这些人当中，许多人是不愿意投马英九的。但是做为唯一的候选人，他们不投他的票，也没有其他人可以投，只好放弃自己的投票权。

在我看来，在一个民主社会里，弃权票是一个很危险的事情。因为它一定程度上意味着投票人对目前可选择情况的不满。而为数如此众多的弃权票，则理应让人感到更为不安。

数量同样很庞大的弃权票，意味着马英九并没有在党内达成完全的共识，意味着国民党内，并不是所有人都赞成马英九当选党主席。那么，为什么有人不同意他，却不站出来与他一起竞选呢？

当然，按照目前的得票数量看，即使真有人站出来与马英九同台竞选，很可能也不会阻止马英九当选。我个人也并不是反感马英九做国民党主席。我只是觉得，只有一个选择，是一件很要不得的事情。如果有人站出来竞选的话，虽然输了，但那只是个人的失败。现在，虽然马英九毫无悬念的胜利，那也只是他个人的胜利。国民党的民主在马英九当选的一刹那，输得一败涂地。

难道，曾经做了八年的在野党的国民党，依旧习惯于只有一个声音、只有一个人的政治生态吗？
我们似乎可以想到一个可以为之辩护的理由：为了国民党的团结和统一，为了不分裂。让党员、甚至民众保持团结，似乎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团结的标准是什么？统一的准则是什么？是团结在一种共识的理念下——如美国民众所捍卫的民主、自由、市场经济；还是团结在一个人，一种声音的周围——如苏联的斯大林时代？

似乎，每个人都认为应该选择前者。但是最终我们看到的是，国民党毫不犹豫的选择了后者。

选择团结在同一种理念下——这种理念当然是民众达成共识的一种理念——并不意味着只有一种声音。它可以有许多种途径去实现，可以有多种施政措施去实现。人们可以在这些不同的途径和施政措施中，自由的进行选择。

而团结在一种声音和一个人的下面，则没有这么多的选择。实现这个理念的道路只有这个人、这种声音说了算。

当然，理念并不一定是正确的。但是由于不同声音、不同选择的存在，最终可以将这种错误就枕过来。比如当年美国也发生过的恐怖时期，麦卡锡主义盛行的时期，虽然也是在捍卫自由美国的旗帜下进行的，但是它确实是错误的，而且最终被纠正过来了。

而如果只有一种声音、一种理念的话，它正确的时候，当然是高效的。没有任何人阻拦，没人质疑，一切都能顺利推行。但是一旦它出错的时候，也不会有人纠正，不会有人站出来反对，那么它也将错的离谱。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现在只是提出自己和马英九不一样的观念，与之进行竞选，都没人站出来。那么已经当上国民党主席，党政一把抓的马英九到时候犯了错误，又有多少人能够比现在更坚定的站出来对其进行指责、批评？

如果这个假设还过于抽象的话，那么看看陈水扁党政时代的民进党就知道了。虽然他犯下如此令人不齿的错误，但是没有人敢站出来反对他。结果现在民进党成了什么样子呢？

高票当选，当然是值得高兴的一件事情。但是如果马英九在高兴的同时，并没有意识到自己这次参选乃至现在最终当选过程中，其实隐藏着诸多不正常的因素的话，这个隐忧很可能成为未来他的困惑，成为国民党最大的一个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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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毫不怀疑其正当性和合法性，生在这个国家，生在这个片国土上，我当然应该热爱这个国家和这个祖国——虽然我不知道，也从未想过，我的祖国是不是一样会热爱我。

所以，你能想象，当我看到电影中汤姆·克鲁斯扮演的那个退役美国兵——因为他的祖国而失去双腿、失去性能力的美国公民，大声对他的国家、他的政府喊出“fuck！”这个单词的时候，我所产生的困惑和震撼——我几乎是看着他长大的，在他小时候，在他和他的祖国一同过生日的时候，我看到他玩士兵的游戏，玩的那么快乐；看到庆祝独立日游行的队伍，也是那么的兴高采烈。然后我听到从战场回来的他一次又一次的说：“fuck！”

从看到这部电影到现在，我又在这个国家度过了将近七年的时间。在这七年里，我高中时候所接受的那些教育，开始逐渐的被肢解，我开始怀疑那时候被迫接受的东西——我曾经一遍又一遍的背过的东西，我曾经看到五十周年阅兵的视频并为之流泪的东西——我甚至开始怀疑这个政府，我开始怀疑我的国家……

我对此毫不感到惊恐和不安，而是越来越相信，这是理所应当的。我开始相信，在一个成熟的国家，公民的怀疑精神，怀疑其政府、怀疑打着国家名义进行的一切活动，都是最自然而然的事情。

也正因为如此，当我饭否上看到为数众多的同胞们，在七月四日这天，高呼：“美国万岁！”的时候，我竟然感到极端的不适应。我不知道这只是一种口号，还是一种狂热？只是前者，当然毫无意义，但如果是后者，我更因此感到忧虑。

或许是我英文能力的限制，当我去twitter上去搜索Long live the USA!的时候，得到的结果并不是很多——twitter上面，关于美国独立日的热词是：Happy Independence，是happy 4 july。

一个一个“万岁”，一个happy，总是能体会出不同国家的国民所具有的不同气质。我们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似乎已经习惯了山呼万岁：领导要万岁、人民要万岁、共和国也要万岁……我们的上一辈或者再上一辈的人们，在万岁中狂热，并在狂热中迷失。而我们在这种体制中生活的久了，虽然开始抵制这种体制，但是毫无疑问的也受到了体制的影响，甚至成为体制的一种构成部分。

在我所知道的寡陋的美国历史知识中，我认为包括美国建国者在内的美国民众，都对政府有一种天然的不信任感，也因为如此，他们才会在日常政治中，对政府施加诸多挚肘。

而且，美国并不是没有经历过令人遗憾和感到恐怖的时代，当年麦卡锡以美国的名义搞赤色恐怖的时代，说明在任何的政府中，都存在着值得我们怀疑和保持警惕的不安因素。美国也是如此。

现在是北京时间七月五日的十一点钟，在美国已经是七月四日的深夜，独立日还没有过完。在这个国家233岁的今天，我看到许多人对这个国家表现出了狂热的崇拜——其实我又何尝不羡慕这个国家，但是与这个国家相比，我更愿意去羡慕他们的国民。

不是因为他们生在这个自由而民主的国度，而是因为他们身上的那种自由而民主的素养。如果不是美国民众身上的自由、民主的素质，任何一个好的政权，都有可能在那种狂热的时代，走向歧途——美国没有被麦卡锡带向深渊，并不仅是他体制的原因，更是因为这个国家民众的自由的民主意识，是他们在传统中对政府的怀疑态度，是他们已经根深蒂固的生活方式。

那是美国人特有的精神——我们何必山呼万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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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在我们破旧的桌子旁，我们吃菜、喝酒；我们谈快乐大本营；我们说起快乐女生；我听她们讲单位的绯闻；我们聊那对夫妻即将出生的孩子。

酒准备的不够。我下去卖酒，脑子里还停留在刚才的话题里：孩子。就在我提着啤酒开门进屋的那一刻，我脑子里突然蹦出一个念头来：要是他们的孩子，以后信仰民主自由，追求个人的权利、做为独立的人的尊严，希望能够享受到不被禁锢的思想的乐趣……但是那时候的中国和现在的中国没什么区别，或者比现在更糟，那孩子该多么痛苦？

就像现在网络上、个人博客里、饭否、twitter上所蔓延的那种焦躁、忧虑、愤怒、无奈的感觉一样，人人都抱有乐观积极的希望，但其实都生活在绝望的阴影里。那孩子该多痛苦？

这不是没有可能。我的父母在政治上几乎和这对年轻的夫妻没什么区别。在我的记忆中，他们从来不曾提到过自己的权利之类的事情，更多的时候他们在努力的挣钱，努力的为生活水平的提升而操劳，努力的为了我和妹妹的未来而打拼——而对于我们的未来，他们从没有希望过——或许也没有想象过，我会走上和执政党的意识形态向左的道路，他们也从来没有意识到——现在也没有意识到，我脑子里想的那些抽象的自由民主的概念和具体的秩序观念，到底有什么意义。

他们和那对年轻的夫妻一样，只是这个国家里最大多数的沉默者。但是他们的孩子，我，却越走越偏右。然后为了一些在他们想都不会去想的事情上愤怒、焦虑、担忧、痛苦，甚至是矫情……

再把时间往前推，四十年前，五十年前，许多初为人父母的夫妻，哪个想过自己的孩子有朝一日会为了这个国家的进步，在二三十年后，甘愿献出生命？当他们举起标语说妈妈我饿，但是吃不下饭的时候，他们有多少人甚至都不了解那句话的意思？但是这一切确实在二十年前发生了。

我在一个没有任何政治氛围的家庭里，最终成了这个样子。那些激进的年轻人，许多人可能也出生于毫无政治观念的家庭，但是后来却成为了政治的积极参与者和呼唤改革者，甚至为了改革而痛苦并流血、献出生命。

那对年轻人的孩子，怎么就不可能成为一个追求个人自由的人呢？我将来可能也会有孩子，她也很有可能会为了自己的权利不得而痛苦、愤怒……

那对年轻人，当然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快乐；难道有父母会希望自己的孩子，整天生活在焦虑和痛苦中吗？但是若当时的情况真的和现在没有区别，那么那些出生了没有长大、或者还没有出生的孩子，就生活在这样一种痛苦的可能里。

也正因为如此，许多人才希望自己能够生个美国人。但是如果孩子已经生下来了，或者没有能力让孩子有一个自由的国籍怎么办？我想，除了改造现在这个世界，别无他法。我们努力的推动现在这个国家往更好的方向进步一点，那些孩子们的痛苦就可能会少一点……

或者，干脆不要孩子了：

因为热爱小孩和热爱生命，有时也会放弃怀子育女。我就是这样的，当我早早意识到，我尽了一切努力，孩子仍然可能不幸福、不快乐时，我觉得，放弃是不错的选择。——连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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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可能有其他的因缘，我不了解，所以也不好说了，而且两位我多不认识，自己也是后学晚辈，没有必要、也没有资历搅进去。只是借这个由头，说一些其他的事情而已。

忘记了是谁说的“用民主泡妞”这个短语了，但是说的是杨恒均似乎是可以肯定的。我是觉得民主是民主、泡妞是泡妞。有的人可能因为谈民主谈的多，谈的精深，以至于许多“妞”慕名而来，似乎也没什么不齿的——这和那个唐伯虎先生，因为诗文字画的才华泡妞有什么区别不？

在我看来，民主不是什么圣洁如仙女、处子一般的东西，它只是一种生活方式而已。整天把民主自由挂在嘴边，张口民主、闭口自由，挥舞着拳头要人权的，那是政治家做的事情。我对西方民主国家了解不多，不清楚他们是不是每天吃饭前，会双手合十，低头祷告：感谢民主自由给我饭吃？

其实我觉得恰恰悲哀的是，“民主”都可以用来泡妞。那说明一个问题就是民主这个东西在这个国家是稀缺的，也因为如此当有人摆出民主的姿态来的时候，才会得到许多人的追捧、喜欢。这不是一个好的现象——而越是认为民主是圣洁的、是不能亵渎的、是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的，那么人们对民主的认识也就越会感到一种崇拜，也越会有“妞”投怀送抱。

我真是希望有一天，全国不要说14亿人，哪怕只有10亿人对民主的了解，都能到了现在可以拿来泡妞的水平，那时候的中国就真正有希望了——俺现在的水平别说泡妞，连被“妞”泡的资历都不够，还得努力啊。

不过说回来，当那局面真的实现了，民主的意识已经深入到每个人的骨子里、生活细节里去了，民主也就不会让人感到那么的“物以稀为贵”了，想用它来泡妞，估计也不容易了吧？

所以关键是，怎么能让10亿人的骨子里都浸透了民主的一些基本的思想呢？靠大家来吵架显然是不行的——这次不锈钢老鼠和杨恒均吵架，会让更多没有民主、民权意识的人，了解到这些吗？

我毫不怀疑，那些将民主自由的思想，奉为最圣洁事务的人，会为了民主的目标而献身。他们曾经这样做过，而且我相信以后也会继续这样做。我敬佩这些人，但是我觉得目前更重要的是，怎么让更多的人有这种意识，或者说，怎么能启蒙那些沉默的绝大多数？

粗鄙如我一直觉得，中国现在急需要龙应台先生这样的人士，来对大众完成基本的启蒙。这种启蒙甚至基本到，过马路的时候，要看红绿灯；买东西的时候要排队；自己的权利一定要去争取……

一个民主的国家里，首先要把基本的秩序观念建立起来吧？而不是那些深奥的理论、圣洁的概念。

说到这里，我确实看到杨恒均在做这样的一些事情，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在一篇文章中，提到他的儿子，发现在大陆生活的许多人，过十字路口的时候，不是看红绿灯，而是看警察——这让他很困惑。

其实说实在的，我之前也是这样子，走路不看红绿灯，而是看有没有车。只要没车，红灯也照过不误。活了二十多年后，我才学会了对这些基本秩序的遵守。还真是惭愧啊——这也是到现在为止，我还是没能力用民主来泡妞的一个原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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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写这篇文字，并不是说我搞懂了–一点也没有，如果说准备专题前，我觉得我了解了印度的1%的话–近段时间，我一直在看奈保尔的《印度三部曲》，自以为对印度多少还是了解了一些的–那么随着资料搜寻的深入，我发现我对印度的了解，连万分之一也不到。所以，这篇文字也只能是列举一些例子。

就我所了解到的和理解的，现在许多人关注印度大选，其实动机都不单纯。我们都在由彼想己：印度超过十亿人，怎么能够组织规模这么庞大的全民选举–他的登记选民可以达到七亿多！毫无疑问这是世界上最大的选举。

丁学良老师就很不含蓄的写了一篇文章：印度民主对中国的启示–其实其他的媒体关注印度大选，我想也抱有同样的心情吧–至少我们是有的，以此来看看中国是不是有一天也可以实现？

由此以来，我们就先设置好了自己的立场和议程，而接下来的工作，可能就是按照这个议程去寻找资料来支持。但其实，显然这个议程和立场，并不是印度民主和印度大选的全貌。

比如丁学良老师的那篇文章中，提到了印度文盲率比较高的事实–印度的文盲率超过了四分之一，远远高于中国–而正是这样一个高文盲率的国家，又一次成功的进行了大选。他以此为事实，引用塞缪尔·亨廷顿的观点认为，民主体制不宜延至“全民大觉醒”才起步。

我手头正好有这本书，因为还没有看完，所以对丁老师提到的观点没有印象。不过我倒是翻到了亨廷顿与丁老师的观点相反的意见，他认为印度的民主之所以没有像其他发展中国家那样受到伤害和冲击，一个原因就是她的文盲率比较高（p38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2009·1）。按照亨廷顿的观点，文盲率高只是支持印度民主政体稳定的一个因素，帮随着文盲率的降低，印度也存在着不稳定的因素–如果我没有理解错误的话，那么文盲率很高这个事实，并不能成为印度民主的一个优势，而恰恰是不稳定的潜在因素。

其实这样的悖论也存在于其他地方。泰晤士报针对印度大选的一篇评论中指出：印度人可以参与投票，但他们仍然在挨饿。是，如果你是印度民主的坚定支持者的话，你或许会将这句话翻过来念：印度人仍然在挨饿，但他们可以参与投票。几乎同样的一句话，却能在印度解释出不同的意思，而同一个事实，也能支持几乎想矛盾的观点，其复杂性可见一斑。

更何况，看一看奈保尔的《印度三部曲》，就会发现，这其中不但有教育、贫富的问题，还有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冲突、不同宗教见的冲突、殖民地遗留的影响……

我了解不深，反正就是问题很多，也很复杂，绝对不是一个”民主”这个词汇所能涵盖的。更何况，一种政治体制，也并非仅有选举这个内容，它与当地的文化、社会关系、行政体系，经济水平、甚至宗教等许多方面都有关系，虽然中国和印度在人口和疆域上很接近，但是其实没有更多的共同点–我个人觉得。

民主政体确实是一个好政体，但是印度的民主绝对不是中国的榜样。你可以说，至少人家能够选举自己的领袖，这确实是事实。但是同时这就又掉入前面那个怪圈–虽然他们有选票，但是许多人连住的地方都没有–中国有多少人谁在大街上，印度露宿街头的人数绝对比中国的不知多多少倍，当然或许这里面也有传统的因素。

又或者，按照国际的一项调查，印度的腐败指数要比中国高。你觉得中国已经够腐败的了吧？那如果真的把印度的现实全部搬过来，你愿意吗？

或者我们可以肢解印度，按照前任的教诲，吸气精华，取其糟粕？但是我还是觉得，民主并不是一个单一的内容。你不能够将某一部分生搬硬套过来。

我总觉得，印度现在只是出于一种微妙的平衡状态。一方面他的政府高度腐败，贫富差距很大，效率低下，医疗卫生很差；但另一方面，她的民众可以拥有投票权，行使自己对政府或者政客的不满，同时妥协和安于现状的性格、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的挚肘、由于文盲率高造成的对清廉政体和更高生活状态追求的动力不足等诸多因素，互相制衡，形成了印度政治制度的一种微妙的平衡。

我不知道这种平衡可以持续多久，但是肯定不会是永久如此。刚刚看到最近一期的”天则双周论坛“就是讨论的中国和印度的话题，主讲人奎·朗格沃尔说：

印度50%的人口的年龄在30岁以下，这些人大部分都没有工作，而这些人会通过媒体、电视等与中国人进行比较，因为在这些媒体上可以看到中国年轻的一代是怎么生活的，这样的比较以后会使他们有相同的要求，要求与中国有相同的生活水平。这样就对印度的政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印度政府必须创造更多的工作机会，满足这一代人的要求。

他们羡慕我们，但是他们的政府是不是羡慕我们的政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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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民主那麽好，为什麽香港殖民地管治一百五十年，一直都没有普选，到英国撤出之前才给你？

这个问题时时听到，许多自认脑筋缜密的人，都答不出来，成为香港“反民主”声音的强烈理据。

那天在酒吧，又有一位大陆人士提出来：“一百五十年殖民管治，英国人都没让你们香港人普选，为什麽他撤出了，就给你们呢？好好想一想吧，儍瓜。”

在座的香港朋友，有律师和会计师，都哑了。本来我对这种争议毫无兴趣，但大陆人士公然挑战，我自然要站在香港这一边。

“当你的爷爷家财亿万，他在生时，一文钱也没有给子女。临死之前，他立下遗嘱，说要把家财都送给你，你要不要？”

大家开始面面相觑。“当然要，是不是？”我问：“这就是“遗产”的常识定义。从中国阴谋论的角度，你爷爷在生时，不给你钱，死前在遗嘱写明，通通送给你了，会不会是想害你呢？也有可能，明知你半生都没福份享用过这麽巨额的金钱，你根本没有理财能力，他硬给你亿万遗产，也一样想你豪奢、挥霍、腐化，想你仆街，这笔钱千万不要碰才对？”

众人不作声。我继续下去：“一九八八年，蒋经国总统逝世。临死前，蒋经国开放报禁、开放党禁、消除戒严。台湾人有没有问：你蒋家父子铁腕统治我们几十年，都不开放党禁报禁，为什麽临死忽然转了性？这种开禁，可见有阴谋，我们不要，你死了，我们偏要推倒，再禁回来。”

“白痴吧，对不对！”我说：“但我不怪你们。中国文化没有逻辑这一课，所以理性残障的病患许多，输打赢要，像你们大陆说的：脑残。以前不给香港人普选，因为以前满山木屋，没饭吃，解决温饱了，就可以普选；或者英国人突然良心发现，亦无不可。殖民地政府撤出之前，也忽然扩充大学，从两家搞成九家，也不要的好心呀，为什麽你不质疑这一样，个个欢欢喜喜做大学生，中他的圈套，今天毕业，四千大元？”

众人说不出话来，我觉得有点寃，何必教人如何用脑。我发誓：下次饮宴，只讲饮食、冲凉、揑脚，暗中我自打两记嘴巴：罪过罪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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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战机6日袭击了联合国在加沙地带开办的学校，图为一名受伤的巴勒斯坦女孩。

南方都市报刊登了一篇陈季冰的评论：《陈季冰专栏：巴以问题的死结与钥匙》，我的同事把标题改成了《巴以问题根结：巴缺乏健全的民主制度》，这也是陈季冰这篇文字的主要观点。

我是同意这种观点的，而且我想这种观点也适用于达尔富尔问题，适用于伊拉克问题，适用于泰国问题……其实在许多国家和地区的争端和冲突，都可以归结为民主制度的不健全。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在这个现实之下，却难以就这个问题找到出路。

西方国家一向是看中民主的，于是他们四处的插手其他国家的事物，有的成功了，有的则失败了。在巴勒斯坦，哈马斯就是依靠着民众的选票站起来的，选举过程没有作弊，美国无法指摘，但是也不甘承认。

陈季冰的专栏中，也承认，在现阶段，借助民主力量上台的必定是那些最善于利用和鼓动民众情绪的政治势力。所以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民主的制度，而在于民众内心当中的仇恨。

我个人喜欢把世界比喻成一个人的身体，而巴以双方则是这个身体中的两个器官。就像一个人一样，通过器官移植手术移植了一个新的器官到自己的身体，可是这个器官却与邻近的器官发生了排斥状况。排斥的原因不是因为两个器官之前没有共存过，也不会因为时间的流逝而逐渐熟悉、适应对方；也不是因为他们曾经分属的主人曾经有过什么过节，抱着宽大的心理就能实现和解。互相排斥的最根本原因在于器官的细胞，每一个单个的细胞不能实现彼此的兼容。

巴以冲突最大的问题不在于民主，也不在于政治势力，而在于双方的每一个民众，他们内心的仇恨逼迫着双方的政治势力不得不走向对抗的道路。而冲突本身则又加剧了这种仇恨。就像囚徒困境所描述的，双方的政治家都在测度民众的心态，如果不打仗，可能会被内心充满着仇恨的民众抛弃，如果武力解决问题，势必会加深民众的仇恨。

从巴以重新爆发冲突以来，我几乎没有在博客里写过一个文字，就是因为我觉得我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如果你是以色列或者哈马斯任意一方的领导人，你会怎么做？陈季冰说：“未来经民选上台的巴勒斯坦领导人———不管是法塔赫还是其他什么新兴派别———必须具有无比的政治智慧和博大的民族胸怀，同时还需要赢得足够的时间来平复人民心中的伤痛”，这样才能解决两方面的冲突。

确实是这个样子，可是这样的领导人会出现吗？或者说，如果奥巴马生在巴勒斯坦，他会依靠和平的力量取得执政地位吗？或者生在以色列，他会放弃攻打哈马斯，任由自己的支持率下降吗？

当然，这得问奥巴马本人。

当然，有人说历史问题容不得假设，但是这种假设或许是我们现在只能做的，也是我们唯一的希望。

虽然我不认为巴以问题能够解决，正像不认为互斥的两个器官能够和平相处一样。但是，有点虚无缥缈的希望总比完全绝望要好，不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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