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做饭的时候，忽然想到杨佳的话题。前些时候去看一个朋友，也是吃晚饭的时候，她问我对杨佳案的态度。我说无论如何，滥杀警察、以暴易暴都是不对的。她对我这个看法颇不以为然，在她看来，那几个警察，是暴力机关的职员，也就是暴力机关和暴政的维护者，所以，她的答案和那个一度很流行的观点很一致：杨佳是烈士。

其实我的朋友里，很少有这样政治观点激进的，我倒更愿意和温和的人呆在一起，大概是性格使然。但是我对她和她的同道，倒也抱有很深的敬意，我知道她们是真的相信民主，相信她们所说的东西。

我也不是不信，只是不喜欢，更不赞成用暴力这种手段。对于暴力，我从来就不觉得会有胜者。它不但能为当政者利用，镇压异见者；也能为反对者利用，夺取权力；但同时，它也会在你看不到的地方，在你想不到的时候，伤害这个社会。因为，在人们为杨佳等人叫好时，无形中也是肯定了这种用暴力解决问题的手段。无形中，这种观点和价值观会影响到其他人。于是当人们遇到问题时，无论是针对哪个群体的问题，都会想到用暴力来解决。

那怎么办？一万个人可能开出一万个药方，比如我那个朋友，她肯定认为实现民主才能解决这些问题。不过我觉得答案在法治。其实法治比民主啊、普选啊、自由啊、甚至放开媒体监督要更重要。

简单来说，这个世界上，号称民主的国家很多，比如印度、比如伊朗，其实其国内形势并不如我们想象的那么好，甚至连华人民主样板的台湾，都问题不断。。而且，在由威权政治或者寡头政治向民主政体转变的过程中，很容易出现动荡、暴乱、无政府等一系列的危险——事实上，能够顺利的完成民主化这个过程的国家，很少很少。

但是，如果一个健康的法治国家，相对来说，就会比较稳定和健康。比如新加坡和香港。然后像香港一样。在健康的法治保障下，再实现了新闻自由，然后稳步实现政治改革。倒是一个不错的路径。

当然，这只不过是做饭空档里的胡思乱想。没有理论支持，只是想起了几个可以对比的例子。是否真的如此，还得以后慢慢想想。

昨晚我从网上看一些关于阿富汗大选的相关新闻的时候，同时也在想一个理由，一个关心阿富汗大选的理由。我们为什么要关注这个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都和我们大为不同的国家呢？

水均益在8月17日试图回答这个两天后我才想到的问题。他谈到自己2002年去阿富汗采访时帮他们开车的阿富汗司机。这个名叫卡里姆的小伙子得知他们是中国的记者后，吃惊的问水均益：你们中国人关心阿富汗吗？水均益还在期待自己再去一次阿富汗，去告诉那个小伙子中国真的很关心阿富汗的局势。

可是，那个小伙子还在吗？从2001年美国发动阿富汗到即将开始的第二次大选，已经过去了八年了。这八年里，阿富汗的局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华尔街日报》在阿富汗的记者毫不客气的指出，现在在阿富汗塔利班已经渐渐占了上风。

这个说法并不是耸人听闻。对于目前塔利班对阿富汗的控制情况虽然颇有争议，但是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塔利班对阿富汗的控制似乎比现在阿富汗的政府更为有力——有数据说是阿富汗70%的国土被塔利班控制，有说法是50%，最低也有40%。

就在前天，阿富汗总统府附近遭到了迫击炮弹的袭击。随后塔利班表示对此负责，并声称已经有20名“人弹”潜入到喀布尔——阿富汗的首都，本应是最安全的地方。同时，在上个月，英美军队遭遇了近年来最严重的伤亡，单是英国在11天里就损失了15名士兵。而八月份进行到现在，美军已经有12名士兵阵亡……

不用过分去列举伤亡数字，也不用渲染恐怖的气氛。当阿富汗政府发布新闻限制的时候——要求国内外媒体在选举日当天早晨六点到晚上八点不允许报道任何暴力事件——就已经表明了这个国家的选举到底面临怎样的困境。《广州日报》在标题中更是直接称今天的大选为：“世界最危险大选”。

说的一点都不错，不是吗？

我也知道，过度的渲染这种恐怖气氛，并无助于解决阿富汗面临的困境，可我们不得不承认：选举也不能。

阿富汗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塔利班、鸦片和贫困，而不是大选。这个只有3000万人口国家，甚至连一条环绕全国的高速公路都没有——今年的许多选票，都是依靠毛驴拉到山区里去的——阿富汗人对这样一条公路已经梦想了四十多年，而2001年阿富汗战争后也着手修建，但是修到现在依然未能完成；阿富汗最大的出口商品仍然是鸦片——它也是全球最大的鸦片生产国和出口国。说到贫困，据报道阿富汗的人均年收入仅为350 美元，失业人数超过总人口的三分之一，有500万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阿富汗战争已经过去8年，时至今日，不但重建工作没有任何进展，安全问题还日益严重，这很难说卡尔扎伊政府取得了不错的执政成绩。而卡尔扎伊政府的失败，也可以说成是西方国家阿富汗政策的失败，毕竟这个总统是他们选中的。

当然，如果这才大选的投票率很低——2004年大选的时候这个比例为70%，如果卡尔扎伊得票率不能超过半数，甚至如果卡尔扎伊在大选中落败，他完全可以将所有的责任推给塔利班：是他们发动的恐怖活动和威胁，让选民们不敢投票；是他们给这个国家带来了动荡不安——甚至是他们的破坏，阻止了那条可以将阿富汗人民带向富裕的公路的建设。但是，如果一个政府不能保证自己的国民基本的安全，国民为什么要选择这个政府呢？

我在远离阿富汗非常遥远的北京提出这些批评，有点站着说话不腰疼的感觉。其实我也希望阿富汗的局势能够平稳，西方的民主政策能够在阿富汗生根。我只是好奇，这八年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阿富汗的重要工作是寻找拉登，打击基地组织和塔利班，还是帮助这个满目疮痍的国家进行经济建设呢？如果是前者，那么为什么打了8年，阿富汗反而越来越危险？如果是后者，那么为什么8年了，连一条公路也没有修好？

我只是困惑，难道一切真的如沃尔特·李普曼1949年游历过叙利亚、土耳其、印度等国家后所说的：不要认为这个地区的民众所认为的“警察国家”和 “自由主义”和西方人们观念中的定义一样——他坚信，在亚洲，民族主义要比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些意识形态更为重要。如果真如他所说，那么阿富汗似乎真的看不到更为光明的希望。

我并不是感到泄气，我只是忧虑，伴随着美国在阿富汗呆的越来越久，士兵伤亡的数字越来越高，美国民众因八年前那场灾难带来的怨恨，在那场灾难中死亡的两千多人所产生的同仇敌忾，终有一天会被现实中美国的损失所取代——要知道，单纯从经济上考虑，每个月阿富汗的美国大兵们就要花掉美国纳税人40亿美元。

我只是担心，阿富汗已经等不及下一个八年了。

最后，我得坦白一下，我对阿富汗的事情知之甚少，也没能力提出有建设性的意见。我之所以愿意写这篇评中评，源于开篇我所想的那个问题，和随之我又假想的一个问题：如果我是阿富汗1700万注册选民中的一员，在今天，在这样危险的情况下，我会冒着生命危险去投票吗？

今天在大中华地区，进行了两场选举。一场发生在澳门，选举新一届特首；另一场选举发生在台湾，国民党选举新一届党主席。时间相差不远的这两场选举，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候选人都是唯一的。而且两人的得票率都是如此的相近：澳门特首候选人崔世安的得票率为94%；国民党主席候选人马英九的得票率为92.5%。

崔世安当选后，闾丘问到：“唯一候选人崔世安282票当选澳门特首，提名他有286票支持，那四票去了哪里？”

同样的问题，几乎也可以套用在马英九身上：马英九的得票率为92.5%，那7.5%的选票哪里去了？

其实，何止是7.5%的选票不见了。事实上不见的选票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多。在92.5%的得票率的背后，是四成三的国民党党员投的弃权票。根绝凤凰卫视的报道，这次国民党主席的选举中，超过28万名的国民党党员参加了投票，投票率达到了五成七。也就是说，还有四成三的人放弃了投票。

那么，这四成三的选票，到哪里去了呢？

如果说，92.5%的高得票率当选，是马英九的一个胜利的话，那么在这个胜利的背后，则隐藏着四成三的隐忧。我不知道，唯一的候选人，马英九先生是否能够察觉出来？

为何四成三的人不去投票？当然，原因可能很多。但是我想有一种可能是存在的，那就是这些人当中，许多人是不愿意投马英九的。但是做为唯一的候选人，他们不投他的票，也没有其他人可以投，只好放弃自己的投票权。

在我看来，在一个民主社会里，弃权票是一个很危险的事情。因为它一定程度上意味着投票人对目前可选择情况的不满。而为数如此众多的弃权票，则理应让人感到更为不安。

数量同样很庞大的弃权票，意味着马英九并没有在党内达成完全的共识，意味着国民党内，并不是所有人都赞成马英九当选党主席。那么，为什么有人不同意他，却不站出来与他一起竞选呢？

当然，按照目前的得票数量看，即使真有人站出来与马英九同台竞选，很可能也不会阻止马英九当选。我个人也并不是反感马英九做国民党主席。我只是觉得，只有一个选择，是一件很要不得的事情。如果有人站出来竞选的话，虽然输了，但那只是个人的失败。现在，虽然马英九毫无悬念的胜利，那也只是他个人的胜利。国民党的民主在马英九当选的一刹那，输得一败涂地。

难道，曾经做了八年的在野党的国民党，依旧习惯于只有一个声音、只有一个人的政治生态吗？
我们似乎可以想到一个可以为之辩护的理由：为了国民党的团结和统一，为了不分裂。让党员、甚至民众保持团结，似乎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团结的标准是什么？统一的准则是什么？是团结在一种共识的理念下——如美国民众所捍卫的民主、自由、市场经济；还是团结在一个人，一种声音的周围——如苏联的斯大林时代？

似乎，每个人都认为应该选择前者。但是最终我们看到的是，国民党毫不犹豫的选择了后者。

选择团结在同一种理念下——这种理念当然是民众达成共识的一种理念——并不意味着只有一种声音。它可以有许多种途径去实现，可以有多种施政措施去实现。人们可以在这些不同的途径和施政措施中，自由的进行选择。

而团结在一种声音和一个人的下面，则没有这么多的选择。实现这个理念的道路只有这个人、这种声音说了算。

当然，理念并不一定是正确的。但是由于不同声音、不同选择的存在，最终可以将这种错误就枕过来。比如当年美国也发生过的恐怖时期，麦卡锡主义盛行的时期，虽然也是在捍卫自由美国的旗帜下进行的，但是它确实是错误的，而且最终被纠正过来了。

而如果只有一种声音、一种理念的话，它正确的时候，当然是高效的。没有任何人阻拦，没人质疑，一切都能顺利推行。但是一旦它出错的时候，也不会有人纠正，不会有人站出来反对，那么它也将错的离谱。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现在只是提出自己和马英九不一样的观念，与之进行竞选，都没人站出来。那么已经当上国民党主席，党政一把抓的马英九到时候犯了错误，又有多少人能够比现在更坚定的站出来对其进行指责、批评？

如果这个假设还过于抽象的话，那么看看陈水扁党政时代的民进党就知道了。虽然他犯下如此令人不齿的错误，但是没有人敢站出来反对他。结果现在民进党成了什么样子呢？

高票当选，当然是值得高兴的一件事情。但是如果马英九在高兴的同时，并没有意识到自己这次参选乃至现在最终当选过程中，其实隐藏着诸多不正常的因素的话，这个隐忧很可能成为未来他的困惑，成为国民党最大的一个威胁。

第一次知道七月四日这个日子，是看奥利弗·斯通的电影《生于七月四日》，当时我在上高中——是的，历史书上有这个日子，但是我毫无印象——对这个世界几乎一无所知，除了我身边的生活琐事和课堂上的得到官方授权的课程。当然，在那些课程中，尤其是我这个文科类的学生，被告知——或直接告知，或间接教育：要热爱祖国。

我毫不怀疑其正当性和合法性，生在这个国家，生在这个片国土上，我当然应该热爱这个国家和这个祖国——虽然我不知道，也从未想过，我的祖国是不是一样会热爱我。

所以，你能想象，当我看到电影中汤姆·克鲁斯扮演的那个退役美国兵——因为他的祖国而失去双腿、失去性能力的美国公民，大声对他的国家、他的政府喊出“fuck！”这个单词的时候，我所产生的困惑和震撼——我几乎是看着他长大的，在他小时候，在他和他的祖国一同过生日的时候，我看到他玩士兵的游戏，玩的那么快乐；看到庆祝独立日游行的队伍，也是那么的兴高采烈。然后我听到从战场回来的他一次又一次的说：“fuck！”

从看到这部电影到现在，我又在这个国家度过了将近七年的时间。在这七年里，我高中时候所接受的那些教育，开始逐渐的被肢解，我开始怀疑那时候被迫接受的东西——我曾经一遍又一遍的背过的东西，我曾经看到五十周年阅兵的视频并为之流泪的东西——我甚至开始怀疑这个政府，我开始怀疑我的国家……

我对此毫不感到惊恐和不安，而是越来越相信，这是理所应当的。我开始相信，在一个成熟的国家，公民的怀疑精神，怀疑其政府、怀疑打着国家名义进行的一切活动，都是最自然而然的事情。

也正因为如此，当我饭否上看到为数众多的同胞们，在七月四日这天，高呼：“美国万岁！”的时候，我竟然感到极端的不适应。我不知道这只是一种口号，还是一种狂热？只是前者，当然毫无意义，但如果是后者，我更因此感到忧虑。

或许是我英文能力的限制，当我去twitter上去搜索Long live the USA!的时候，得到的结果并不是很多——twitter上面，关于美国独立日的热词是：Happy Independence，是happy 4 july。

一个一个“万岁”，一个happy，总是能体会出不同国家的国民所具有的不同气质。我们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似乎已经习惯了山呼万岁：领导要万岁、人民要万岁、共和国也要万岁……我们的上一辈或者再上一辈的人们，在万岁中狂热，并在狂热中迷失。而我们在这种体制中生活的久了，虽然开始抵制这种体制，但是毫无疑问的也受到了体制的影响，甚至成为体制的一种构成部分。

在我所知道的寡陋的美国历史知识中，我认为包括美国建国者在内的美国民众，都对政府有一种天然的不信任感，也因为如此，他们才会在日常政治中，对政府施加诸多挚肘。

而且，美国并不是没有经历过令人遗憾和感到恐怖的时代，当年麦卡锡以美国的名义搞赤色恐怖的时代，说明在任何的政府中，都存在着值得我们怀疑和保持警惕的不安因素。美国也是如此。

现在是北京时间七月五日的十一点钟，在美国已经是七月四日的深夜，独立日还没有过完。在这个国家233岁的今天，我看到许多人对这个国家表现出了狂热的崇拜——其实我又何尝不羡慕这个国家，但是与这个国家相比，我更愿意去羡慕他们的国民。

不是因为他们生在这个自由而民主的国度，而是因为他们身上的那种自由而民主的素养。如果不是美国民众身上的自由、民主的素质，任何一个好的政权，都有可能在那种狂热的时代，走向歧途——美国没有被麦卡锡带向深渊，并不仅是他体制的原因，更是因为这个国家民众的自由的民主意识，是他们在传统中对政府的怀疑态度，是他们已经根深蒂固的生活方式。

那是美国人特有的精神——我们何必山呼万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