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的时候，经常想自己毕业的时候去支教，去那些偏远的地方去教孩子。但是到了毕业的时候，有了女朋友、家里的期待，以及其他所有的所谓的羁绊，我毫不犹豫的加入到求职大军，上班下班、吃喝游玩，支教的事情早抛到了脑后。
后来到北京上班，经常会很晚下班。单位路口有一排柳树，经过那里的时候，我总是抬头看着那柳条，想起大学时的那个想法。然后一再的想象，自己能够有机会去农村去，教书。可是，这时候，有了老婆、有了更大的家庭的期待，以及更多的自己想象出来的禁锢，更是实行不了。于是走过那一排柳树，一切也就被眼前的滚滚车流所替代。
许多欲望放不下，所以许多事情也做不了。
远文不止一次的在文章里提到过消费社会这个话题，也多次谈起鲍曼所说的，人在现代社会中的异化过程。理论我知之甚少，但是却能从自身感觉出来，那不断的消费需求、那些无穷尽的欲望，对人的行为会产生多大的影响。所以，我经常会刻意的、努力的去抵抗消费的这种诱惑。但是犹如跳伞的人一样，打开的降落伞只能减缓下落的过程，却不能阻止下降的过程。就想我的那个支教理想一样，我总是能找出许多借口来充当理想不能实现的理由。而对于人的欲望的妥协、对商品社会里的诱惑，我也总能找出理由来接受。
然后，我看到了他的故事。他不抽烟、不喝酒、不吃肉、不赌博、不谈恋爱、不买车、不买房、不吃肯德基、不旅游、不怎么买衣服、一双鞋已经开胶、破裂，还穿在脚上……
这一切，在我们看来非常正常的存在，甚至是离不开的存在，在他看来都是不需要的。因为他有“更大的乐趣，比能表达的更大的乐趣。”
坦白说，当我知道他那片段的故事后，我实在难以想象那是一种什么样的乐趣。我是在物质极度丰饶的社会里成长起来的——虽然经历过贫穷，但是感到贫穷，也是因为对物质感到一种没有止尽的欲望——物质在我的心目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虽然我不断反省，虽然我一再的提醒自己不能被物质太过束缚，但是无形中，物质总能成为一个标杆。
而且，经历过解放后对知识分子、对精神生活、对理想的摧残和破坏之后，生活在这个彻底的世俗化社会的我，不可能不受到当中的影响。大公无私、毫不利己专门利人，这些曾经耳熟能详的词汇，早就伴随着90年代的到来而彻底远去。
所以，我该怎么理解他？
看他的故事时，我甚至没有想起过我那个支教的理想。纵然终于被故事感动，纵然我再一次加深了对消费社会和自身欲望的反省，但也仅仅如此而已。生活照常进行，工作依然继续。
而就在今天傍晚下班的路上，城铁快到站的时候，我关上手里的手机，把目光从微博上抬起来。透过城铁的窗户，我看到了西边快要落下去的太阳，一抹柔和的黄色。我再次想到了他，和我那几乎想不起来的理想。
我越来越能明白他所说的那种不能表达的快乐，我也越来越向往那种生活和心态。但是我知道我成为不了他——至少是现在。有些道理，我知道，但是我毕竟庸俗，我做不到。但虽然如此，我仍然愿意用力的记住他。我知道有些美好的东西，只要我记住了，一再重复，他终将会影响到我。就想我看到那柳树、看到那柔和的阳光就能想起我那几乎想不起来的理想一样。
他和那个太阳、那些柳树一样，就像是一个记号。提醒着我这个世界上，还有那不能表达的快乐存在，这种存在不是钱、房子、车子和物质所能替代的。记住这个记号，我就能守候住那最后的安全感。
我知道，他现在正面临很大的危机，甚至连说话的权力都被禁止。而且，越多人谈起他，对他愈加不利。而他，只是安静的想照顾那里的孩子，教育那里的孩子。他曾说过，那就是他的生命。如果不让他做这些，命就不在了。
这个时候，可能提起他的名字都会对他带来伤害。或许，我这篇文字都不应该写出来。但是还是犹疑不决，最终成文。唯一希望的是，如果你知道我在说谁，也不要说出来。记在心里就好了。他需要的不是声援，而是安静。而我们需要的也只是从他身上传递出来的那些美好，而不是那所谓的抗议与恨意——这些，不是他所希望的存在。
把那美好记住了，然后告诉别人你所感知到的美好。至于是谁的故事，倒并不重要了。
昨天晚上，忽然想起一件旧事来，于是翻出当时写的博客来看。
两三年前的早晨，我在石家庄一个路边的早餐摊边吃早饭，旁边坐着三个小女孩，叽叽喳喳的说着学校的事情。本来我对她们谈的内容并不感兴趣，专心对付眼前的油条和豆浆，只是隐约听到他们谈的内容和南京大屠杀相关电影有关。忽然间听到一个小女孩说：要我是国家主席，我他妈的就去干死小日本！
说这话的小女孩就坐在我的旁边，梳着一个马尾辫，很瘦弱，看起来怎么都不像一个有暴力倾向的人。当然，另外两个小朋友也不像，但是她们立即附和，开始痛骂其小日本来。
“你们就那么痛恨日本人么？”我放下手中的勺子，试探性的问她们。
“谁让他们杀了我们那么多人呢！”另一个女孩子说。
“你们是从哪里知道这些的？老师教的还是课本上学到的？”
“我们老师给我们看了《南京大屠杀》，我们从上边看到的。”
我假设性的问她们，既然她们是如此的痛恨日本人，那么如果真有机会让她们报仇，她们会怎么做？
“我要将他们的鼻子、眼睛全部挖掉……”一个小女孩不假思索的答道。那个梳着马尾辫的小女孩仿佛觉得不妥，抢过话题说：“也不用那么残忍，只要将他们吊起来用鞭子抽他们就行。”
谈话就此戛然而止，我实在不知道该问什么好了。只是在我吃完了早饭，准备离开的时候，忽然想起要问问他们现在上几年级。“五年级”，还是那个梳着马尾辫的小女孩，她仰着头笑着对我说完后，然后很有礼貌的跟我道别，“叔叔，再见。”
当时这件事情带给我很大的触动，我实在难以理解，我们为了“记住历史”而进行的那些爱国主义教育，竟然会给让孩子们形成这样的一种观念。他们当然记住了要他们记住的历史，但是同样，他们也记住了仇恨，而且是需要“将他们的鼻子、眼睛全部挖掉”才能消除的仇恨。这种仇恨会记忆多久？我不知道，后来我没有再见过这几个孩子。
再后来，我几乎要忘记这件事情了，慢慢的早已经记不起那三个孩子的容貌。直到看到南平市小学生们给郑民生写的那几封信，我才又想起那个早晨的对话。说实话，我在这几封信里看到了相似的影子。
写信的孩子并不是发生惨案的那所实验小学，而是南平市下辖的建阳市求知园作文班。学校老师要求孩子们“选择给郑民生或受难者家长或受害小伙伴写一封信，也可以写感想……”。羊城晚报的记者从这些信中，摘录除了一部分。想必这些语句也触动了记者，否则不会单独摘出这些句子：
有一位张姓小朋友称他为“悲哀的郑民生”。他写道：“我看着那些无辜的小伙伴受到伤害，我就想把你碎尸万段，还想把你放进搅拌机里把你搅拌了。可是，我不能那样做，因为，如果我那样做了，我不就和你一样了吗？”
一杨姓小朋友写道：“罪恶流过了你的心涧，冲动是你的弱点，相信你杀了8个学生现在一定非常的后悔……要是你小时候被人连捅三刀，你的父母会怎样呢？……在那短短的55秒内，你杀了多少洁白善良的心，你要真忍不住仇恨，你就去杀那些贪官，你怎能杀掉这么多可爱的孩子……”
当然，必须承认，并不是所有小学生都是这么写的。但是如果想想自己身边遇到的孩子们，我们能肯定类似的情绪仅仅是几个孩子才有的吗？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对小学生进行生命教育的话题被我们不断提及。对比以往，这当然是一个很好的进步。但是随即问题就摆在面前：我们该如何教育？
求知园作文班的老师布置这样作文题目的初衷还不得而知，但是个人感觉可能和生命教育有一些关系，至少我觉得老师是出于一种好的教育目的。就像我们不断进行的那些要求我们不要忘记历史的教育一样，都有着一个美好的目的。但是这种生拉硬套的教育，到底产生什么样的结果，我们是否有过评估？
就像我曾经遇到的那三个小女孩儿，我们的历史教育最终在她们脑海里留下的印象，并不是对战争的反思，不是对人性的追问，而是仇恨。而南平市的那两个孩子，虽然当中的一个孩子知道自己不应该把郑民生“碎尸万段”、“放进搅拌机里把你搅拌了”，但是至少他是这样想过——说实话，南平惨案发生后，我最感到愤怒的那些时间里，我都没想到过这些词汇。
南平事件到现在已经过去一个多星期了，对这件事情的反思仍然在继续。这一次，我们反思一下我们的生命教育，如何？
马想斌给我们讲了一个“小”小学的故事：
小学有多小？一个老师，一个学生。留在作者记忆中的这所小学位于甘肃定西的一个农村。这个村子面临着和国内其他农村一样的困境：计划生育政策以及村名向城市流动，造成了农村小学学生越来越少。直到2007年，这个位于作者老家旁边的学校只剩下了一个老师和一个学生。
但是，它的际遇却和国内其他小学大为不同。如果到了这种状况，在其他地方很可能会面临“撤点并校”的命运——把生源少的小学撤掉，并入其他学校——在当地教育部门实地考察后，认为该村交通不便，为了保障孩子上学，该小学必须保留。
其他地方的小学远没有这么幸运了。7月21日《新京报》披露的一项数据显示，从1993年到2008年，这15年的时间里，我国小学学校已由69.67万所锐减到去年的30.09万所，锐减了56.8%。
这当中当然有计划生育带来的影响，但是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是“撤点并校”政策带来的负面影响。
最新一期的《求是》杂志刊登了东北师范大学农村教育研究所研究员于海波的文章，他们在2008年曾对甘肃等8省区农村小学布局调整情况进行了调研，结果发现由于“撤点并校”的农村布局调整政策失当，农村的辍学率出现反弹。
与此形成对应的是香港乐施会曾经做的一份调查(最终，他们以建议的形式将调查的结果提交给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工作小组)。乐施会中国部基础教育项目官员、贵州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杨兰对《21世纪经济报道》的记者说，2002年他们在贵州晴隆县青苗寨做调查时候，“整个村子的村民投票表决，排第一的期望就是建一所学校。”而这个村子当时有120名7-12岁的适龄儿童，但是有72人失/辍学。辍学的一个很大原因也是“撤点并校”。
“撤点并校”带来的一个最直接的结果就是，这些大部分才10岁左右的小学生上学的路途变得更远了，许多人要到另一个村子去上学。
我的家乡是处于华北平原的小村子，邻村因为学校规模小，生源不足而被撤掉了。于是孩子们只能到三里地之外的邻村上学。在平原，这段道路或许尚且可以接受，但是在山区呢？甚至，三里地并不是最远的距离。
更重要的是，大多数的农村学校根本没有钱配置校车。于是在许多地方，“黑校车”应运而生。一辆出现在《新文化报》新闻中的面包车，核载6人，但是当警察拦下检查该车的时候，却从里面钻出了21名小学生……
“黑校车”的危险已经出现了，就在《新文化报》的那则报道中，一辆载了19名小学生的面包车翻车后，一名女童被甩出车外死亡。
全国到底有多少地方的孩子，像这样冒着生命危险在上学？所以，辍学率上升也不为怪了。
当然，这并不是唯一的原因。在《求是》的那篇文章中，于海波发现“撤点并校”后，政府确实减少了对农村教育资源的投入（他们叫做“资源浪费”），但是家庭的教育费用却增加了。伙食费、交通费、生活费、住宿费等加起来，每年有一千多元的额外开销。
而且，合并后的学校，教育质量并没有因为“规模效应”而提高。反而由于数个村子的学生集中到一个学校，学校学生过多，许多班的学生都超过50人，甚至达到70-80人。老师的负担过重，影响了教学质量。
记得我上小学、中学的时候，经常看到的一则标语就是：再苦不能苦孩子，再穷不能穷教育。现在想起来，终于明白了，这句话是说给家长说的，和政府无关……
很久很久以前，媒体们就为这次日全食做着准备，前戏、直播、分析……据说，这一次日全食是500年不遇的。不过我对这个说法颇有怀疑，但是自己又确信活不到五百年后，所以也不怎么争辩了。反正就是很难的的一次日全食的机会。
早晨太阳刚升起来，还在为二十二日的日全食而努力东升西落的时候，我躺倒在了床上——我为什么早晨睡觉呢？——临睡前看了一眼手机新闻，看到一条说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了一个关于这个日全食的通知。
当然，通知一如既往的是把握宏观，提纲挈领的对日全食期间的各方面的工作进行了指导，也充分体现了领导对这次日全食的关心、关注。
但是在迷迷糊糊的睡梦中，我忽然记起来里面好像看到一条是，通知要求要防止日全食在部分民众心理产生的迷信猜测和恐慌心理。
已经在沉睡中的我，开始想到了一个人，布鲁诺什么的，然后看到熊熊大火烧在他身上。
然后我开始思考说，为什么这么多年过去了，还有人会对日全食产生迷信心理呢？
我们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体会在哪里呢？成立了这么多年了，连个日食的科普工作都没有做彻底？我们的教育都在做什么呢？60年了，连个日全食都没教育成功？
不知道啦，反正是我睡梦中想的一些事情，乱七八糟的。但是我真的挺期待这次日全食的。
日，全食。
转自：中国经济学人
卿光亚：垮掉的学校才冲击了道德的底线
记者：言咏
来源：经济观察报
日期：2008年7月21日 星期一
在“范跑跑事件”的漩涡中，一个人以及一座学校同样令人关注。
这个人是卿光亚，范美忠的校长。当舆论要求辞退范美忠时，他表态“校方不会开除因言获罪的人”。他从来不掩藏自己的观点——比 “范美忠事件”更值得讨论和反思的，是建筑的安全。对此，有人赞赏他敏锐地看到了核心问题；有人质疑他淡化主题，转移视线。
这座学校是光亚学校——卿光亚于1992年创办的全国第一所私立学校。它的课程涵盖从幼儿园到高中各个级别，在教育上与国际接轨，高中设有国际文凭 大学预科。在这次地震中，它的校舍几乎没有被损坏，师生无一伤亡。5月19日，地震后一周，该校复课，是都江堰最早复课的学校，也是唯一在原址上复课的学 校。
7月14日，记者来到这所地处都江堰城郊的学校。安静的校园里传来清朗的读书声，这是参加夏令营的孩子们在上课。校舍大多完好，除了操场上尚未拆除的深蓝色帐篷之外，看不出任何经历过地震的痕迹。
校长卿光亚在办公室里接受了采访。他五十出头，微胖，深蓝的领带配着洁白的衬衣，举止之间掩饰不住疲惫。卿光亚自称有“地震后遗症”，反映在生理上是声音沙哑，反映在心理上是说话唠叨，“像祥林嫂”。
“谩骂是幼稚的，是不成熟的网民的反应”
经济观察报：你曾经是维护范美忠的，但最终还是做出了解聘他的决定。
卿光亚：舆论早就要求解聘范美忠，那篇文章(《那一刻地动山摇》)一出来，解聘是最低要求，有的网友要求他自杀。我并不赞同。我们学校解聘过两个美国老师，是因为他们在教学上不能被学生接受。但一个学校有它的行政管理机关，我必须考虑领导的意见和建议。
经济观察报：这个决定是不是做得很无奈？
卿光亚：不，我是无所谓。我必须听领导的话，不过，我解聘他并不意味着不发工资给他。他在这里工作有很多种方式，讲座啊，辅导啊，不一定要是在册老师。
经济观察报：现在回过头来，怎么看待范美忠5月12日所为？
卿光亚：没有任何问题。他的学生是预科学生，有行为能力。再说，我们学校廊道旁都贴着 “紧急情况条例”：第一，离开建筑；第二，不要携带任何财物；第三，不要寻找你的朋友；第四，靠右行，到达空旷地点；第五，静静等待命令，直到宣布解散。 这些任何人都能背诵，也演习过多次。我们学校的课程里有“避险技术”，学生一旦遇到问题，都沉着得很。
地震来临时我们的结果是，一瞬间全部到了操场。等我走过来看时，只需指示清点人数。
经济观察报：如果他的学生是低年级的呢？
卿光亚：那当然不可以。我们学校没发生这样的事，我们的幼儿学生150个，都在睡午觉，无一不是老师组织或者抱出去的，小学、初中也一样。
经济观察报：对于后来引发的“范跑跑”事件，你怎么看？
卿光亚：网络在那个特殊时间只取了两句话：“只有为了我的女儿我才可能考虑牺牲自我，其他的人，哪怕是我的母亲，在这种情况下我也不会管的”。这没什么可争论的，当然不对。但这两句话并不是主题。他的主题是想讨论那一刻惊慌失措，自己什么都没想到。
二是漫画，对象是小学生，范美忠很得意地跑到垮掉的废墟上。这本身就是误导。如果漫画变一下，现场是比他还高大的学生，他也不是跑到废墟上，而是跑到我们光亚学校美丽的校园里，那还有没有冲击力呢？还有没有这么“可恶”呢？所以我觉得这是“嫁接”在虚拟空间上的漫画。
经济观察报：你了解他现在的生活状况吗？
卿光亚：我不了解。但我想他还是会照他自己的想法生活。他是一个独立、封闭的人，不太在乎别人的说法。
经济观察报：你知道他从你这里被解聘后还试图找过其他工作吗？
卿光亚：应该没有。因为我感觉他就没打算过不教书。
经济观察报：范美忠自己说，他回学校办事时收到过网友给他寄的汇款单？
卿光亚：打电话说要寄的多了去了，我就接到过。一个澳大利亚华人，说不管赞不赞同范美忠的说法、行为，但觉得这不应该和他的饭碗有关系。听说他有孩子，有老母，想给他寄点钱。
经济观察报：有种观点认为，不应该剥夺他做其他工作的权利，但他确实不适合做教师，你同意吗？
卿光亚：两回事。教师职业很宽，比如有个人，教书好，但遇到地震可能会吓得屎尿都出来，难道他不适合做教师？好像没这么严格。
经济观察报：作为校长，你挑选老师的标准是什么？
卿光亚：很简单。爱学生，爱教书。
经济观察报：那你怎么定义爱学生呢？
卿光亚：非常热情和严格地希望把学生教会教好。
经济观察报：你觉得范美忠爱学生吗？
卿光亚：他爱得很啊。我曾举一个小例子，但网上非常反对。譬如说，我们学校规定每天两小时课外活动，要求老师一起参加，他选的是足球和篮球，三年来没迟到过一天。这是不计报酬的。孩子们很喜欢他。
经济观察报：三年前范美忠应聘时，你看中了他的什么？
卿光亚：看中他好像很喜欢当老师，给我的感觉他很陶醉于此；第二，他的知识结构很宽；另外，我问他，如果我们设置一个课程不需要高考，但有国际考试，让老师来选择教材，你会怎么做，他答的是最标准的。
经济观察报：他怎么答的？
卿光亚：首先博览群书，选出需要的16部不同风格的长短篇文学作品，分析、教会学生写作。这刚好符合我对国际课程的要求，所以我觉得和他简直是合拍得不得了。
“未来的学校应该修成不仅是安全的场所，更是社区的避难所”
经济观察报：在地震中光亚学校校舍几乎没有损坏，你觉得是幸运还是有其必然性？
卿光亚：我当然只能说幸运，这样客气一点。如果要说必然的话，那就是我们修建的时候参照的是联合国对学校的建 议：花园、乐园、学园。这些的全部前提，是安全。当时我计算过，修第二层花的钱不如再买一亩地，所以我们就修了很多平房，修得比较宽松。这次地震没伤到 人，可能就与校舍比较宽松有关系。
经济观察报：你当时修建学校是包工不包料的？
卿光亚：这当然了，是一种节约的做法。自己买材料，少一点浪费，多一点实用。其实包工不包料是违反“建筑法” 的，因为不专业。但中国有特殊情况，很多豆腐渣工程都是材料有问题。这次包工不包料救了我们，我们的水泥钢筋可能比较真实一点，其实并不贵，每平米只有几 百块，那些垮掉的造价都比我们贵。
经济观察报：地震对你最大的影响是什么？
卿光亚：我现在想得最多的是建筑，首先要考虑安全。“安全”是对建筑的第一要求。我一个朋友的孩子，从同济大学 考到德国一家建筑学院，向我描述入学考试：做一个有四个轮子的装置，有五个要求：第一，在装置里放一个生鸡蛋，沿着楼梯扶手滑下，最后掉下去时距离地面 1.2米左右，但鸡蛋不能摔烂；第二，必须用废旧材料；第三，沿着扶手滑下时要顺畅，不能半途掉下；第四，要漂亮；第五，要4个人合作。
这个考试实际上融合了他们的理念：做建筑，第一要考虑安全，而且是绝对安全；第二，要经济，所以要使用废旧物资；第三，要实用、美观、团队协作。
这样教育出来的人，到时候不会去找客观原因。比如，不够安全是因为经费不够。
地震后我们首先要想到的是这些经验和教训。我们应该考虑，未来的学校应该修成不仅仅是安全的场所，更是社区的避难所。
经济观察报：在日本，学校不仅是教育场所，还是避难所，这已经成了民众的常识。
卿光亚：这也是东京大地震之后总结的经验。我现在看到很多托词，说楼垮还是不垮是因为震波不同。但报上也报道过，任何垮了的建筑，旁边就有屹立在那里没垮的。北川中学垮了，旁边的中科院希望学校、刘汉希望小学就没垮。
这也不是经费的问题，因为希望学校也好，私立学校也好，它的投资是少于国家标准的。刘汉希望小学，教学楼造价是400元／平方米，校长问建筑商的利润多少，人家说10%，他说，能不能这样，我再给你10%，但这400元你一点都不能贪污。
这才是我们的道德底线。舆论说范美忠的讲话冲击了道德的底线，我觉得垮掉的学校才冲击了道德的底线。
“教育的第一要义，是培养自信心”
经济观察报：你原来是做文艺工作的，后来怎么转向教育？
卿光亚：我原来是导演，转向教育是一分钟的事。因为父亲和朋友们赞助的钱只准用来办学校，或者修庙。
1988年父亲80岁生日时对我说，他做梦做得最多的是战争。父亲一生从戎，战争让他感觉不好，暴力方式不管输赢都是对社会的破坏。如果搞个庙宇，或者学校，办好办差都是一点贡献。
1988年没敢考虑办学校，四年后，社会条件成熟了，我刚好又有一个私人原因：儿子6岁，需要上学。
我跑遍成都的学校，那些学校需要接送，一天四次。为了接送儿子，我得考虑改做机关工作，做导演一出去就是好几个月。后来我想，与其自己改行，还不如自己建一个，反正经费在那里摆着呢。
经济观察报：起步时的经费有多少？
卿光亚：开始投入是七八百万，买地建房，后来再继续投了点，也不过千把万。选址在都江堰是很偶然的，我到处问，说要投资，刚好都江堰的书记愿意批。
我儿子是这里的第一个学生。那年我们计划招100个，结果2000人报名，最后招了150个。大家比我想象的开放多了。
我是在《四川日报》头版打的广告，总编是一个上海人，他对我说：“我是上海人，我深深知道什么是私立学校”。没他的支持我也不敢打广告，因为规定不能跨地区招生，我在成都招生是因为担心都江堰承受不起，实际上也是这样，都江堰只来了一两个学生。
广告出来之后，全国的报纸都采访报道。《南方周末》和我的友谊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的。当年全国没有一个省没有学生来的，包括海南。
经济观察报：你儿子一直在这里受的教育吗？
卿光亚：是。现在他在美国，已经大学毕业。我儿子那一届150个学生有15个读到了高中毕业，其余的后来陆续回到传统公立学校去了。第一年就回去一大堆，原因很简单——考试。
那时小学是要统考的，第一次统考就要了我的命，因为我课程里外语比重大，占用了很多时间。另外，我一切课程都是以认知规律来设置的，比如语文，是先教识字，二年级之后才教拼音。所以统考全是零分。
经济观察报：第一年后回去了多少呢？
卿光亚：50个吧。不过总有新的进来，总是在增长，现在我们的学生是600个。
但这个增长是自欺欺人的，因为那时150人是一个年级，现在可是12个年级。我自己老会安慰自己，我也老想把这个教给孩子们，因为我觉得教育的第一要义，是培养自信心。
我天生自信心强得不得了，民办学校现在倒了很多，有人问，你有什么诀窍不让它倒，我说，没有诀窍，我不让它垮，就这么简单。只有一个学生我也开门，怎么会垮呢？我经常开玩笑，生得起就养得起，养得起就教得起。
我觉得现在的教育制度下的考试不好，老是打击孩子，让孩子觉得不成功。自信心的建立，要靠成功的鼓励，老是失败怎么会有自信呢？
经济观察报：相对于传统的公立学校，这个学校最让你骄傲的是什么？相比之下，有什么先天劣势吗？
卿光亚：我骄傲的是我的那套课程。我坚持这十几年，孩子们被培养得十分阳光、自信。另外，我规定每天八小时的课，有两小时的运动。这是我特别对得起孩子的地方，我让他们把身体锻炼得很健康。我们的传统教育里，时间都用来做题、做题，孩子们身体不好。
劣势就是选不到学生，我这里基本招不到中考600分以上的。毕竟中国的主流还是要高考。成都外国语学校，长达二十来年都是高考明星，每年小升初，它招1200人，但有1.2万人报考。
经济观察报：你这里有入学考试吗？
卿光亚：有，但基本就是面试，淘汰率是5%－10%。现在我们的高中生80%不参加高考，我们的高考成绩不好。 我们用的是国际课程，用那么多时间学外语，除语文课是中国老师教，数学、外语、物理、化学、生物、地理、历史、商务、艺术都是外国老师教。再加上这些孩子 本来就不是传统教育下的精英，还考什么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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