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中评第277期

昨天下午，偶然间和同事聊起了一个话题：我们在文学作品中，尤其是对解放后的文学作品中，经常看到那些 旧社会的地主富豪要抢占贫穷人家女儿为妻为妾，但是穷人的孩子志气高，宁死不从的故事。当时我就问同事，旧社会的婚姻是媒妁之言，父母之命。基本上女人在 结婚前不会见到他的丈夫是什么样子的，不知道他是什么脾气，是什么背景，更不要说现代人们口口声声的爱情基础了。那么问题来了：对于这些穷困人家的女儿而 言，既然嫁给穷人或者嫁给地主富豪都不是自己愿意的，为什么不嫁给地主们呢？

我问历史频道的同事这个问题，他告诉我当时人们的考虑会和现在的不一样，当时穷人家的女儿嫁给地主老 财，很难做正妻。而如果做妾的话，自己的亲生儿女都不能认的，只能叫“姨娘”。但是他也说，旧社会的乡绅地主，并不像我们的文学作品中所展现的是无恶不 作，十恶不赦的恶霸。相反，当时的地主一般是意味着是道德高尚的人。

如此来说，且不说我们不能肯定是不是穷人的女儿宁死也不愿嫁给强抢民女的地主；我们也不能肯定，当时的地主是不是经常会霸占民女做妻做妾；甚至我们都不能肯定的否认，当面临“嫁给地主还是嫁给穷小子”的抉择时，穷人女儿们，可能会选择前者。

说回来，我们看到的许多文学作品，都承担着许多政治教育的任务。在那个特定的年代，为了当时反对封建主 义，反对旧社会，反对地主阶级等政治目的的需要，我们创作了许多脍炙人口的文学作品。这些文学作品充分展现了旧社会里，穷苦农民的生活艰难以及地主阶级、 官僚阶级对平民百姓的压榨。这些作品也充分激发起了底层百姓起来革命、推翻“三座大山”的积极性。这是些文学作品，都有着特定的历史背景和政治背景。

但是在当下，当这些历史需要和政治需要都已经不成立的时候，当封建社会已经无可避免的成为了永远的历史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应该从另外的角度来看到那些文学作品？当然，我不是说文学作品不应该虚构，而是说当文学作品虚构的情节成为我们对历史的看法和记忆的时候，是不是应该跳出那些文学作品所设定的框架来重新反思我们当下的现实和历史的关系？

比如，当我们再次看到《白毛女》的故事的时候，是应该继续对黄世仁产生咬牙切齿的狠，还是应该反问一下：这个故事，到底有多大的真实性？历史频道的同事告诉我，白毛女确实是存在的，但是黄世仁却是被杜撰出来的。

所以我想，如果我们今天要讨论“现在大学生说嫁人就嫁‘黄世仁’”的新闻时，是不是应该先讨论一下“黄世仁”到底是什么人的问题？

被杜撰出来的“黄世仁”是地主恶霸，欺男霸女。但是“黄世仁”所代表的现实社会中的地主，却是一方的道德表率，是乡绅代表，甚至是封建社会地方稳定的主要力量。可以说是地方民众紧紧围绕在地主为中心的四周。那么嫁给这样的黄世仁，有有什么好争议的？

正如李晓亮在评论中说的：

“通过喜儿父女悲惨遭遇，深刻揭示……愤怒控诉了……热烈歌颂了……形象地说明了……”。仅从这个陈旧句式，也能看出特定时代的文艺创作，或也会包含了一些复杂因素。

特定时期已经过去，现在“嫁人就嫁黄世仁”，更多表达的是一种价值多元的诉求。

他认为“女大学生们的情感诉求也应得到宽容和尊重。”这是个人的婚姻自由，即使“黄世仁”真的是个乡里恶霸，飞蛾愿意投火，又有什么关系？你就知道嫁给黄世仁的女人，不会是一只能够降伏恶霸的“大姐大”？

“现在的年轻人，是没有历史和道德负担的一代。”张若渔则从历史负担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虽然所谓的“黄世仁”的历史不过是文学作品的创作，但是它仍旧深刻的印记在老一辈人们的记忆里。可是这种记忆到了80后、90后那里变得淡薄了。“他们看待一些问题的眼光是纯粹、轻松和健康的，一种健康的多元，一种摆脱了苦大仇深之后的轻松。”

张若渔说，对于一个社会而言，“有着强烈的阶级斗争观念，一见到“黄世仁”三个字便血压上升，恨不得食其肉寝其皮，那反倒令人恐惧。社会的发展终究是一个整体发展的过程，不能说只允许物质进步，却让人们的精神停留在刻舟求剑的几十年前。”

当那些文学作品和杜撰出来的故事所蕴含的政治思想已经成为一种历史的时候，我们就不要再死抱着那些空洞的故事再“津津乐道”了。也不要用阅读那些文学作品培养起来“刻板印象”来打量历史了。

当然，我不是说我完全赞同那些叫嚷着“嫁给黄世仁”的大学生们的观点。比如文学院蔡姓大一女生说:”如果我嫁给有钱人‘黄世仁’，可以拿他的钱捐给慈善事业，帮助有需要的人。”——这事多么扯淡的说法啊！人家黄世仁的钱是黄世仁的，你嫁给了黄世仁，凭什么就应该用他的钱做慈善？你想做慈善，凭什么又不拿出自己的钱来？

每个人都应该有权利追求自己的选择，这没有问题。但是如果你在追求自己的选择时，搞那么多所谓的“崇高 目标”——这些崇高目标与当时那些反封建、打倒地主阶级的目标相比太渺小了——还没嫁给黄世仁，就开始惦记他的钱怎么花，我要是黄世仁，宁可自己拿钱去做 慈善，才懒得理你……

马英九道歉

马英九又出来道歉了。

在我记忆中马英九上一次的道歉是很久之前了，马英九对台湾在“白色恐怖”时期发生的事情三鞠躬，道歉。我记得当初在看到《冰点》刊登过的本文后的感觉，和许多人一样，我也想到了另一个团体的应该但是却没有表示过的道歉。

随后，我又读到几篇龙应台教授写马英九的文字，包括在许多对马英九特别费案也耿耿于怀的台湾人眼中的为马英九背书的那篇文章。几乎在龙应台的笔下，马英九始终就是一个道德的化身，是在一个肮脏、龌龊、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的粪缸般的政治环境中，出现的一个始终坚持一个普通人的品格的政治家。

“道德”，和“理想”一样，是一个总能够让人产生莫名感情的字眼，尤其是在政治组织里。但是有时候，我们也必须面对一个现实，对于一个政治组织而言，道德确实珍贵，但它只能帮助政治人物远离堕落，却不能帮助他做出多少政绩。

在平时的社会中，政治家的个人道德和品格，能够对社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力和号召力。当初施明德能够组织庞大的红衫军围城呛扁，他个人的道德和品格起了相当关键的作用。但是当人们提议施明德出来在蓝绿阵营间创立红色的第三势力的时候，施明德表示自己不会组党，不会介入任何选举活动。我想，施明德在这方面是一个比马英九要聪明的人。

这次马英九陷入责难的风暴眼，与他的道德无关，他的品格也不能帮他添半分。完全在于他的施政的措施。今天他在南投的道歉，恰恰证明了这一点。他说：“我们可以做得更好，我们可以做得更快，我们没有做得更好，没有做得更快，我们当然是要表示很抱歉。”

马英九政府在这次台湾风灾中，表现的迟缓和无力，确实令人感到气愤。每天看着TVBS新闻台里面报道的灾情，实在不能不把许多责任归结到马英九政府身上去。

当然，面对五十年一遇的灾情，把所有责任归结到马英九身上并不公平。但是对于那些台湾的纳税人而言，他们花钱购买了政府的服务，不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需要政府强力的措施吗？

当我看到进入小林村的道路被泥石流封住，救灾部门准备从山上重开一条道路进去时，我真能体会台湾灾民见到马英九时候的那种激愤。

当我看到有报道说，台湾的救灾中心掌握的灾情信息还不如媒体全面时，当我看到救灾中心行动迟缓，结果电视台反倒承担起救灾热线的任务时，我觉得如果是我，我也会质疑马英九：“我投票给你，为何见你却这么困难？”

当我听说台湾救灾直升机不够用，结果还要留下两架给“最高级长官”用的时候——当然，最高级长官包括马英九，当我听说马英九曾经拒绝日本、美国救援队，而缺水却食物的小林村灾民还在担惊受怕中被困的时候，我一直在想，崇尚道德的马英九，这次该做出何种行动以谢罪——当然，这是灾难过去之后需要考虑的。

在救灾的间隙，我们听到不粘锅的马英九不断的批评气象局预报不准，批评“外交部”在海外援助工作上处理不当。但是，什么时候能听他对自己的责任进行反思和批评呢？

当然，我也看到许多评论者认为这次造成如此重大的损失主要是灾情过于严重，实在不应该苛责马英九政府，也有人说其实台湾政府做的也很努力。

远处于灾难之外的我们，当然可以轻松的这样说。但是那些痛失亲友，家园被毁的灾民们呢？

到现在为止，饭否仍旧不能访问。

在那个多少令人感到气愤的早晨，我和往常一样，睁开双眼，拿过手机访问手机饭否网页。然后起床，去洗漱。等回来再拿起手机看饭否的时候，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饭否暂停发布消息，十日完恢复正常的通知。

当时就感觉一股无名火起，我知道原因，但是却不知道该怎么解决，所以只能无名火起。

上班后，访问饭否的因特网页面，发现只是不能发消息而已，但是还能发私信。于是给饭否的创办人王兴发了一封私信，询问十号晚上是否真能恢复正常？

我没有等到回答，却等到了饭否连访问都不能访问的结果。我不知道停掉一切服务是上峰的意见，还是王兴觉得反正也不能访问了，干脆放假得了。

虽然我们没有面对过像伊朗那样的反政府游行，但是政府却从中看到了twitter革命的威力。所以在新疆乌鲁木齐7-5事件后不久，twitter就不能访问了——一同不能访问的还有facebook。于是接下来，许多人都转战饭否，在饭否上报告乌鲁木齐最新的状况。

应该说，当时大家只是存在着一种寻求真相的冲动，而不是像伊朗twitter一样全部是一种反对政府的声音。大家只是饥渴的在饭否上了解那些从前方发来的最新消息，因为我们都不太相信国内的媒体。

就在饭否被关闭的前夜，我在网上刷饭否。偶然间看到王兴的一句自言自语的消息：是被饭否和谐还是饭否被和谐。

我知道他面对着很大的压力，自从今年六月份之前，饭否就成为政治活动的一个集散地。许多人跑到饭否讨论政治。而在中国这种活动是危险的，你讨论女人，讨论男人，甚至讨论性生活，但是就是不能讨论政治生活。天朝希望我们都能在一个娱乐的年代变得愈发白痴，而不想我们能够发现伊甸园的真相。

于是，创办好几年后的饭否，在政治的讨论中，用户不断增多，知名度也越来越大，它超过了嘀咕，超过了叽歪，但是也受到了神秘的有关部门的关注。

在中国，讨论政治的媒体只面临两种选择，被和谐，和主动和谐。其实饭否已经在主动和谐了，在停止一切服务之前，它已经不允许搜索“乌鲁木齐”这个关键词了，并且和这个关键词有关的消息也会被自动删除。但是它还是没办法制止住人们讨论这起事件。当乌鲁木齐不能被讨论的时候，乌鲁木齐事件就变成了乌事件，甚至人们还可以不带乌鲁木齐，大家都能明白。

与传统的论坛和博客相比，在饭否发送消息的成本实在很低。无论你是通过网页、软件还是第三方应用，随便写上十几个字几十个字，就可以成为一条被广泛转载的消息。

而与此形成对照的则是，监管的成本会很高。这边刚刚设置一个乌鲁木齐的关键词，那边就灵活的改成了乌事件。如果你把乌事件设置成关键词，大家还可以改成五路木器（音译）进行讨论，而且不会影响理解。

他的信息量如此巨大——我没有详细的消息，但是消息量肯定比新浪、腾讯博客这样的bsp还要大。人们随时随地的通过任何便利的方式，更新自己的饭否。而对于只有五六个人的饭否而言，要监管如此庞大的信息，实在有点力所不逮。

或许，停止服务是一个最好的办法。如果它不能主动和谐，那么只好被动和谐了。

我没有任何的解决措施，在这个环境下，这是不得不面对的一个选择。

我只是关心的，既然现在乌鲁木齐事件已经被控制了，局面已经基本稳定了，饭否什么时候能回来？我们还能饭否吗？

按一下：这些文字是上周写的，当时邓玉娇事件刚刚有一个看起来不错的结局，俺以为今年最糟糕的事情已经过去。谁知道，刚刚一周的时间，新的灾难就已经发生。谷歌、石首、D18成为新的热门关键词。或许，不是我们不明白，而是形势变化太快了吧。

1、

在FT中网上看到一封读者来信：《请多多理解中国 》，其语调看起来颇为符合当下许多中国人的看法。作者就该网在纪念那个不能说的日子过去二十年的时候的一篇文章，对西方媒体对中国所带有的固有偏见提出了批评。“你们根本不了解中国”作者在该文中写道：“请不要戴着有色眼镜来看我们。最后希望作者能了解一下真正的中国”。作者认为，目前而言，党是不缺乏群众基础的。

我也承认，许多西方人在认知中国上，存在着偏见和偏差，他们看到的中国只不过是他们想要看到的中国而已。但是我们，做为生于兹、长于兹的中国人，是否就能肯定的说，自己了解自己的国家呢？

这让我想起了奈保尔对印度的那句忧伤表述：印度于我是一个难以表述的国家。这是流着印度血液的他，记述第二次踏上印度土地的经历时，所发出的感慨。而当我看到那封读者来信的时候，我忽然想到了那句话，然后反问自己，中国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很容易就可以表述的国家吗？

显然不是如此，我想。

2、

让我们从那句：党不缺乏群众基础说起吧。我不清楚作者的判断从何而来，但是显然这种论调并不是他所独有。

同事曾经把星岛环球网刊登的一篇文章《中国政府与百姓——中国政治向传统回归》发给我看，作者在探究中国当下的政治状况时，也表述过这一现象，中国的老百姓对政府支持的程度非常高。

如果“不反对”就可以看作支持的话，这个论断当然是合适的。但是我们看到的事实却并非如此。

从先前网络的热门话题：邓玉娇刺死官员案和杭州富家子弟开车超速（网民认为是飚车）撞死大学生案可以看出，民间对政府的不信任感，已经到了非常危险的地步。

这种危险的表象就是，当带有政府背景的组织——无论是政府也好，公安部门也好，或者仅仅是稍微和政府有关的律师、司法鉴定组织，他们的结论，无一例外的会遭受到民众的质疑。哪怕这个结论是合乎程序，符合真相的，但是民众总认为结果的背后，一定有政府非法干预的影子。

显然，在这种语境下，我并不认为，中国的百姓是支持政府的这一观点是成立的——至少，他看起来并不让人完全信服。

3、

事实上，在我的理解中，这种所谓的“支持政府”只不过是百姓政治冷漠的一种表现形式。演化一下甘地的说法，它更像是一种非暴力，消极合作运动。

对于占人口基数最大的普通百姓而言，他们并不认真指望政府能够做点好事来改变他们的境遇，相反的，只要境遇没有变化，或者没有剧烈的变坏，一切就可以继续。

对他们来说，吃饭、工作和住房等日常的生活是他们最为操心的，虽然这些事情和政治不无关系，但是对于政治觉悟和政治信息水平低下的他们而言，这些只是生活，是和政治没有关系的。

他们是社会上最底层的一群，也是最为保守和顺从的一群。就像有的学者所认为的，他们也是最能抗压力、最能隐忍、最能逆来顺受的一群。

他们的人数虽然庞大，但是由于组织观念弱、联系性不紧密，因此反抗的代价比逆来顺受的代价会更大——更何况，事实上他们的生活确实在变好。只不过这种变好是一种绝对的，而不是相对的。

4、

对于这个群体来说，他们的相对境况其实在不断的变差。收入水平差距、可支配收入的差距都在拉大，贫富间的悬殊不断加深。

或许，这在上世纪末，看起来并不明显。相对较弱的流动性，让大多数的底层民众被固定在一个又一个村落中；落后的传播媒介，让它们没有更多的机会了解到外部的世界。而身处一个村落或者一大片村落村民，他们的贫富差距其实并不是很大。农民和农民之间的收入来源和水平，都差不太多。他们也乐于看到自己绝对的收入增长，并在这种增长的幻象中生活。

可是，伴随着流动性越来越大，人们更多的从农村到城市中去，或者打工，或者定居；而传播媒介的日益发达，也让人们更好的了解到了外部世界的状况。

难免，人们会拿其他人的生活和自己的生活做对比。这样一来，绝对收入就被相对收入所替代。人们更多的看到的是，城里人的生活不断的提高，而自己的生活却远远赶不上对方生活提高的速度。这样，之前被信息流动渠道狭窄所掩盖的贫富差距，立刻摆上了桌面。人们真实的感受到了社会的不公平和不平等。

而亚里士多德在评述希腊的政治变革时指出：“纵观所有这些事例，煽动叛乱的原因全在于不平等。”

5、

但叛乱和反抗显然不是改变这种状况的一个好方法。即使我对历史所知粗浅，但是也深知动荡的社会，受害最深的仍然是最底层的民众。在历史上的无数次叛乱、动荡、反抗、革命中，他们只不过是少数人获得政治利益和特权的一个工具而已。

或许，对许多人而言，民主是一个不错的解决办法。正在举行的伊朗选举，又一次为许多知识阶层所关注，对于我们来说，这样一个传统的宗教国家，竟然能产生连西方国家都不得不承认的民主制度，似乎是令人钦羡的。

但是我个人却对我们当下的境况表示担忧。我所认为的成熟的民主，必须建立在民众具备基本的民主素养的基础之上。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西方民主，其最大的基础不是一次又一次的，由精英阶层领导的革命（在法国，革命似乎尤其多），而是那场无可替代的启蒙运动。正是这场人文的启蒙运动，让最基本的民主、自由和个人主义的观念深入到最普通人的心中。有了这样的现实基础，实现民主才更有可能。

6、

还是以那场不能说出名字的运动来谈吧。如果我们把他当作一场要求政治变革、要求惩处腐败、要求民主自由的运动的话，那么这场运动，显然只是存在于那些知识分子，大学生当中，在普通民众中的影响甚少。

也许，你会指给我看那个用公交车挡在士兵面前保护学生的司机，你指给我看那些骑着三轮车强求受伤学生的车夫，指给我看参与到游行队伍中的普通民众……你指给我看这些，你说，你看，他们也支持这项运动。

但事实上，我同意袁剑在《奇迹的黄昏》中的一个观点。这些普通民众当时所做出的行动，不过是他们对学生和知识分子所表达出来的一种同情心里——那是一种中国传统中对弱者所持有的普遍心态——甚至是因为当时物价飞涨，而对政府产生的一些怨气的抒发，但是在他们和学生之间，显然并没有形成一种共同利益。而这种并非利益共同体的组织，显然是不可靠的。

最真实的情况是，由于传播媒体的单一，当时的真实情况并不为北京之外的大多数民众所知晓。那些在最广袤的农村生活的人们，电视非常稀少，报刊也极少有人订阅，消息极为闭塞。而在短暂的动乱之后，政府的意见和论断，又通过层层的地方政府传递到普通人那里，他们更不可能对这场运动产生多少认同感。

7、

就在端午节回老家的时候，我和将近五十岁的父母谈起了那场运动。父母显然对此知之甚少，只是依稀记得，我一个在北京上大学的叔叔“跑回来了，北京没办法呆下去了。”

而当我提到事情的一个导火索，胡（过滤）耀（过滤）邦时候，母亲记起了当时他们对这个老人的一个称呼“胡（过滤）闹（过滤）邦”。我问原因，她说当时感觉他总是闹运动，所以大家就这么叫开了。由此，我们可以看到知识分子和普通民众之间的距离是多么遥远。

当然，这只是中国广大农村中的一个特例，或许并不具有代表性。但是他们所表现出来的，对政治的那种冷漠，我想不是唯一存在于这个地方的。

这样一场在国际上闹的沸沸扬扬，以至于其影响至今未散的运动，在农村里竟然丝毫没有引起波澜，甚至逐渐被生活的变好以及对更好生活的期望所取代。这难道还不能说明问题么？

8、

《纽约时报》刊登的一篇文章中，作者认为，在那场运动中，那个宁死也要保护学生的公交车司机，那些用三轮车运送受伤学生的普通民众，固然是令人感动的。但是中国的未来还是掌握在如马英九那样的政治精英手中——似乎这不难理解，看起来台湾当初走向民主，正是有美丽岛的那些民主斗士们的努力和蒋经国妥协的一个结果。

但其实，我认为政治精英的努力固然重要，而更重要的则是普通民众对政治的关注度提高，是基本政治素养和民主素养的培养。

泰国这两年的政治动荡似乎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相反的注脚——泰国毕竟是一个小国，相较于中国，人口并不是很多。设想如果中国出现泰国那样的情况，局面当属如何？而就是泰国，曾经被称为亚洲民主的一个楷模。

台湾为何没有出现泰国的情况，或许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解读。但是我所理解的是，台湾民众自身政治素养的提高，这使得他们的政治判断力远比泰国民众要高。

这就又回到前面提到的民主启蒙的问题。在西方经历的那场民主启蒙运动，我们已经不必细说。而在台湾，49年之后跟随国民党度过海峡的那批知识分子，如胡适、雷震、殷海光、李敖、柏杨等人，加上后来的江南、龙应台等，都笔耕不辍的为改造国民素质做出努力。

出于我浅薄的知识积累，我只能列举出这些最闪烁的知识分子，而事实上这个启蒙团队的参与者肯定更多。

但是在大陆，经历过那一次又一次的左的运动后，知识分子的力量已经几乎被摧毁殆尽，后来的知识分子不是进入了体制内，就是成为了其他领域的既得利益者。知识分子对民众的启蒙作用，从何谈起？

更何况，一个现实的考量是，台湾毕竟只是一个小岛，民众不过千百万，更容易完成启蒙的过程。而在中国，虽然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表述，经常为人们所嘲笑，但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数以十亿计的人口基数，我们该如何完成这个最基本的启蒙过程？

9、

在亨廷顿的《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他提到教育和媒介的发展似乎是一个好的办法。这也是一个放诸四海皆准的道理，无论是西方的文艺复兴的启蒙还是台湾的民主启蒙，无一不是伴随着媒介的发展而进行的——只不过，前者是书籍和文艺作品，后者是报刊等传统媒体。

也正是出于亨廷顿的这个论断，我对众多大学扩招的态度开始改观。虽然他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大学教学质量的下降，并在短期内制造了大量的就业压力。但是从启蒙的角度看，它也让可能接受启蒙的人数变得更多。无论质量多差，大学相对于中学来说，都是一个更好的启蒙过程。

当然，对于数以亿计的人口来说，通过教育来提高自己的基本素养和政治判断力，显然是缓慢和不足的。另一个方面，我们就更加寄希望于新闻媒体。

但是，这个状况似乎也并不乐观。一方面，媒体的控制权掌握在政府手中，对于民主和参政意识的传播，无异于是对其执政稳定的潜在冲击。

而媒体娱乐化功能的不断增强，又成为启蒙过程的阻碍——虽然没有调查数据，但是一个判断似乎是不差的：人们对政治的兴趣要远比上个世纪要低得多。

尤其是在农村，虽然他们接触的媒介和城市几乎无异。但是电子媒介——电视、收音机和互联网显然比更具启蒙效果的纸质媒介大受欢迎。

而在我接触到的农村乡亲那里，人们观看者这些媒介提供的娱乐节目的时间，要远比新闻和教育的时间要更长。近期我回家发现，老家许多人已经安装上了电脑和互联网，但是他们更愿意把时间花在QQ聊天和网络游戏，而不是浏览信息上。

正如波兹曼所说的，现代世界，与《1984》叙述的故事相比，《美丽新世界》中所描述的情况才更令人不寒而栗和值得警醒，因为现实情况是专制社会正在逐步消亡，而娱乐至死的危险却步步紧逼。

这种状况，无疑会加深那些一心要改造中国政治状况的知识分子和普通民众之间的“知沟”差距。而这种那个差距，也让这些知识分子的改造活动变得更加渺茫。

至少就短期来说，浅薄如我，看不到太好的愿景——当然，社会动荡的危险确实存在，但是打破旧秩序，建立新秩序的希望却看起来很渺茫。

10、

最后，我也不得不承认，这只不过也是我带有偏见的一些看法，偏见存在于任何人的脑子里。正如我前面所说，我们只是看到了我们希望看到的东西，并且产生了我们希望产生的想法。如此而已。

因为结论如此的令人沮丧和气馁，所以我更愿意相信我的偏见和观点是错误的。

2009年6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