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爷爷：
久未写信。但是看你这段时间也没有什么大的病灾记录，想必生活一切都安好，也不用那客套的问候了。
更何况，与舟曲的人相比，那些客套话，真显得很多余。
我是偶然间在图书馆看到一些关于舟曲的片段资料的。但是，并不是很多。虽然根据资料记载，这场突如其来的灾难，造成了一千多人死亡。但是，对于历史而言，它终究不过是众多灾难中的一场，而且掌控历史书写权的人，也有意的淡化它。加之人类遗忘的天性，许多资料已经语焉不详。甚至，现在我想也不会有多少人会感兴趣。
而我，是那少数的异类。在我目所能及的资料中，我实在难以理解，在你所生活的时代，竟然因为一场泥石流，还能造成如此惨重的伤亡。要知道，你们那会儿虽然不比现在，但是终究也是举办了世界上最豪华的奥运会、GDP超过日本排名第二、神六神七上天、不断崛起的中国啊。泥石流又不是像地震似的，完全不能预测。至少当地的水文资料、地质情况，应该提前有所预警啊。
但是，怎么成了现在这样子？
您的孙子：Zhroay
2070年10月22日
Zhroay：
虽然你不用问我的情况，但是你也至少把你的情况给我说一下啊。毕竟，你知道过去；但我不晓得未来。
不过这些不用计较，收到你的来信就很高兴。虽然，从你的信中得知后辈的你们，仍然那么善于遗忘，这多少有点令人沮丧。
其实关于遗忘的话题，在舟曲你也能看到一些。就在收到你这封信的时候，我刚看了《新世纪》周刊的一篇报道。报道中提到，就在1992年，舟曲这个地方已经发生过一次严重的泥石流灾害，死伤87人（不知道历史上会不会记下这一笔？）。但是，当记者询问当地人，那次灾难的情况时，几乎没人对那场灾难有印象。当地一个官员认为，这是当时的官员为了争取治理资金而夸大了灾难的破坏度。
无论当时真相如何，人们对于灾难的遗忘程度确实是存在的。同样是在这篇报道中，该刊记者发现当地居民挤占排洪沟的程度已经到了“肆无忌惮”的程度。如果对灾难的可能性持有恐慌和敬畏的话，这种挤占是不是会少一点？
其实类似的情况在全国各地都很常见。在我的老家，邻居们把平时的垃圾随意倒在路边；秋收的时候，把刚砍到的玉米秸秆随便的就扔在路上。虽然类似的事情不会引来舟曲的灾难，但是民众对公共设施的漠视，确实到了肆无忌惮的程度。
当然，我这样说，很容易让人们认为这是把灾难的原因归结到那些受灾的民众身上。这并非我的本意。
你在信中所问的问题，其实这些天来，媒体的解读已经够多了。舟曲在历史上本来是一个风景非常优美的地方——“藏乡江南”这个曾属于舟曲的名字近期被媒体广泛提及。但是随着解放后，对林木的需求，政府和当地人无节制的砍伐树木，造成了森林资源大量被破坏，水土失去了持久的屏障；人口不断增加，居住范围不断扩大，人与自然挣地，又加深了这种破坏；同时，失去了伐木收入的舟曲，开始开发水电项目。那大大小小的水电站，也对山体构造造成了破坏；而08年的地震、近几年的大旱，又成了灾难的助推剂。但是，对灾难的预防工程，因为资金问题，又半途而废。当灾难真正到来的时候，预警体系也没有发挥应当的作用。多种因素结合，造就了这场本应该避免，或者让损失有所减轻的灾难。
这些，是主要原因。究其主因，也都在政府身上。可是，原因有了，问题是接下来该怎么做？媒体也提出了相应的针对策略，比如“当搬则搬、当治则治”；比如对全国的预警系统，进行升级和强化；比如“建立一个建立在法治基础上的、权力与责任明晰的、落实到专门机构、中央与地方分工明确的风险管理体系”……
可进一步的问题是，如果政府不去做这些，怎么办？要知道，在1997年，就有专家提醒过舟曲当地的政府部门潜在的泥石流灾难。但是，这些提醒被忽视了。现在也看不到会有人为这种忽视负责任。这一次过后，政府要是依然不做出改变，我们怎么办？
所以我会想到那些受灾的民众。我不是想把责任归咎到他们身上，只是想把被媒体忽视的一个问题提出来：我们得学会建立一个健康的公民社会。这个概念或许有些空泛，但是至少他们应该知道，自己的哪些行为是不该做的，自己又该做哪些？比如不要再破坏植被；如果可以的话，尽力的恢复一些植被；比如不要再堵塞泄洪沟；比如能尽力督促政府（当地的政府、更高一级的政府）把防灾问题持续重视下去，而不是仅仅是在这段时间内重视一下……
这些要求，或许显得有些苛责。本来许多责任都是政府应该承担的。可是，现实是，那些幸存的民众，将在原址上重建家园，他们将继续生存在灾难的阴影里。而且——提起这个就令人沮丧和气恼——我们遇上了一个共同的、不负责任、行权无限制的权力机关。我们不可能寄希望于他们良心发现，以保护民众的生命安全为己任。我们能够掌握的，只有自己的行动。
说来说去，感觉又成了口号了。不过真的没办法。人们说人溺己溺，我确实想过，如果我生活在舟曲会怎么样。但是，没有答案。或者，我只能安于现状；或者，我已经成了那一千多人当中的一个，没有任何可能性了；当然，也可能我会选择迁移，离开那里。
可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我们有一个共同的老大哥，不想办法改变它，我们又能迁移到哪里去呢？
ps：每次看到你的来信，我都会恨恨的想：这个不告诉我未来中国走向的孙子，真是不孝啊！
你的爷爷：李普曼
2010年8月18日
1、谢国忠老师讲过一个故事说，美国总统肯尼迪的父亲发现，连鞋童都开始谈论股市了。他觉得形势很严峻，于是回头把股票都给卖掉了。那是1929年华尔街崩盘的前夕。
现在虽然我不知道是不是到了楼市的崩盘前夕了，但似乎已经到了人人都爱说楼市的时候了。无论是谁，都能对房事说上两三句，或者看涨，或者看跌。当然，无论涨跌，人们都能说上一套理由来。想想既然如此，多我一个也不多。
2、应全国人民要求，在房价高企不下的时候，中央政府出台了国十条。民众期望甚高，全然不顾房地产市场计划经济的色彩越来越浓厚。对许多人而言，计划经济这个定义也许并没有太深的印象。但是四十岁左右的普通人想想八十年代之前的中国，想想自己每天所吃、所用的情况，有几个愿意回到计划经济时代？
3、我并不是经济学专业。但是房地产市场的计划色彩浓厚这个事实已经被许多经济学专业的学者所认同。而我所判断是否是政府计划的一个原因是，政府的政策到底是服务性的还是管制性的。从禁止或者限制二套房贷，到限制外地户口贷款买房，无不显示出浓厚的管制色彩。
而且这种管制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且严重一刀切的做法。看到有外地人炒房，于是就限制外地人贷款；看到有人炒房，于是就禁止所有人购买三套房。如果是市场经济的话，政府凭什么管制个人的投资和买卖行为？
Continue reading »
广深港高铁香港段的拨款终于在立法会通过了。距离2005年发改委正式批复这条铁路，已经过去四年多了，这期间广州和深圳的工程陆续开工，而香港段的拨款竟然到现在才通过——当然，通过的也是坎坎坷坷。
当然，对于这条铁路和香港发生的种种争论，我只是一个最外围的旁观者。所知甚少，也不关我切身利益——可是终究忍不住要多几句嘴。
港府为了推动高铁计划的通过，不断的鼓吹一旦铁路通车后，会对香港经济有多大的拉动作用，会创造多少个就业岗位，香港和深圳间往返的时间也大大缩短，香港和内地的联系也愈加紧密。
也正因为如此，内地许多网友看到有这么好的机会，香港同胞却还激烈的反对的时候，不免有些嘀咕：
【jennyjenny】
广西南宁市 116.1.190.* 发表：2010/01/18 19:57
小家子气，唯恐失去他们做为香港人优越感。。。。。
丝毫不把大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放在眼里，眼里只有他们的的一亩三分地，这和目光短浅，没文化农民有什么区别？
毫无疑问，在持这种观点的网友看来，港府这一项工程可谓是民心工程、民生工程、利国利民的工程，对于这样一项工程，你们为什么还要反对呢？
我相信大部分的网友并不具备测算港铁盈利预期和经济刺激作用的专业知识，他们之所以这样认为，不过是因为港府这样说了而已。港府说港铁将会创造近万个岗位，通车初期每日客流近十万，能为香港带来780亿至1060亿元折现经济效应……花不到700亿港币，取得这么大的经济成果，似乎是值得的。香港竟然还有人反对，岂止是身在福中不知福，简直就是吃饱了撑的。
可是，政府说的就不会错吗？政府就不会说谎吗？作为广深港高铁的最大推动者，港府自然不会说高铁的负面效应，会大力的鼓吹其正面意义。但是，这种正面意义会不会被刻意夸大，甚至是说谎？
一个香港80后网友给我们提供了这样一组数据，我问了一个香港长大的朋友，她确定这组数据没什么问题：
1)91年，香港政府在决定要建机场铁路的时候，告诉我们每日客量会有39，000人次
然后到了2011年每日客量会高达75，000人次，可是到了今天每日客量只有28，500人次
2)2000年，香港政府在决定要建西面铁路时，告诉我们到了2003每日客量会有340，000人次
可是到了2006每日客量只有20，000人次
3)2002年的西部通道，香港政府告诉我们到了2006每日行车量会有28，400
到了2011每日行车量会有46，100，可是到今天最高只有7，351..
还有一个例子就是迪斯尼的例子，当初港府宁可和迪斯尼签一些不对等的条款，也要力主把迪斯尼引进，并且还是迪斯尼的大股东。可是直到现在，迪斯尼还都在亏损。而且迪斯尼竟然又将在距离香港很近的上海新开一个分店……
政府当然会犯错误，也会说谎。有些错误时无意中犯的，是好心办了坏事。但是有些事确实故意去做的，故意去欺骗民众。
通常，他们都会给民众一个看起来很光明的前途，然后让百姓不断为这个未来买单。到最后那个光明的未来是否会真的实现，则另当别论。那时候，即使梦想破产，百姓也无可奈何——比如面对着亏损的迪斯尼，在没有直选的香港，民众又能怎么办？
不过事情正在发生变化，民众——至少香港民众没人喜欢做冤大头，虽然最后立法院以十票之差通过了拨款，但是那21张反对票背后的民众，与政府间的对立，不会简单的随着拨款通过而结束。我是遥远的旁观者，了解的并不是很多，但是依然能够感觉到这种变化。
又是干巴巴的时评。想写字，没感觉。实在抱歉。恩，又是瓶中评
除了上班之外，这两天还在看《1Q84》很好看，但是很熟悉。从里面可以看到《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可以看到《挪威的森林》。村上还在继续建造他的世界。真好。
从每天的评论中大概可以看出公众关注的焦点所在：房价和公务员。而当房价的新闻和公务员的新闻结合起来的时候，就更能撩拨起公众的莫名情绪，比如，咸阳市政府出面，为市直机关的公务员团购房子的新闻。
其实，严格来说，公务员倒不是不可以团购。如果我们把公务员人群也看作是普通百姓的话，普通百姓可以团购，那么公务员当然也可以。但是有有个前提是，以什么身份。是普通买房人的身份还是公务员的身份？或者干脆是政府的身份？用普通买房人的身份去，当然无可厚非。可是现实中我们看到的大多是，在市场上本应该是普通公民身份的公务员，不断打着公务员的身份、甚至是政府的身份去进行市场交易。比如这次的咸阳市公务员团购房活动。本来应该是纯粹的市场行为，货币交换。但是咸阳市却非要把权力搅到当中。
正如王石川评论的，这是拿公权力作抵，作价的是公权力。因为在现代社会里，做为管理者的公权力，在很大程度上是市场规则的制定者和监管者。而在我们的现实社会里，公权力也是市场的参与者。且不说那些饱受诟病的国有企业、政府乐此不疲的招商工作、单是公务人员以公权力为自己谋私利的新闻就屡屡出现。
很显然，当政府行为进入市场领域，做为市场参与者进行市场活动的时候，他们规则制定者和监管者的身份会让自己在本应公平交易的市场行为中，占有更强势的地位，并且很有可能损害处于市场弱势一方地位的个人或者群体。也正是因为如此，许多法制健全的国家，才会出台诸多相关法律规定公务员的利益规避，并且对公务员——甚至其家属和亲人的市场行为，进行严格的监管。前些时候，香港行政长官曾荫权遭遇的“节能灯泡风波”在一个健康的法制的社会，就是很常见的事情。这样的社会有一个共识：相对于个人或者某个团体而言，政府拥有者相当绝大的资源——甚至可以举全国之力——这些资源如果不加限制，很可能会干扰社会的正常运行，成为政府公务人员为自己谋私利的工具。
更何况，咸阳市这次为自己谋私利的同时，还对其他更为弱势的群体造成了伤害。
在和同事聊这件事情的时候，她敏感的发现了咸阳市政府出面，为市直机关公务员团购的那些房子，是以限价房的名义开发的。华商报的记者在调查中发现，咸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于2009年3月份下发《关于金鼎房地产开发公司沣河新区市直机关限价房小区项目备案的通知》中看到，该项目由咸阳中房金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投资建设。
一般来说，限价房属于我国保障性住房的一种，是为了保障那些买不起商品房的低收入者，但是又不符合购买经济适用房标准的群体购买的。其出售对象需要严格进行筛查，并进行公示。虽然相关政策没有规定公务员不可以购买限价房。但是在程序上，咸阳市是否事前对购房者进行资格审查？在购买者确定之后又有没有对购房者的工作单位、住房面积等方面进行公示。
而且，咸阳市政府将这个限价房项目严格限制为“特供”公务员，无疑中以政府文件的形式，剥夺了其他弱势群体购买限价房的权利，挤压了他们公平享受国家保障性住福利的机会。
写到这里，想起今年年初在英国发生的英国议员报销丑闻，许多议员、大臣因为虚报补贴，就不得不辞职下台。真是让人感到唏嘘。在有些国家里，政府是一个小权力，大责任的政府。行使权力的时候，处处受到挚肘，议会要审查、媒体在盯着、甚至连一些默默无闻的公益团体，都能强硬的要帮政府算账，看着政府权力的手伸了多长，比如发生医院报销丑闻的英国。而他们一旦出现错误，要承担的责任则远大于其错误可能造成的后果——因为几百英镑的报销费用下台，许多国人是不是觉得过于苛刻呢？
而有些政府，则是一个大权力，小责任的政府。政府行使权力的时候，不但没有相关机构监管、制衡，即使有这种机构，也只是橡皮图章，只是为自己背书而用。他们的权力可以伸到经济、公众生活、甚至是私人生活的领域。比如咸阳市帮助公务员买房的政府，再比如严禁卡拉OK点唱低俗歌曲的重庆市。而对这些政府来说，即使自己权力的手伸的太长了，犯了错误，造成了社会不公和更严重的问题，也不会承担太大的责任——不信，我们都看着咸阳市的这次公务员团购限价房风波，会如何收场。
马英九道歉
马英九又出来道歉了。
在我记忆中马英九上一次的道歉是很久之前了，马英九对台湾在“白色恐怖”时期发生的事情三鞠躬，道歉。我记得当初在看到《冰点》刊登过的本文后的感觉，和许多人一样，我也想到了另一个团体的应该但是却没有表示过的道歉。
随后，我又读到几篇龙应台教授写马英九的文字，包括在许多对马英九特别费案也耿耿于怀的台湾人眼中的为马英九背书的那篇文章。几乎在龙应台的笔下，马英九始终就是一个道德的化身，是在一个肮脏、龌龊、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的粪缸般的政治环境中，出现的一个始终坚持一个普通人的品格的政治家。
“道德”，和“理想”一样，是一个总能够让人产生莫名感情的字眼，尤其是在政治组织里。但是有时候，我们也必须面对一个现实，对于一个政治组织而言，道德确实珍贵，但它只能帮助政治人物远离堕落，却不能帮助他做出多少政绩。
在平时的社会中，政治家的个人道德和品格，能够对社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力和号召力。当初施明德能够组织庞大的红衫军围城呛扁，他个人的道德和品格起了相当关键的作用。但是当人们提议施明德出来在蓝绿阵营间创立红色的第三势力的时候，施明德表示自己不会组党，不会介入任何选举活动。我想，施明德在这方面是一个比马英九要聪明的人。
这次马英九陷入责难的风暴眼，与他的道德无关，他的品格也不能帮他添半分。完全在于他的施政的措施。今天他在南投的道歉，恰恰证明了这一点。他说：“我们可以做得更好，我们可以做得更快，我们没有做得更好，没有做得更快，我们当然是要表示很抱歉。”
马英九政府在这次台湾风灾中，表现的迟缓和无力，确实令人感到气愤。每天看着TVBS新闻台里面报道的灾情，实在不能不把许多责任归结到马英九政府身上去。
当然，面对五十年一遇的灾情，把所有责任归结到马英九身上并不公平。但是对于那些台湾的纳税人而言，他们花钱购买了政府的服务，不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需要政府强力的措施吗？
当我看到进入小林村的道路被泥石流封住，救灾部门准备从山上重开一条道路进去时，我真能体会台湾灾民见到马英九时候的那种激愤。
当我看到有报道说，台湾的救灾中心掌握的灾情信息还不如媒体全面时，当我看到救灾中心行动迟缓，结果电视台反倒承担起救灾热线的任务时，我觉得如果是我，我也会质疑马英九：“我投票给你，为何见你却这么困难？”
当我听说台湾救灾直升机不够用，结果还要留下两架给“最高级长官”用的时候——当然，最高级长官包括马英九，当我听说马英九曾经拒绝日本、美国救援队，而缺水却食物的小林村灾民还在担惊受怕中被困的时候，我一直在想，崇尚道德的马英九，这次该做出何种行动以谢罪——当然，这是灾难过去之后需要考虑的。
在救灾的间隙，我们听到不粘锅的马英九不断的批评气象局预报不准，批评“外交部”在海外援助工作上处理不当。但是，什么时候能听他对自己的责任进行反思和批评呢？
当然，我也看到许多评论者认为这次造成如此重大的损失主要是灾情过于严重，实在不应该苛责马英九政府，也有人说其实台湾政府做的也很努力。
远处于灾难之外的我们，当然可以轻松的这样说。但是那些痛失亲友，家园被毁的灾民们呢？
近期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