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傍晚时候，常鹏飞老师发来短信说，这期的三联做了富士康员工的细节调查，不过好像反响不大。

我回复他，对许多人而言，富士康已经过去了。

确实，对许多人而言，富士康已经是过去时了，包括我，都已经很少去像以前那样整天去搜相关新闻了。

这个世界依然正常运转。新闻不断的被制造出 来，包括富士康——但已经和那些逝去的员工完全无关。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富士康不断的加薪，看到的是郭台铭准备把宿舍交给大陆政府管理——哦，有一条和那 些死去的年轻人有关系，郭台铭表示：已停止所有死亡抚恤金的发放。报道说的语焉不详，我不清楚，是不是包括那十名死去的年轻人的抚恤金？

2、

就是在大家的兴趣点都不再放在富士康的那死去的年轻人身上时，就是在人们甚至连负福利、连富士康的管理、连富士康都懒得提及的时候，《三联生活周刊》的封面故事及时出炉了。

在一篇长篇报道之后，他们仔细的为我们呈现了三个年轻人生前的故事：梁超、卢新、李海。

当全国媒体都蜂拥至深圳，挤到富士康工厂里 去的时候，三联的记者们跑到了死去的年轻人的故乡，去采访他们生前的故事。与那些主题先行的媒体报道相比，三联的这个报道显得笨拙，但是在笨拙之后，我们 才能看到在其他媒体上看不到的故事。我们才能看到三个年轻人在这个世界上曾经存在过的活生生的证明。我们才能看到，他们所生活的环境和轨迹，我们才能知 道，在他们自杀之前，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3、

三联确实不是最先将关注点放到死者本身的媒体。就在三联上街前，《新世纪周刊》先刊发了一篇廊坊富士康死亡员工的报道。

坦白说，从文本本身，我觉得新世纪周刊的报道更好。记者集中帮我们呈现了那个叫做荣波的年轻人在自杀前的活动细节。

但是，三联却是在这方面做的最多的媒体。他们采访了三个死者生前的亲属圈，帮我们从更长远的时间线上去了解那些年轻人曾经的轨迹和变化节点。

比如在《梁超：回不了家的乡村子弟》这篇报道中，三联的记者告诉我们，在离开家乡，“差距去闯一闯”之前，梁超曾在一个技校里短暂学习。期间有这样一个细节：

才进校不到两个月，他就提出要退学。起因是“他要出校门，但是没有请假条，被门卫拦住后发生了冲突。他说门卫不尊重他，就提出不读了。”

4、

买回三联的那个晚上，我没上网，没看电视，一口气读完了那三个故事，读完了三个家庭的悲情。

我知道，就在我看这期杂志的同时，还有另外七个家庭正笼罩在一片悲伤中。他们曾寄以希望的孩子，没了。

记得之前和谁聊起来的时候，他说给媒体点时间，慢慢的会有媒体关注那些个案的，会有媒体去深入挖掘他们生前的轨迹的。

但是，现在新世纪周刊做了一个，三联做了三个。再之后，一切都过去了……

回了常鹏飞老师的短信后，我就觉得我得写一篇文字，呼吁大家去买一本本期的三联和新世纪周刊。如果你不买、不看、不关注，一切真的就此过去了。

乌鲁木齐事件评论集（查看本博更多关于“乌鲁木齐事件”的文字）

今天在FT看到一封读者来信，抗议FT对乌鲁木齐骚乱带有偏见的报道。当然，偏见是读者认为的。

该读者在信中说：“文中充斥了西方人对中国的偏见，这似乎已经是一种西方的惯性思维了：中国政府永远都是不好的，中国发生的问题都是中国政府导致的。即使发生了这样血淋淋的暴民动乱事件——确凿无疑的骇人听闻事件，你看你们报道的口气，还想表示怀疑吗？”

这种强调，每当中国发生重大事件的时候，都会看到。在去年最强烈的时候，诞生了一个著名的网站anti-cnn。

在持有这种看法的人眼中——事实上，这也是一种偏见——只要西方媒体中，出现中国或者中国政府负面的角色，无疑就是带有偏见的，无疑就是在抹黑中国。

我也曾持有过这种观点，大学时学新闻的时候，也接触到很多这样的案例，印象中李希光先生还曾经写过一本《妖魔化中国》的书。

可坦白来说，我所能接触到有限报道中，却很少能感受到媒体在刻意的妖魔化中国。许多接受了正规教育的人——如之前的我——都会持有一个观点，西方的新闻自由是虚伪的，其本质是为了资产阶级服务的。也正因为其虚伪性，所以在报道中国的时候，他们经常会露出其不怀好意的面孔来。

虽然现在我已经抛弃了大学时对西方媒体的看法，但也得承认，在许多时候，他们做的并不专业——至少经常有意无意的犯诸多错误。比如最近就屡屡把石首事件中警民对峙的图片用到乌鲁木齐事件中去。

但除此之外，我相信他们在报道中，还是恪守了一些新闻人的基本原则的，比如客观、真实、迅速等等。不过实事求是的说，没有绝对的客观，做为有思想有自己判断力的记者，不可能不带有偏见。这种偏见就可能体现在新闻素材的取舍上，比如一些记者在乌鲁木齐事件中，过于侧重维族人抗议的画面，或者是集中报道了警察、军队维稳的镜头。

这种可能是存在的。但是西方新闻界之所以能够在带有偏见的情况下，仍然保持良好的声誉——至少来看，CNN的声誉要比anti-cnn要好很多，都不是一个量级的——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他允许不同偏见的存在。而受众通过接受带有不同偏见的信息，自己也能有一个基本全面的判断。

具体到西方媒体这次报道乌鲁木齐恐怖事件，我在看到路透或者CNN的画面时，感觉基本上他们还是将受害者的惨状表达了出来。只不过后来因为政府处理失当，事情的焦点由恐怖事件转变成了民族冲突——这是比之前的恐怖事件更新的进展，当然也会成为媒体追逐的对象。

而且在我看来，西方媒体对政府持怀疑态度，对政府进行批评是很正常不过的事情——如果处处和政府一致，那才是不正常呢。

倒是我们，在一言堂的环境里生活惯了，每天接触到的信息几乎都是声音一致的。每每发生暴力事件，总是少数人在教唆，总是不明真相的群众在围观。政府的处理总是及时的，事情的结果总是令人满意的。

一旦我们习惯了样的媒体报道，然后看到有媒体竟然发出了不一样的声音，竟然指责我们的政府，竟然批评我们的政府时候，自然而然会产生一种异样的心理。

不能不说，这也是一种偏见。这种偏见的持有者，要求他和政府保持一致，仅仅围绕在政府的周围，同仇敌忾，攘内必先安外。但这其实并不是一件好事情。

还是来说这次的乌鲁木齐恐怖事件吧，政府的处置措施是明显失当的。但是国内的媒体显然并不能指出这种失当之处，而国外的媒体点出来了，难道不是一件好事情吗？何必每看到西方媒体对中国的批评性报道，就产生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的感觉呢？

而且，这种监督政府的职责，我们的媒体没能承担起来，却让西方媒体来承担了，我们难道除了带有偏见的愤怒之外，就不感到惭愧吗？

关于《财经时报》停刊的过程，共分为四步：

第一步：缘起：

2008年7月11日，《财经时报》刊发记者崔帆的稿件，《农行常德分行46亿巨额不良资产剥离真相》，报道农业银行湖南常德市分行（后称“农行常德分行”）在继2003年至2004年期间违规剥离12.11亿元的不良资产后，又于2008年违规剥离46.21亿元的不良资产。而《财经时报》报道的这起事件的背景，则是“农行拉开8000亿不良资产剥离大幕之际”。

第二步，异议

2008年8月11日，在《财经时报》的报道《农行常德分行46亿巨额不良资产剥离真相》刊发整整一个月之后，收到了中国农业银行的农银函（2008）102号函件。按照《财经时报》的说法是，中国农业银行，通过这封函件，对“我报《农行常德分行46亿巨额不良资产剥离真相》的报道动机以及内容的真实性提出异议，并在基础之上提出了贵行的要求。”

要求是什么？因为没有看到这则函件，所以不得而知。不过《财经时报》在回复中称“贵行在报道刊出之后函告了相关宣传管理部门”，由此看来，中国农业银行很可能向宣传部反映了情况——当然，笔者只是猜测，而且也不确定是哪一级的宣传部。

第三步，回复

《财经时报》在收到中国农业银行的函件一周之后，作出回复。表示“虽然事实细节或许与全部事实有所出入，但报道本身是从正义立场出发，而非恶意做为。”并且，根据中国银行向宣传部门反映情况的做法，也“已就采访过程向上级主管部门做了说明”。并且《财经时报》表示“决定另派其他记者编辑全面复查关于本次报道，（原报道记者崔帆应在复查过程予以回避）……如复查结果证明报道系全部错误，本报将以负责任的态度承担应负之责任。同时，在复查过程中，本报愿将收集到的相关资料一并送与贵行进行参考。”

第四步：停刊

可以看到，以上三步，还仍旧属于新闻媒体与报道对象之间，就新闻的真实性的申诉与回复——至少在我目前所能看到的资料来看是这样子。但是接下来，事情的发展就有点让人感到突然——如果真的是报道有失误，农行可以要求《财经时报》道歉，也可以起诉《财经时报》。不过，最终的结果却是：

《财经时报》因为今年七月刊发的一篇企业报道被控失实，被上级主管机关认定为违反了“媒体不得异地监督”“新闻采访需履行正规采访手续”“重大、敏感新闻 稿件刊登前需与被报道方进一步核实、交换意见”等新闻宣传纪律，导致失当。上级主管机关决定对财经时报实施停刊整顿三个月的处罚。

笔者在网上搜索了一下，但是依旧没有找到《财经时报》是由那家机关主管的。希望有知情者告知。

附文：《财经时报公告》

尊敬的财经时报读者：

《财经时报》因为今年七月刊发的一篇企业报道被控失实，被上级主管机关认定为违反了“媒体不得异地监督”“新闻采访需履行正规采访手续”“重大、敏感新闻稿件刊登前需与被报道方进一步核实、交换意见”等新闻宣传纪律，导致失当。上级主管机关决定对财经时报实施停刊整顿三个月的处罚。

关于此次报道的具体情况我们已经并继续向主管机关做出陈述。

虽然我们在短期内无法正常地向广大读者提供服务，但我们一定会加倍努力，用更好的工作报答大家。

我们特别要通知我们广大的长年订户，我们保证将以适当的方式予以赔偿。

这次停刊整顿还对我们的广大的广告客户以及合作伙伴造成不便，我们在此保证，我们会按照国家法律以及我们之间的合同妥善处理。

特此公告

财经时报社

2008-9-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