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不时的,我会想起我上过的那所小学——不是后来盖起来的两层教学楼,而是那有着人字形屋脊的破旧平房;那仿佛一用力就散架的木头门,用塑料布糊起来的窗户——时间一长,塑料布上总会出现很多洞,或者是被我们这些淘气的孩子弄破的,或者是被风吹破的。所以一般到了夏天和冬天,都要重新换一次。有时候老师会让我们从家里带高粱秆去学校,然后用钉子透过高粱秆把塑料布钉在窗框上。

那是有着数十年历史的校舍,如果我的记忆没有出现差错的话,我的父辈们都曾经在那里上过课。我们坐在腿都不一般高的凳子上;趴着被历届学生的刀子、铅笔或者其他利器刮的伤痕斑驳的桌子;我们的黑板是在墙上磨的一层水泥,然后又被什么方法染成了黑色。我记得那黑色越来越浅,然后老师就用小米汤刷在黑板上,据说可以让黑板的字更明显。我记得我经常在上课的时候抬起头,看着木头椽子的屋顶,不时会有麻雀通过破了洞的窗户或者没关的教室门飞进来,飞到屋顶上的窝里……

记忆总是让人感到一种不可名状的美感,即使是对于那些困难的经历,也能触动在钢筋水泥世界里生活惯了的我们内心中最柔软的部分。现在我想起那些破败的教室,那时不时会从屋顶上落下的土块,那一下雨就到处泥块的教室地面,心理总会有些感动。但是天知道,当时的我要是知道以后的自己会对这些记忆着迷,心理面该怎么想?毕竟,没有人喜欢贫穷,没有人喜欢破败,没有人喜欢困难。

所以,为什么要苛责那所“最美丽的希望小学”呢?当我们拿出算盘,“一一得一,二五一十”的算350万元可以建多少座20万标准的希望小学的时候,当我们为花这么多钱是否浪费的问题争论的时候,我们否想过,20万希望小学的标准是如何算出来的呢?这又是那一年算出来的标准呢?

十二年前,父亲拆掉住了几十年的老房子,新建了一座五间的新房。当时宅基地没有花一分钱,但是新房子仍然花去了四万多。按照当时的标准算,20万只能盖25间房子——这是在按照民居住房的标准和没有算进地价的情况下。那么在十二年后的今天,20万能够建造怎样的一所小学?

熊丙奇给我们算了一笔账,按照重庆市制订的农村普通中小学校和全寄宿制学校建设规模及建筑面积指标,这样的小学每平方米的建筑成本是300元——赶上许多地方建猪圈的建筑费用了。

在中石化的一盏吊灯的价格都以百万计的时代,我们为什么,又怎么忍心让孩子们还用着20万标准的希望小学的教室?我们又怎能轻松的张嘴指责?

相反的,我们应该感到惭愧。这所最美的希望小学并不是政府建造出来的,而是出于“私人”捐赠项目。我们的孩子们本来就应该住进美丽的校舍,在安全的教室里上课。政府也责无旁贷的让每个孩子心中都有一个“最美丽的校舍”,而不是像我一样,到很久之后的未来,才能伤感的回忆起那些破败的教室。但是这些政府都没有做好,倒是靠着企业的捐助做到了。我们当然为其他的孩子们忧心,但是难道不应该为住进最美丽小学的孩子们高兴吗?

还记得我们曾经做过的一个专题吗——农村小学生,越走越远的上学路。住进最美丽希望小学的学生中,就有这样的孩子。四年级1班学生冉海燕说,以前每天要走一个小时的山路上学,现在可以住读了。而最让她高兴的是,新教学楼里的每一层楼都有男女卫生间,再也不用一听到下课铃就抢着跑很远的地方去上厕所。

将焦点只放在350万和20数量对比上的我们,怎么忍心去面对冉海燕这样的孩子?又怎么面对曾经在破败的教室里上过课的自己?又是否想到过那些第一次搬进美丽校舍的孩子们的心情呢?

忘记了是三年级还是四年级的时候,我们终于搬进了新建好的两层教学楼。正对着教学楼的前面,树起了一根钢铁的旗杆;位于第一层教室的门口,建造了好几个花坛,里面种上了冬青;许多班级都换上了新的桌椅;教室的墙被刷的很白,地面成了水泥地面,石梁架起来的天花板,窗户上都安上了明亮的玻璃;教学楼的外面砌着白白的瓷砖……

我已经忘记了第一次搬进新教学楼的感觉了,后来白墙也被淘气的我们弄脏了,我也对那不时擦玻璃的劳动感到厌烦。但想起来,那座教学楼依然是我的“最美丽的小学”……

ps:刚才查了一下资料,至2005年底,中国青基会将每所希望小学的捐赠标准一直定位在20万元人民币。2006年,该标准被提高至25万元人民币,从2008年8月起,将每所希望小学的捐赠标准提高到40万元人民币(外币等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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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多少农村的孩子这样上学?

马想斌给我们讲了一个“小”小学的故事

小学有多小?一个老师,一个学生。留在作者记忆中的这所小学位于甘肃定西的一个农村。这个村子面临着和国内其他农村一样的困境:计划生育政策以及村名向城市流动,造成了农村小学学生越来越少。直到2007年,这个位于作者老家旁边的学校只剩下了一个老师和一个学生。

但是,它的际遇却和国内其他小学大为不同。如果到了这种状况,在其他地方很可能会面临“撤点并校”的命运——把生源少的小学撤掉,并入其他学校——在当地教育部门实地考察后,认为该村交通不便,为了保障孩子上学,该小学必须保留。

其他地方的小学远没有这么幸运了。7月21日《新京报》披露的一项数据显示,从1993年到2008年,这15年的时间里,我国小学学校已由69.67万所锐减到去年的30.09万所,锐减了56.8%。

这当中当然有计划生育带来的影响,但是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是“撤点并校”政策带来的负面影响。

最新一期的《求是》杂志刊登了东北师范大学农村教育研究所研究员于海波的文章,他们在2008年曾对甘肃等8省区农村小学布局调整情况进行了调研,结果发现由于“撤点并校”的农村布局调整政策失当,农村的辍学率出现反弹。

与此形成对应的是香港乐施会曾经做的一份调查(最终,他们以建议的形式将调查的结果提交给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工作小组)。乐施会中国部基础教育项目官员、贵州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杨兰对《21世纪经济报道》的记者说,2002年他们在贵州晴隆县青苗寨做调查时候,“整个村子的村民投票表决,排第一的期望就是建一所学校。”而这个村子当时有120名7-12岁的适龄儿童,但是有72人失/辍学。辍学的一个很大原因也是“撤点并校”。

“撤点并校”带来的一个最直接的结果就是,这些大部分才10岁左右的小学生上学的路途变得更远了,许多人要到另一个村子去上学。

我的家乡是处于华北平原的小村子,邻村因为学校规模小,生源不足而被撤掉了。于是孩子们只能到三里地之外的邻村上学。在平原,这段道路或许尚且可以接受,但是在山区呢?甚至,三里地并不是最远的距离。

更重要的是,大多数的农村学校根本没有钱配置校车。于是在许多地方,“黑校车”应运而生。一辆出现在《新文化报》新闻中的面包车,核载6人,但是当警察拦下检查该车的时候,却从里面钻出了21名小学生……

“黑校车”的危险已经出现了,就在《新文化报》的那则报道中,一辆载了19名小学生的面包车翻车后,一名女童被甩出车外死亡。

全国到底有多少地方的孩子,像这样冒着生命危险在上学?所以,辍学率上升也不为怪了。

当然,这并不是唯一的原因。在《求是》的那篇文章中,于海波发现“撤点并校”后,政府确实减少了对农村教育资源的投入(他们叫做“资源浪费”),但是家庭的教育费用却增加了。伙食费、交通费、生活费、住宿费等加起来,每年有一千多元的额外开销。

而且,合并后的学校,教育质量并没有因为“规模效应”而提高。反而由于数个村子的学生集中到一个学校,学校学生过多,许多班的学生都超过50人,甚至达到70-80人。老师的负担过重,影响了教学质量。

记得我上小学、中学的时候,经常看到的一则标语就是:再苦不能苦孩子,再穷不能穷教育。现在想起来,终于明白了,这句话是说给家长说的,和政府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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