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当下，去回溯以前发生的事情，我们总能找出许多意义，我们总是能发现它的发展轨迹，我们也总是能找出和它相类似的事情——于是经常我们认为，就此我们就找到了事情发展的某种规律，而这种规律则可以指导我们以后的行为，可以让我们获得以往没有获得的成功，让我们避免以前曾经发生过的灾难。

所以，当南平发生了那起令人至今都充满着恐惧、愤怒、悲伤的惨案后，媒体都开始纷纷挖掘凶手的成长历程，评论者则从各个角度分析之所以会发生这样悲惨的事情的原因。

但是就像我在上篇评中评里提到的，凶手郑民生的经历其实与一个普通人并无不同，被媒体报道出来的家境贫寒、多次因买不起房失恋，还是他经常言语侮辱领导、爱用恶意揣度别人……这些性格或细节，在许多普通人身上都经常看到，这些所谓的原因和我们看到的结果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昨天晚上我和同事们聊到这个话题的时候说，我也时不时的还会想死亡、自杀等问题，而在一个不熟悉的环境里，我也并非经常带着善意——但是为什么只有郑民生走上了这条道路？

但我同时不得不承认，我找不到问题的答案。

我看到许多网友或者评论者，将郑民生的人生轨迹与暨大自杀博士生进行对比，归纳出他们都找不到工作的背景；我看到许多媒体在报道中，也不断的渲染发生惨案学校的学生都生于一个富裕的家庭。我能够理解他们这样做是出于何种目的，但是却不能理解这样的归纳和分析有何意义。

在所有关于这起事件的评论中，我感到写的最好的是昨天南都的社论。因为他们没有急于去寻找那些所谓的主要原因，没有刻意去分析那些碎片化的制度问题，而是首先承认了我们对这个问题认识上的无知和无力：“面对南平凶案，老实说，我们最强烈的感受就是无力。这种无力感，缘于我们根本不知道，如何去善后会有较好的效果；更缘于我们没法自信地宣称，惨剧就会从此终结。”

没有人愿意面对悲惨的事情，我也不希望任何丑恶在这个世界上发生——哪怕这些悲剧、这些丑恶都和我无关。也正是出于这种心态，当南平惨案发生之后，人们才会去从各个角度分析悲剧的成因，才会妄图找到郑民生走上这条道路的人生轨迹。但是这恰恰是南都社论中所说的无力感的一种表现。正是因为无力，我们才会希望能够从惨案中寻找到任何可以规避的蛛丝马迹，才会希望能够找到一个明确的制度问题。因为只有找到了原因，才能安慰我们对未知的恐惧，才能弥补我们的无力感。

但是岂不知，人的心理之复杂，远不是简单的“01010101”等符号可以解释出来。即使我们的心理学再发达，即使我们的科技水平再高，我们对于人的理解和分析，也永远会存在着不能了解的地方——我们得承认我们这种知识上的有限性。就像凶手郑民生一样，他的个人绝对不仅仅是失业、失恋、无房、偏执等几个词可以概括的。在他人生到中的每一分钟、每一个小时、每一天、每一年的经历，都会在他的内心留下影响。他的人生，是由无数的经历和感触集合起来的。我们显然无法把这些都完整的呈现出来，当然，也不能百分之百的肯定，到底是哪种经历，哪个诱因，最终促使郑民生制造了这起惨剧。

当然，正如南都那篇社论中所说的，我一再的重复这种无力感、这种无可把握的现实，并不是为了传递悲观和绝望。只是如果我们没有认识到我们能力和认识上的这种局限性的话，很容易相信自己的判断就是完全正确的。就像南平发生的这起惨剧一样，很容易让我们认为，我们最终找到了那些原因，我们的小学以后加强了保安力量、我们的学校不再把孩子锁在外面，我们的精神治疗制度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我们周围的群众都行动起来，能够及时发现那些有偏执倾向的疑似份子，并尽快报告政府……我们以为我们做到了这些，我们就可以避免类似的事情发生。我们就高枕无忧了，我们就开始把这起惨案给淡忘了。

但是这中想法，无疑是另一种致命的自负。这种自负让我们以为，我们只要改正了我们认为的错误，相似的事情就不再发生了。可是我们从来不去怀疑，自己所找到的问题，是不是真的问题所在。

如果单从我们所分析的这几个问题来看的话，美国的种种制度都比我们要更为完善，但是为何他们依然会经常发生枪击惨案？

制度建设可以让我们的生活的变得更有安全感，但是单靠这唯一的因素，还远不能解决我们的社会问题。看哈耶克传，看到哈耶克的一个判断，他说社会中的法律、习俗和伦理规范界定着、也创造着该社会。我们所说的制度建设如果指的是法律的话，那么我们现在还缺少对习俗和伦理规范的重视。而习俗和伦理，并非是一日之功，要修复这两个方面，可能比建设法治制度还要困难，也需要我们每一个人深深的内省，反思自身。

当问题发生的时候，找出几个制度上的替罪羊，总是会很容易的，甚至制度连自我申诉的可能都没有。但是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种懒惰的思维，以为找到了制度问题，一切就可以高枕无忧了。

这样的现实可能有点残忍，可是我们却不能不承认：也许从历史上看，我们唯一能够归纳出来的规律就是，这个社会的发展并无确定不变的规律可循。世界并非一个机械的构成，能够按照我们从以前发生的事情中总结出来的规律前进。当然，人也不是。

有时候你不得不一再的反问，哪怕知道这个问题已经被问过无数次，但是下一次，你还会继续问起：为什么又是孩子？

甚至，每一次，你都不知道这个问题要对谁问起。问政府？可是在山西竟然能曝出地方政府部门在儿童疫苗管理上的巨大漏洞。孩子的健康，在他们那里，似乎无足轻重；问家长，可是我们谁又能体会到那些家长的痛苦。尤其是那个家长，她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孩子在瞬间阴阳两隔：“孩子说他很疼，我看着他断气的！”——谁又能理解这句话背后的悲怆？

还是去问凶手？这个被许多人认为患有精神疾病的凶手，起床时曾说“我要自杀，我一个人死不行，要拖几个人一起死。”他觉得成年人不好杀，从而把目光锁定在孩子身上。

但是一个精神病人，为何具有“成年人不好杀”的“理智”，但是竟然又能做出任何有感情、有理智的人都不会做出的疯狂？禹海君试图找出这个疯狂的杀人凶手背后是怎样的一种错谬的人生轨迹。可必须承认的是，这段人生轨迹本并无什么与众不同，无论是郑明生周边的人看不起他，或者是女友没有选择与他结婚，抑或是辞职后没有立刻找到一份工作……这些，每天都在任何人身上发生。如果这些就能够成为一个杀人狂魔无情对着孩子举起凶器的诱因，我只能说：我不相信。

任何一个有感情的成年人，能够举起刀子对着那些孩子乱砍，这到底需要怎样的一种冷酷？他到底存在着一种如何的疯狂？我想象不到，也回答不了这个问题，这超出了我能理解的底线。

在任何社会里，孩子都是最纯粹的生命，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一直以为他们本来不应该有敌人。除了天灾和不可预知的疾病，他们本应该在这个世界上健康成长。但是不断发生的事情让我意识到我的想法是多么的幼稚、简直是无知。

当黑心的商家把三聚氰胺掺到孩子喝的奶粉中去的时候，我们感到难以置信，一个堕落到何种程度的社会，才会生出这样没有任何良心和良知的商人？但是，事件慢慢发酵，当对良知的拷问、对孩子痛苦的悲伤最终上升到了对政府监管责任的批评、对赔偿的反思。我们当初强烈的内心痛苦反而因为冷冰冰的词汇而变得麻木了，三聚氰胺成了一个特殊的名词，人们提到它，条件性的生出一些厌恶，但是到底厌恶什么？有多少人还会更深一步的去感触？甚至，我们也不会再生出对生命消逝的感同身受，再也触摸不到那些孩子的痛苦。

然后到了山西疫苗事件，当人们短暂的拿它和三聚氰胺进行对比之后，就转而继续针对公权力的职责问题进行追问。

相似的事情越来越多，我们的思维也越来越程式化。一个个的生命，一个个的孩子，都幻化成一个又一个冷冰冰的词汇。

可是词汇没有感情。

我不知道这是对还是错，在人类更为长远的历史里，这样的事情时刻都在发生。归纳似乎是人类一个非常强大的能力。人们会把所有相似的事情，把所有在同一期间发生的事情，归纳成为一个朗朗上口、容易记忆的词汇。但是，记住了这些词汇又能怎样？

当“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个词汇把当中的牺牲、夫妻的离散、母子阴阳两隔全部涵盖进去的时候；当瑞克-布鲁格的父亲，一次又一次把一个朝鲜士兵按下冰冷的河水的细节被“朝鲜战争”的词汇包括；当一个“文化大革命”就轻松的囊括进了十年里人们的故事；当“5·12”成了人们的记忆，而不是那些没有见到5月13日太阳的孩子……这时候，谁还会记得当事人的悲伤、谁还还能理解战争如何把一个父亲变成了一个酗酒的魔鬼？谁还会在意，自己建一所校舍时偷工减料会造成多大的伤害？

我在担忧，当“南平惨案”成为媒体引用的名词，当“精神病”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的时候，还会有多少人会记得现在的悲伤？

在那篇充满了泪水和愤怒的文章中，晓宇的文字读起来有点让人声嘶力竭：“可耻的向更弱者抽刀，可恨的无是非凶残施暴，可恶的人格崩溃。”他说：对于这个杀人者，他不宽恕。

我也不能宽恕。但是我更加不能宽恕的是我们对于感情的遗忘。

一年（5）班柯翠婷（女）

一年（5）班陈楚柠（女）

一年（4）班欧阳宇豪（男）

一年（4）班黄舒婕（女）

四年（7）班侯传杰（男）

三年（2）班陈佳惠（女）

二年（7）班彭飞（男）

四年（4）班周雨笑（男）

这八个孩子将永远也长不大了，他们永远停留在十来岁的阶段。

可是，我们能记住他们吗？

1、

大概是之前用力过猛，消耗了人们过多的关注度？又或者是判决消息传出时，已是傍晚，杀了时评界一个措手不及？还是时评作者们认为，该说的都已经说了，面对着难以接受的审判，唯有反常的沉默？

原因和贾君鹏回家吃饭的帖子一样让人摸不到头脑，但是结果却大相径庭，并没有贾君鹏的帖子那样火爆——今天的几乎没看到几篇关于杭州飚车案判决的时评。

《新京报》为此刊登的两篇观点对立的评论中，也未能脱出之前人们争议的焦点：到底是危害公共安全还是交通肇事？——这几乎成了这个案件的永恒争议主题。包括我在内的大多数人，似乎都觉得自己比该案的法官更为专业，坚定的认为胡斌的行为应该是“危害公共安全罪”。我们当然不如该案的审判长潘波更熟悉法律条文，但是我们却比他更为强烈的感受到此案带来的威胁——看起来如此轻的判罚，到底能不能遏制人们闹市飚车的势头？

我并没有找到法律对“飚车”行为的认定标准，但是在法院的判决书中提到“被告人胡斌与同伴严重超速行驶并时有互相追赶的情形。”如果在市区的公路上有“严重超速”的同时，还有“相互追赶”的情形，仍旧不算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到底何种行为才算？

2、

上周五的一篇评论中，曾经把杭州飚车案和南京“6·30”特大交通事故案进行了对比。后者的肇事司机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名被逮捕的，而前者，在昨天已经有了“交通肇事罪”的明确判罚。

杭州飙车案审判长潘波在解释为何做出该判决的时候，提到了很重要的一点是，法庭认为胡斌当时的行为并没有主观故意，只是对自己的驾车技术过于自信所致。

如果是如此的话，那么南京6.30特大交通事故，是不是也可以认定当事司机是对自己酒后驾车技术过于自信呢？潘波审判长，又是如何相信一个之前数次违反交通规则的胡斌，坚信自己的技术不会对其他人造成伤害呢？

3、

我们对判决结果不满，认为判决过轻。而肇事者胡斌的家属，也认为判决结果“太不公平了”，胡斌的母亲甚至泪流不止。

胡斌母亲的泪水，让我想起了另外一位年轻的女士。我只在上周见过她一次，在单位附近的十字路口，我站在路口等待交通灯变绿。

当时正赶上下班时段，路上车流滚滚。我看到那位年轻的女士，手里牵着一个小女孩在斑马线上走过来，她前面还有两个小孩子，边走边打闹。我不清楚那位女士是否是那两个孩子的母亲，但当时肯定是他们的监护人，因为她一边牵着手里的小女孩，躲避从身边驶过的汽车，边冲着前面那两个男孩子喊，小心点。

在他们四个人的前方，红色的交通指示灯，顽固的亮着。

就在那一刻，我想起了今年六一儿童节，被我们曾经做过头条的一篇文章：《给孩子怎样的世界，他们就还怎样的未来》。作者马九器深情的写道：

给孩子一口井，他可能是井底蛙；给孩子一个笼子，他可能是金丝雀；给孩子一片草原，他可能是一匹骏马；给孩子一片天，他可能是一只雄鹰。给孩子怎样的世界，他们必将还世界怎样的未来。

那么，如果我们给孩子一个乱闯红灯的世界，他们会不会给我们一个飚车的未来？

而我们给飚车的人们一个轻判到此程度的结果，其他人又能给我们一个什么样子的未来？

或许，现实残酷到我们无法改变；或许，你也觉得对诸多不公无能为力。但如果你身为人父人母，如果你也看到了胡斌母亲的泪流满面，如果你也对胡斌的行为心存不满，那么请你，不要带着自己的孩子闯红灯。不要让我们面临的现在成为他们面临的未来——真到了那样的未来，即使再多的泪水，又能改变什么呢？

据说，我没有亲见，前些日子的外交部例行发布会上，英国BBC记者向外交部发言人秦刚询问关于中国强制要求7·1之后生产的电脑上，必须安装绿坝软件的问题。秦刚先生很幽默的问该记者：

你有孩子吗？如果你有孩子或者将来有孩子，你应该能理解作为家长对互联网传播有害信息的关切。我还可以告诉你，中国政府依法管理互联网，是为了维护社会公众的利益，防止有害信息在互联网上传播”——当然，是自以为幽默。

但是接下来，工信部毫无疑问背叛了秦刚先生。在6.30日晚上，通过只有新华社参加的新闻发布会，通报了延后强制安装绿坝软件的决定。

现在想来，当时BBC那个记者就一定画了三个十字，感谢上帝——如果他是基督徒的话；或者下跪向西磕头，如果他是佛教徒；或者干脆对着天安门大呼，毛主席万寿无疆——当然，可能性几乎是零。

于是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发布会上，这个记者的同事得住了一个机会——据说，我没有亲见——然后反问秦刚先生：

今天BBC记者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反问发言人秦刚：上周你回答我同事的问题时问他有没有孩子；现在绿坝推迟了，Do you have children?

当时的政府，以保护孩子的理由，粗暴无礼、无耻至极的要强制每一台品牌电脑上都安装这款漏洞一堆，还有盗版嫌疑的软件。秦刚先生温文尔雅的说，这是为了保护孩子，为了保护家长们的孩子——据说，他也有一个孩子。

现在，为什么我们的政府，毫无理由的就不去保护我们的孩子了呢？

秦刚先生的孩子论和工信部的行为，不过一唱一和的告诉大家，那些看起来冠冕的理由：保护孩子、保护祖国的未来、保护祖国……不过是为了政府推行某一政策的一个借口而已。实际上他们从来没有想过真的要去保护孩子、保护祖国的未来或者保护祖国……

谢谢你，秦刚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