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本打算两会期间不写博客了，觉得没意思。虽然不断的说一些什么进步力量的话，但是自己是否真的相信两会有进步的力量？还真不好说。其实我心理面也许许多不关心政治、不关心两会的人们一样想的，开这场两会，其实就是在演一场戏，不必太认真，做好自己的角色就好了。与其说相信十来天的大会就能推动中国进步，我倒宁愿相信那些力量微小的维权者，默默无闻的行动者。

现在，我不得不反思，我真的是错了。下班回家的路上我自己问自己，如果说两会对社会真的没有任何进步，那么我们对比一下2010年和1997年的两会，那些代表们，在原地踏步走吗？

说到对比，就不得不说一说近期网上的热门话题：鸿忠夺笔。远文之前曾激动的说，原本以为两会前十三家媒体的共同社论就已经是两会的高潮了，可是没想到那只是开胃菜，之后的两会真是高潮迭起。然后到目前的鸿忠夺笔一案，我们已经嗨到很高潮了吧？

单是鸿忠夺笔一事，在去年的两会上，我们能想象么？在十年前，我们敢这么大张旗鼓的针对一个省部级的大员么？但是现在还没有结束，还有三天两会才会闭幕，谁知道以后会不会有新的花样出来？在温家宝总理的记者会上，谁知道会不会有记者去提问此事？到最后李鸿忠省长到底是道歉还是下台？谁也说不清楚。

也不能否认，事情可能就这么结束了。即使真的就这么结束，我想我们也没有失败。那些令人肃然起敬的媒体，那些活跃的微博客们，用他们的实际行动拓宽了言论的边线。所以我愿意一再的说出他们的名字，概述他们的过程：

如果没有微博客的存在，我想鸿忠夺笔的那个消息肯定不会得到这么大范围的传播。虽然一开始没有任何媒体报道，但是在微博上，在twitter上，网友们仿佛和时间赛跑似地传递着这个信息。

如果没有财经网，我想这个信息在短时间内就会销声匿迹。我能够理解墙内微博的自我审查，但是却不能否认他们扼杀新闻事实的行为。倒是财经网，做为一家正规的新闻媒体，在全国率先将这件事情以报道的事情呈现出来，并随之以网友来论的形式配发了一条评论：请李省长公开致歉。在全国媒体一片肃杀、自我噤声的氛围里，财经网的勇气觉得值得称道。当天晚上，搜狐在他们的两会专题页面上，转载了财经网的那篇报道，但是也只活了一个晚上。

随即，在第二天，财经网继续发力。发表了周瑞金先生的评论《别让温总理的政府工作宣示落空》，并将该评论上到网站头条的位置。财经网用自己的实际行动——甚至是许多同行看来疯狂的冒险行动，为大陆的媒体试探着底线。我目之所及，凤凰网和搜狐都转载了该文，并上到了首页要闻区。虽然标题没有点出鸿忠夺笔的事情来，但是能在两会严峻的监管形式下转载该文，也算是很大的突破。

接下来的一波监管，不但凤凰网和搜狐不见了相关文字，连财经网上也全部删除。我原本以为，这件事情真就到此结束了。但是没想到今天上班，却发现新快报采访到了李鸿忠省长，提问了鸿忠夺笔的问题，并且很直接的询问这位一省巡抚：是否要道歉。

如果说财经网冒险处理该文时，文字还稍显迂回隐晦，新快报的这篇报道和记者的提问则拔剑直指核心问题。原本被财经网拓宽的言论限制，又被新快报扩大了一些。今天这篇报道被大陆的几大门户网站都上了首页二头条的位置——凤凰卫视的时事开讲还专门点评了此事。

到了晚上，当新快报的报道从各大门户上消失之际，本来已经安静了好久的财经网再次推出了重磅评论：《干部是人民公仆，媒体替人民监督》，位置依然是头条。

以上就是这两天媒体在这件事情上的一个大概表现。而除了媒体之外，微博客、twitter也在不断发力。其效果并不逊于那些正规媒体。比如远文的好友石扉客，每当夜深人静、李鸿忠省长可能已经入梦的时候，他就跳出来为李鸿章编织噩梦；比如不知道从哪里透露出来的湖北省新闻官的手机号码，在微博上不断被转发，网友们呼吁大家给这个手机打电话、发短信要求李鸿忠省长道歉；比如那些身在两会的媒体人，不断的将不便在媒体上发表的消息发布到微博和twitter上传播。远文说，如果今年没有微博客，两会会失色很多。确实如此。

我罗嗦了这么多是为了说什么呢？我在这个国家生活了二十多年，没多活一年，我就变得越聪明一点。怎么个聪明法呢？就是我越来越觉得我认清楚了社会的现实，看透了世间的丑恶。我像那些饱经了人事的长辈一样，变得开始不相信美好、不相信改变、甚至不相信进步。我总是觉得这个社会在一点点的烂下去，无可救药，知道有一天化为地狱，你我都无法救赎。

就像我在开头说的那样，我会对这个国家的言论自由绝望，我对两会能真正促进社会进步感到怀疑。所以我会以为鸿忠夺笔的消息只能在非正规的渠道内传播，就像当初的冯正虎事件只能在twitter上传播一样。然后大家会慢慢的被另外的刺激点所吸引，并逐渐淡忘这件事情。我想李鸿忠省长也会这样想吧？如果不是出于对这件事情不会被报道出来的自信，如果他能够预料到这件事情会引起这么大的波澜，想必他也不会作此举动吧？

但是事情发展不但出乎李鸿忠省长的预料之外，也超出了我的经验所及。那些值得尊敬的媒体和媒体人自己的勇气和担当，那些愿意从转发一条微博开始行动起来的网友们，用自己的态度和关注，完成了一项在当下政治环境里很难做到的事情。

然后我终于想通了一件事情，天赋不了人权，人权是靠自己争取来的。一点点的。现在看起来我们做的可能只是转发了一条微博，发表了一篇博客，只是采写了一篇报道，只是刊登了一篇评论。但是也许十年后，当今天成为了历史，人们会拿今天我们的行动和成绩来做为新的社会推动力。正如今天我们不断的谈论1989年那个被省人大罢免的湖南副省长一样。

我们继续握着手里的鼠标，继续开拓新的边界吧。

实在想不透周黎明给韩寒写公开信的动机。但是效果一看就能看到，估计没几个人会把周总的这封信当回事。跳梁小丑年年有，只是今年特别多而已。

而飞猪老师所说的一个观点看起来和马日拉的观点很相近：关于周黎明写给韩寒的公开信，我和韩寒的意见一致，文章主旨不过是对时代杂志的嘲讽，韩寒短信告知赞同。写文化娱乐的记者可能要失望了，呵呵。

于是，大家的争论又回到了那个古老而无解的话题上：西方媒体是否真的客观妖魔化？他们是不是一直在中国？

其实说实在的，并不是人家妖魔化中国，而是中国确实是一个妖魔化的国度。看看唐福珍的事情就知道了，这是一个公民被政府逼死的又一个活生生的例子，而且是被逼的自己把自己烧死的。

周六上午，我打电话到成都市金牛区的区委办公室和区政府办公室，表达我的抗议立场。接电话的两个人——前者为女的，后者为男的——的声音，和周黎明老师的公开信一样，冰冷冰冷的。周黎明老师的公开信是辛辣中充斥着没有起码道德感的冰冷，而两个办公室的接电话的人员，则是一种机械化的冰冷，仿佛我口中所说的，不是一个人的生命的问题，而只是一个事情，一件迟早过去的事情。

说的好像有点远了。还是回来说那个西方媒体的问题吧。许多人如飞猪老师、周黎明老师等人，能够熟练的掌握英语，能够没有障碍的接触西方媒体对中国的报道。但是他们在看到西方的报道时，看到的都是对方的缺陷——我也承认这种缺陷的存在，西方媒体不可能是完美的。但是我们也必须承认，他们要比我们要更接近于完美。

这让我想起了从舞雩那里听到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和原文已经模糊。大意如此：

老师让学生读某书。数日后问其收获，学生从容指出书中的诸多不足。于是老师让其继续再读。数日后再问，学生又找出不足若干。老师大怒曰：你看书总是看到缺点的地方，这样你怎么能进步呢？

我们需要学习的是对方的优点，如果只看到对方的缺点，那么如何让自己进步呢？

周黎明老师和飞猪老师都是媒体人，不会连这么点道理都不知道吧？

乌鲁木齐事件评论集（查看本博更多关于“乌鲁木齐事件”的文字）

今天在FT看到一封读者来信，抗议FT对乌鲁木齐骚乱带有偏见的报道。当然，偏见是读者认为的。

该读者在信中说：“文中充斥了西方人对中国的偏见，这似乎已经是一种西方的惯性思维了：中国政府永远都是不好的，中国发生的问题都是中国政府导致的。即使发生了这样血淋淋的暴民动乱事件——确凿无疑的骇人听闻事件，你看你们报道的口气，还想表示怀疑吗？”

这种强调，每当中国发生重大事件的时候，都会看到。在去年最强烈的时候，诞生了一个著名的网站anti-cnn。

在持有这种看法的人眼中——事实上，这也是一种偏见——只要西方媒体中，出现中国或者中国政府负面的角色，无疑就是带有偏见的，无疑就是在抹黑中国。

我也曾持有过这种观点，大学时学新闻的时候，也接触到很多这样的案例，印象中李希光先生还曾经写过一本《妖魔化中国》的书。

可坦白来说，我所能接触到有限报道中，却很少能感受到媒体在刻意的妖魔化中国。许多接受了正规教育的人——如之前的我——都会持有一个观点，西方的新闻自由是虚伪的，其本质是为了资产阶级服务的。也正因为其虚伪性，所以在报道中国的时候，他们经常会露出其不怀好意的面孔来。

虽然现在我已经抛弃了大学时对西方媒体的看法，但也得承认，在许多时候，他们做的并不专业——至少经常有意无意的犯诸多错误。比如最近就屡屡把石首事件中警民对峙的图片用到乌鲁木齐事件中去。

但除此之外，我相信他们在报道中，还是恪守了一些新闻人的基本原则的，比如客观、真实、迅速等等。不过实事求是的说，没有绝对的客观，做为有思想有自己判断力的记者，不可能不带有偏见。这种偏见就可能体现在新闻素材的取舍上，比如一些记者在乌鲁木齐事件中，过于侧重维族人抗议的画面，或者是集中报道了警察、军队维稳的镜头。

这种可能是存在的。但是西方新闻界之所以能够在带有偏见的情况下，仍然保持良好的声誉——至少来看，CNN的声誉要比anti-cnn要好很多，都不是一个量级的——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他允许不同偏见的存在。而受众通过接受带有不同偏见的信息，自己也能有一个基本全面的判断。

具体到西方媒体这次报道乌鲁木齐恐怖事件，我在看到路透或者CNN的画面时，感觉基本上他们还是将受害者的惨状表达了出来。只不过后来因为政府处理失当，事情的焦点由恐怖事件转变成了民族冲突——这是比之前的恐怖事件更新的进展，当然也会成为媒体追逐的对象。

而且在我看来，西方媒体对政府持怀疑态度，对政府进行批评是很正常不过的事情——如果处处和政府一致，那才是不正常呢。

倒是我们，在一言堂的环境里生活惯了，每天接触到的信息几乎都是声音一致的。每每发生暴力事件，总是少数人在教唆，总是不明真相的群众在围观。政府的处理总是及时的，事情的结果总是令人满意的。

一旦我们习惯了样的媒体报道，然后看到有媒体竟然发出了不一样的声音，竟然指责我们的政府，竟然批评我们的政府时候，自然而然会产生一种异样的心理。

不能不说，这也是一种偏见。这种偏见的持有者，要求他和政府保持一致，仅仅围绕在政府的周围，同仇敌忾，攘内必先安外。但这其实并不是一件好事情。

还是来说这次的乌鲁木齐恐怖事件吧，政府的处置措施是明显失当的。但是国内的媒体显然并不能指出这种失当之处，而国外的媒体点出来了，难道不是一件好事情吗？何必每看到西方媒体对中国的批评性报道，就产生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的感觉呢？

而且，这种监督政府的职责，我们的媒体没能承担起来，却让西方媒体来承担了，我们难道除了带有偏见的愤怒之外，就不感到惭愧吗？

“山西霍宝干河煤矿向记者发‘封口费’”的新闻曝光后，引来媒体的一片批评之声。不过媒体们在义正言辞的对这种同行的不齿行为进行着痛斥的同时，也不得不承认这种“潜规则”有着巨大的现实性。如果当时不是《西部时报》和《中国青年报》的记者进行披露，这件事情能否被公之于众，我们尚不能肯定。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这种行为，并不会就此消失。正如我们看到的，自从2003年山西繁峙矿难中，记者受贿被曝光、处理后，依然还能听到许多“封口费”的消息出现一样。

对于这种事件，我总是不吝怀有最阴暗的想法——这次“封口费”事件中，是否仅仅只有被报道的28人参与其中？还有没有记者领过了封口费，只因为没有出现在被曝光的现场，或者没有登记，所以侥幸没有被曝光？又或者，是否有记者正在打算去矿难现场“捞一笔”，结果由于种种原因没来得及去，这些金钱交易就被曝光了？ (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