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和易艳刚老师聊了下《挟尸要价》这个照片的话题，想到了下面的几点。我的逻辑能力很差，只能一步步的捯饬着走，像牛群说的，最后可能会捯出一头毛驴来。

1、“挟尸要价”这件事儿，是不道德的吗？

答案当然是肯定的。我们自古就有“死者为大”的传统，要给予亡者起码的尊严。当然，现在的我们并不把传统当成一根葱，所以我们且不说这个传统。我们说打捞尸体的人，对那些师生的心里上的伤害。当时他们已经打捞上了遇难者的尸体，有那么一段时间，却任由船上的师生哭求，只是把尸体挂在船头，不送上岸。这种以遇难者尸体为胁迫，明显以伤害他人感情，给他人带来痛的行为，怎么说都是不道德的吧？

2、对不道德的事情，应不应该批评？

答案还是肯定的。很简单，如果我们这个社会，连对不道德的行为，都不批评。这个社会该是多么的令人沮丧？看到有人插队，你不去指出来；看到有人闯红灯，你觉得事不关己；看到有人随便这段路边的树枝，你漠然走过；看到孩子们嘲笑残疾人，你觉得好玩儿……那这个社会，该是什么样的社会啊？嗯，不用想的太用力，这个社会，和我们现在所处的社会差不太多。

于是有人搬出市场经济啊、不违背法律的观点来。但是，我们谈的是道德，法律终究是低于道德要求的一个设置，是一个社会的底线。但是道德的要求要稍微高一点。既然在谈道德，就不要用另一个层面的问题来。法律问题是法律问题。就像我们在谈一个人的英语说得好不好的时候，你忽然说，人家会说话就行了呗。这是一个问题不？

3、说到这里，需要加一个“但是”

但是，做一个道德评判和道德指责，应该谨慎。

一个原因是，虽然违背道德，会受到指责和批评。但是这种指责和批评是没有一个可以衡量的准则的。

在法律上，对违法行为，有比较明确的惩罚措施，易于下结论，该判几年就判几年。但是对于道德惩罚，一般来说，只是对一个人形成精神上的压力，它没有一个明确的程度和标准。比如对随地吐痰的人，应不应该群起而攻之？对他的批评要持续多久？要批评的多重？

而虽然道德上的惩罚，一般只是在精神层面，不会涉及肉体或者经济惩戒。但是对精神的伤害，有时候一点也不比肉体的惩罚轻。

另一个问题是，更要警惕媒体对个人的道德审判。一般来说，媒体对所报道的事件，有几何倍数的放大作用。媒体在塑造、构建、维系社会道德方面，起着很重要的作用。但是，当它用道德的标尺，对准一个具体的个体时，并不一定因为对这个个体的曝光和批评，就能引起社会的道德进步。但是它却肯定对这个具体的个体，带来无可估量的伤害。

而如前所述，我们对道德惩戒，又很难做到公平、公正。做为无神论者的我认为，除了上帝之外，几乎没人能在道德问题上，做出公正的判决。这时候，再加上媒体的放大作用，这种不公平就更加明显和严重了。如果媒体的道德谴责，不是针对某种行为，而是针对具体的个人，那它带来的伤害可能比建设会更大。

4、终于捯到《挟尸要价》这张照片了

现在，张轶以及一些坚信照片没有问题的人，都不断的在说，当时确实存在挟尸要价的情况。这种情况，在后来调查此事的南方周末和华商报的记者那里也得到了证实。

但是问题在于，当时挟尸要价的，并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整体（用个时髦的话来说，是一个团队）；也并不是一个瞬间，而是一个过程；甚至都不是照片中的那个白衣老者，而是在岸上的老板陈波。

但是，最终媒体却选中了白衣老者的那张照片，然后，把本来应该涵盖整个过程、涵盖其他捞尸者、涵盖进老板陈波的一个短语“挟尸要价”，孤零零的放在了白衣老者的下面。于是，那个整体都不存在了，仿佛，挟尸要价的只有白衣老者一个人而已。

结果大家都看到了。虽然陈波后来因为这个问题被拘留，并被罚款。但是道德谴责、道德审判、道德大棒，都打向了那个白衣老者。

我并不是说他不应该受到惩罚和谴责，但是，限度在哪里？如果五六个人犯得道德错误，由一个甚至都不是“主犯”的人来承担，是不是应该？他的承担，是否过重？又加上媒体的不断放大，对他的伤害，是否已经超出了他那不道德行为的本身？

甚至，我以为，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因为明知道，他受到的惩罚是不公正的；明知道，这种全国媒体和全国人民对这个个体的道德审判，已经超出了他应该承受的结果。却依然还坚称，这是没有问题的。

1、微博上，许多媒体人都在说，怎么就事论事就这么难。然后一边说着，一边去都不讨论事件本身。其实，单纯的看那被披露出来的视频，单纯看这起事件的对于错。错的绝对不是翟凌，从头至尾，她的回答都没啥问题的。我个人而言，更倾向于觉得星空卫视的这个什么呱呱节目的那个主持人，错的离谱。

倒不是说我觉得翟凌漂亮、气质云云，所以偏袒她。只是，我讨厌那个主持人所说的什么，让翟凌为整个娱乐圈不好的风气负责，说她的行为给年轻人起到了不好的示范作用。我实在讨厌这种打棍子、戴帽子的做法。这和某CTV那气势磅礴的三俗排比句，有什么区别？和被戴着三块表的有什么区别？幸好那个主持人最后没说出一句：我代表月亮消灭你这样的话来。

2、所以，在微博上，我说，为什么许多媒体人竟然对媒体的暴力视若无睹？

在许多人眼里，媒体都被塑造成第四权力、无冕之王，是监督权力和丑恶的嘹望者和看门狗。但是不得不说，这些所有的荣誉，都是美国的同仁们塑造起来的。我们距离这个目标还差的很远。甚至，许多媒体人，都不考虑差很远这个问题，因为对他们那不是问题。

现在虽然都叫媒体，但是他们却走着不同的路。一部分媒体，仍旧选择与权力媾和，甚至把自己的灵魂出卖给权力，以换的可以陪在老虎身边，假虎威的目的；另外一部分媒体，把自己的贞操交给了资本，虽然时不时的还会去做一次处女膜修复，但其实不过是为了在资本面前卖个更好的价钱。当然，还有一小部分媒体，选择走中间那条路，新闻专业主义，道阻且长。我对这第三种的媒体和媒体人的敬仰，一直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又如黄河泛滥从来不可收拾。

但是不得不不提防的另外两类媒体。在现代社会，媒体对社会及民众的世界观和思维方式有重大影响的今天——沃尔特·李普曼在他的《公共舆论》中就清醒的指出，我们所认识的世界，不过是媒体告诉我们的世界——这两类媒体，对社会的伤害，一点都不比公权力和暴力的伤害小。

3、具体到此次星空卫视主持门。星空卫视之于翟凌，前者虽然在大陆只是曲线落地，但是它拥有的资源和能量，无限的大过这个小有知名度的车模。在事情被披露之后，许多媒体收到的星空卫视对此次事件的声明和对翟凌的封杀新闻稿，就是一例；新浪娱乐用那个极具侮辱化的标题，更是一个极端的例子。公权力不被限制，确如饿兽放入人群。但是媒体的操作没有操守和边界，对个人的伤害其实一点也不小。

这个时候，人们会摆出：娱乐圈，没底线。肮脏低俗，很龌龊的观点来。但是，无论我们对娱乐圈的印象如何的差，具体到个人和具体的案例，如果我们觉得因为娱乐圈混乱，所以媒体的混乱和不专业就可以原谅的话。那么，因为吾国吾民公民精神不彰、权利意识淡漠，是不是就应该默认，专制的合法性呢？

4、还有一些媒体人，认为主持人的提问没什么不对的地方。他们和那个主持人所持的前提是一样的：这是公众关心的事情，翟凌有必要回应一下。

事实上，在此之前，媒体都不止一次的问过这个问题，而且翟凌也不止一次的进行了回应。甚至这一次，翟凌面对那些问题，虽然黑着脸，但是都做出了回答。不过是，媒体不相信她的回答，先入为主的认为她是在炒作。

问题就在这里了。翟凌回应了，媒体人不相信。她说自己没炒作、自己是受害者，那个主持人和一些媒体人不相信。但是，他们又没有其他的证据证明她是在炒作，那该怎么办？

事情到了这里，如果真如媒体人所说的，这个事情那么重要——公众关心、涉及到公众利益——那么，他们就应该进行调查。我想，调查这个事情的真相，比调查水门事件的真相要简单的多吧？许多人把举出老虎伍兹前两天的倒霉事儿，来例证这次媒体做的没问题。我觉得这个对比其实就听操蛋的，就好象小时候我妈经常骂我说：老师拉得屎都是香的一样（那时候，我很乖很听老师话）；也像长大了人们说，外国的月亮从来就不缺一样。媒体对做的那些事儿到底美国人认同不认同、美国主流意见怎么看？您总得一并引用过来吧？更何况，我们不谈这个，但是谈媒体对伍兹身前身后的调查，国内的娱乐八卦媒体们，有多少人在做？

迄今没看到这样的调查——当然，可能是我视角所限，希望看到的帮忙提供下信息，先谢了——也就是说，如果这事儿，真的那么重要，但是媒体却不去调查，说明媒体的责任没尽到。你们是公众的看门狗和社会的嘹望者哎。但是如果是那些媒体人和我一样，都觉得这事儿无关紧要，没什么大不了的。更多的还是个人的隐私问题，但是现在他们又打着公众知情权的幌子来逼问翟凌，你说这是什么事儿呢？

5、最后想说下炒作的话题。之前我们经历过那个时代和现在情况倒是很有相似之处。那个时代，流行一种叫做“反革命”罪的大帽子。别管你做了什么事儿，只要给你扣上一顶“反革命”的帽子，一切问题就都不用再去想、去追究了。后来，据说根据这罪名，都出来过一个反革命赌博吃屎致人死亡罪。

炒作也是如此。人们不管三七二十一，看到一件事儿，先上来就一句：炒作。然后，这事儿就彻底的失去了谈论的价值。

原来，我们在看待世界这个问题上，其实从来就没有进步。只不过，现在的反革命吃屎致人死亡罪，在人们眼里，变成了赌博吃屎致人死亡的炒作罢了。

1、

傍晚时候，常鹏飞老师发来短信说，这期的三联做了富士康员工的细节调查，不过好像反响不大。

我回复他，对许多人而言，富士康已经过去了。

确实，对许多人而言，富士康已经是过去时了，包括我，都已经很少去像以前那样整天去搜相关新闻了。

这个世界依然正常运转。新闻不断的被制造出 来，包括富士康——但已经和那些逝去的员工完全无关。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富士康不断的加薪，看到的是郭台铭准备把宿舍交给大陆政府管理——哦，有一条和那 些死去的年轻人有关系，郭台铭表示：已停止所有死亡抚恤金的发放。报道说的语焉不详，我不清楚，是不是包括那十名死去的年轻人的抚恤金？

2、

就是在大家的兴趣点都不再放在富士康的那死去的年轻人身上时，就是在人们甚至连负福利、连富士康的管理、连富士康都懒得提及的时候，《三联生活周刊》的封面故事及时出炉了。

在一篇长篇报道之后，他们仔细的为我们呈现了三个年轻人生前的故事：梁超、卢新、李海。

当全国媒体都蜂拥至深圳，挤到富士康工厂里 去的时候，三联的记者们跑到了死去的年轻人的故乡，去采访他们生前的故事。与那些主题先行的媒体报道相比，三联的这个报道显得笨拙，但是在笨拙之后，我们 才能看到在其他媒体上看不到的故事。我们才能看到三个年轻人在这个世界上曾经存在过的活生生的证明。我们才能看到，他们所生活的环境和轨迹，我们才能知 道，在他们自杀之前，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3、

三联确实不是最先将关注点放到死者本身的媒体。就在三联上街前，《新世纪周刊》先刊发了一篇廊坊富士康死亡员工的报道。

坦白说，从文本本身，我觉得新世纪周刊的报道更好。记者集中帮我们呈现了那个叫做荣波的年轻人在自杀前的活动细节。

但是，三联却是在这方面做的最多的媒体。他们采访了三个死者生前的亲属圈，帮我们从更长远的时间线上去了解那些年轻人曾经的轨迹和变化节点。

比如在《梁超：回不了家的乡村子弟》这篇报道中，三联的记者告诉我们，在离开家乡，“差距去闯一闯”之前，梁超曾在一个技校里短暂学习。期间有这样一个细节：

才进校不到两个月，他就提出要退学。起因是“他要出校门，但是没有请假条，被门卫拦住后发生了冲突。他说门卫不尊重他，就提出不读了。”

4、

买回三联的那个晚上，我没上网，没看电视，一口气读完了那三个故事，读完了三个家庭的悲情。

我知道，就在我看这期杂志的同时，还有另外七个家庭正笼罩在一片悲伤中。他们曾寄以希望的孩子，没了。

记得之前和谁聊起来的时候，他说给媒体点时间，慢慢的会有媒体关注那些个案的，会有媒体去深入挖掘他们生前的轨迹的。

但是，现在新世纪周刊做了一个，三联做了三个。再之后，一切都过去了……

回了常鹏飞老师的短信后，我就觉得我得写一篇文字，呼吁大家去买一本本期的三联和新世纪周刊。如果你不买、不看、不关注，一切真的就此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