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飞机

On 07/29/2010, in 生活·记录, by 李普曼

在公司收拾东西的时候,看到电脑后面有个纸飞机。用“快书包”的宣传单叠的,当时在他们那里买的韩寒的《独唱团》。我伸手拿起来,放到了书包里。得带走。

之前在家里也叠过一个。但是屋子小,飞不起来,下楼扔垃圾的时候,抓紧时间扔了两下。但是没久玩儿,扔了垃圾后就拿着上楼了。

我的小时候发生在农村,那时候扔着纸飞机才好玩儿。用一张32开的纸,对折、再对折,叠一个飞机。举手扔之前,先对着飞机头吹几口气,仿佛能助力高飞似的。然后斜上六十度扔出去,轻而易举的,纸飞机的高度就超过了房顶,然后再空中转几个圈,再平稳着陆。

刚开始时候,叠飞机的技术很差。扔出去的飞机经常直接就坠毁了。任你吹多少口气都如此。或者,干脆叠一种细长细长的机型,我们称之为火箭,扔到空中不会打转的,直上直下,看谁的飞的高。

还有一种蝙蝠型的纸飞机机型。翅膀很大,还带点弧度,主体比较小,于是能飞的时间更长一点。现在我想了半天,已经忘记怎么叠了。

当然,纸飞机飞行的质量也取决于使用什么材质。当时我们用的一版都是那种质量一般,从课本上撕下来的纸。起点都一样,拼的就是技术了。但是有时候也会有同学拿来一个比较硬的,类似于现在杂志用的铜版纸制作的飞机,再叠的翅膀大点,能飞好几个圈。

除了上面的那些,更重要的,扔飞机还是个技术活儿,虽然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技术,但是毕竟不是随便扔就能扔远的。你得注意手捏住的位置,扔的角度以及发力的方式——手腕发力一定比单纯手臂发力扔的要远。

那个时候也自由啊。院子也大,街道也宽,再不过瘾,就跑到野地里去,跑到学校的操场上去。那时候的农村学校操场都很大——毕竟土地还不值钱,而且村里也算重视教育——有人打篮球踢足球,于是就成了我们下课或者放学后疯跑的乐园。或者我们就从教学楼的二楼,使劲往远处扔,看着飞机飞过楼顶,然后缓缓的转着圈往下滑。心情好了,蹬蹬蹬的跑下楼去捡,心情不好了就随它去了。可能被另一个学生捡到。

有时候,也会叠一个飞机,专门冲着自己喜欢的女孩子扔过去(好吧,我承认,那时候我们这些小学生都很早熟)。这是最考究技术的了,因为除了那种火箭型的飞机外,其他的飞机都不喜欢走直线的。想要掌握它们的线路简直难比登天,虽然也有人能够做到指南打南,但我是从来都没有掌握到这种伟大的技术,只能多扔几次增加可能性。不过庆幸的是,印象中还没有不小心扔到过如花姐姐身上。

现在那儿还敢随便扔飞机。你在大街上随便扔一个纸飞机,且不说会不会撞到人被骂。就是没人管,你扔出去后,还得赶紧过去捡起来。破坏环境卫生的骂名,虽然不大,但也不好担。而且,捡的时候还得注意看四周有没有汽车开来开去。

更重要的问题是,在高楼林立的城市里扔纸飞机,感觉怪怪的,看着四周的高楼,觉得怎么扔,都不感觉飞的高,更不能产生小时候那种感觉。

于是只能在屋里扔两下——我在公司叠的那个,则从来没扔过,只是经常拿起来冲着谁瞄准一下,做出一个要扔的样子而已。而在自己家里扔的时候,总是听到老婆扔来一句:幼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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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青年报“青春何处安放”第三篇文章回答了昨天远文评中评里的疑问:“从目前的两篇稿子看,观点是一致的,就是劝青年别总想着要留在大城市。我不知道明天是否还会延续这个观点。”

今天他们刊发的稿子《“蚁族”不需要怜悯和悲情》再次延续了相同的观点:树挪死,人挪活,如果在大城市的“蚁居”生活压力太大,不妨换个地方。任志强说“买不起房为什么不回农村”引来炮声隆隆,可也并非全无道理。不是所有大学生都理所当然地应生活在大城市,中小城市和乡村的发展也需要有知识的人去出力。世界的各个大城市,都消费高、压力大,“蚁族”要弄清的问题是,你是不是非要在大城市发展?你到底是为了理想在这里还是被现实所迫?你是不是尝试过不同的生活方式?

说来我和远文的梦想一样,也希望有一天能够回到我曾经生活过六年的石家庄去安放我的青春(或者中年岁月,也许是晚年朽骨)。可是,现在我不得不在北京,这个大城市里如工蚁一般的生活。原因无他,远文在上一篇的评中评里提到了:权力集中导致资源集中。

现在几乎全国最优秀的资源,都被集中到了那几个大城市里。当需要建设这几个大城市,需要维护这几个大城市运转的时候,我们是集全国之力。以至于大部分的资源和机会都被集中到了那几个大城市里,挤出效应下,二三线城市里的机会少的可怜。我不是不愿意生活在石家庄,而是被“赶”到了北京。现在,我所困惑的是,大城市,到底是谁的大城市?难道只是那些“有智慧更有特殊内涵”的人的大城市?

在昨天评中评的后面,一位网友写下了这样一句留言:“这不是病,人人都有为实现梦想而奋斗的权利和自由!”难道不是这样吗?每个人都有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权利。志存高远的青年当然不一定要蜗居北京,可是如果他们选择蜗居北京,那也是他们自己的权利和选择。他们并不是为了那个蜗居而来,也并非冲着北京之大而至。在这个在每天花两三个小时在上班路上,堵车比自己便秘还要痛苦的城市,他们愿意在这样的艰苦的情况下,忍受着诸多的不便,追寻自己的梦想和生活方式。这是他们的选择。

可是,就是这样的选择,仍旧面临着诸多的限制。这种限制,不仅仅是买不起房子,生活成本太高的经济上的限制。更是户口等地域歧视上的限制。没有大城市户口的人们,不但不能享受诸多福利限制,而且还要面对一些本地人的恶言歧视——一个上海的主持人,不就请一个听众“滚”出上海吗?

中国青年报“青春何处安放”这一系列的讨论文章,都是建立在这样一个现实的基础上:大城市生活压力大,在大城市生活成本高,大城市对于外来人有诸多的限制。就像上海那个主持人所持的观点,既然你对大城市有诸多抱怨,为何不“滚”出大城市?

可是,那些持有这种观点的论者,是否深入的想过人们对大城市的这种抱怨,到底起因为何?是因为自身的不知足、欲望太多、对大城市提出的要求太多,还是因为大城市对他们索取太多,而回馈太少?是因为在平等的环境里,自己技不如人,还是因为在一个不平等的社会里,虽然许多人身怀绝技——就像写《志存高远的青年是否一定要蜗居北京》一文的东方晓白——但是因为大城市对外来人设置的诸多不平等的门槛,年轻人向上的努力处处遭到打压?

说句很不客气的话,那些在资源上处处享有便利的大城市,是欠全国人民的。可是,当人们从四面八方,来到大城市的时候,却看到她们紧闭大门,甚至把门槛提得很高很高。这个时候,这些年轻人们该怎么办呢?中青报开出的药方是:不让我们去,我们就不去了——做一个鸵鸟,把脑袋扎到土里,就看不到那些门槛,那些不平等,那些拒绝了。可是,我却愿意对那些忧郁踌躇的年轻人说,如果你们愿意,如果你们想到大城市去寻找自己的理想和未来,那就赶紧买一张火车票,义无反顾的前往吧。只有越来越多的你我,走到大城市里去,真正出现在那些城市管理者的面前的时候,也许才能给他们一点压力——如果债主忘记了对你的欠债,难道你不应该站到他面前,让他想起来吗?

远文上一篇评中评也提到了中青报曾经触动过多少年轻人的大讨论“潘晓来信,为何年轻人的路越走越窄”。现在,年轻人在大城市里,似乎又再次遭遇到了同样的问题,能走得路越来越窄。这次,中青报再次推出这个系列,不过他们的解决办法是,嫌路窄,就别走这条路。而我却更愿意相信鲁迅曾经提到过的一个相似的观点:没有路,那就走一条路来。嫌路窄,那就把路闯宽点。逃避并不能躲开那些无处不在的不平等,只有直面他们,才有可能找到解决的办法。

一切事在人为。欢迎年轻人到大城市安放你们的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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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树

On 10/21/2009, in 生活·记录, by 李普曼

我知道,我为它写一篇文章,会让许多人,或许就包括你,感到别扭,认为我矫情、为写新博强说愁,甚至怀疑坐在电脑面前的我,写这篇博客的我,到底是不是正常的人,甚至,是不是人。

我也知道,那些伤害它的人有他们自己的理由,而且那个理由听起来是理直气壮的听起来会更为正常些。虽然我不确定是因为挡住了电线,还是影响了线路,或者根本就是有人想做他们想做的事情而已……反正我知道,他们有他们的理由。

我知道,这个城市的规则是他们创造的,是他们执行的。他们既是法官,又是警察,还是屠夫。不过几乎没人认为他们做这些有什么不对。它们几乎是可有可无的,它们是任人屠宰的,它们不言不语,它们默默的被规划在那里,认真的活着,时刻履行自己的职责……

它们为这个城市做出了你用任何先进的设备,都测算不出来的贡献。是的,他们自以为自己是城市的主宰,是城市的管理者,对它们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利力,但是他们的权力,他们的伟大,他们的先进文明,他们的现代化,却不能算出一个数据:它们到底为这个城市付出了多少?这个城市又欠他们多少?

没人在乎。他们觉得是他们给了它们生命,是他们给了他们活着的机会。所以他们当然也有权利随时剥夺它们的生存权利,剥夺它们的生命,改变它们的生存状态……

这一切的专横,这一切的残暴,这一切的恶行,它们都看到了,但是沉默以待,默默忍受。它们每天就安静的站在那里,吸收着微乎其微的水分,制造者氧气,吸收着噪音,绿化了环境。它们是我单位前面的那一排柳树。

我几乎每天经过它们,都会在心里默默的打个招呼。

然后在昨天,我再次经过它们时候,发现十字路口的第一棵柳树,被砍掉了树冠,光秃秃的站在那里……

那天,是10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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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小”城市的“大”野心

On 08/14/2009, in 双城记, by 李普曼

如果有时间,请听我讲一个“小”城市的故事。

它原来是一个200户左右的小村庄,后来因为一条铁路修过来,建了一个火车站,依靠着火车站,这个村庄逐渐发展起来。解放前,它以“石门”之名设市,解放后“石门”又改回石家庄。60年代末,河北省省会由保定迁至石家庄。

这个小村庄,终于越来越大。由“街道六,庙宇六,井泉四”的村庄,发展成为一个拥有500万人的中等城市。

我在这个城市生活了五年。我在那里读书,在那里工作,现在由于个人的原因,我每月还会去两三次。

每次回去都是周五的晚上,十点多从火车站出来,打车回家的时候,我透过车窗看着外面骑自行车的人们,慢慢悠悠的,后面驮着自己的女人——当然,也可能是别人的女人,不过这个几率比较小。

对我来说,石家庄一直是一个适合生活的城市。五年的生活让我彻底习惯了这种气质,以至于直到现在我的奋斗目标还是以后能到一个小城镇去生活……

这就是我对于这个城市的记忆——它不是“三鹿奶粉”所在的城市,不是河北省的省会,不是那栋楼房倒塌,结果殃及了17个生命的城市……

它只是一个人们生活、工作的地方而已,是人们拿着布袋子去菜市场买菜的城市,是公交车上好几个年轻人给一个老年人让座的城市,是你骑着自行车从城东到城西,不会超过一个小时的城市,是你睡觉能真正睡得踏实的城市。

所以,对于这样一个城市,把名字改的惊天动地,响彻全球,有什么意义?

是的,你会跟我提经济发展、跟我提城市规划、跟我提石家庄正在进行的大城市化的野心……所有这些,或许都需要有一个响亮的名字——你看那被网友们叫做“大裤衩”的央视的大楼,不是起名叫做“智窗”吗?你看那些大城市每次介绍自己不是动辄加上“国际化大都市”吗?

可是,本来就是一个生活的城市,为何非要把它打造成机械化的“大”城市呢?中国已经有了北京,有了上海,有了广州深圳……何必每个城市都非得那么“大”呢?

看看北欧那些“小”国,哪个国家的国民生活的不比我们这些“大”国国民生活的幸福?看看那个比石家庄文化不知道深厚多少倍的小镇剑桥——难道它是因为它的名字才有那么浓的文化氛围呢吗?

我们传统文化中,太注重“大”的教育了,太注重对强者歌功颂德了,太在意“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了,太强调要集中力量办大事了……什么时候,能更加看重一下自己的生活,在意一下那些不大但是真正多元的“小”文化、小团体、小意识、小生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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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城记之:什么是双城记

On 08/10/2009, in 双城记, by 李普曼

现在在许多网络应用上,一旦填到”城市”一项,我都是填”北京-石家庄”,这就是所谓的双城。

之前我在石家庄生活了五年多,在那里上大学,在那里找了一个女人,在那里找了两份工作。然后在去年十一月份,我离开那里,来到了北京。

北京是我在大学就梦寐以求的城市,但是这个梦寐在大四实习的时候被打破了。当时我在一家日报社实习了两个月,也就在北京生活了两个月。当时我是满心激动的来到这个城市,然后长舒了一口气:终于要离开了。

有时候不喜欢一个东西的原因很复杂,我经常想为什么两个月我就开始不喜欢北京了。可以找出许多原因,比如人很多,速度很快,城市很大——压力也不小。我总是说,北京不是一个适合生活的城市。但我想这些只是一部分原因,而非全部。不过全部是什么,我也不知道。

所以最终决定重新回来这里工作的时候,我犹豫了好久。最终梦寐以求的工作取代了对城市的排斥,我拉着一个手提箱和一包被褥站在了北京西客站的天桥上。

过了桥,我就开始在这个城市生活了。

但是,我仍旧把石家庄叫做”家”。因为俺女朋友还生活在那里。基本上每两周我都得回去一次,在周五的晚上,买到八点钟(现在是七点四十八分)开车的D4563次列车,赶回那个迄今只有三环的小城市。

其实石家庄人也够多的,但是感觉没北京这么紧张。人们倒也悠闲。

当我从火车站打车回家的时候,已经是晚上十点。我透过车窗看着外面骑自行车的人们,慢慢悠悠的,后面驮着自己的女人——当然,也可能是别人的女人,不过这个几率比较小。那时候俺就实在不想回北京了。

但是坐在电脑面前,打开网页看新闻的时候,心里又满心的冲动。于是又还得回来。

于是我就这样在两个地方穿梭来回。

两个城市距离并不远,但是生活却截然不一样。我也会有完全不同的经历。然后我忽然想,为什么不把这些东西记下来呢?

我是一个记性很差的人,我害怕当我老了的时候,没什么回忆可跟我的女儿们讲——那是一件比死亡还要悲哀的事情。所以,现在记下来,等着以后搬个小马扎,坐在太阳底下,靠着墙根,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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