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个美丽的姑娘，转过拐角走了过来。抬起头她看到我，微微一笑：”hello”。我一时间不知所措，只是机械的用我蹩脚的英语回了一句：”hello”。
一上班就得到一个消息，四川发现了一例甲型H1N1流感疑似病例。到了下午，”疑似”两个字变成了”确诊”。我琢磨着晚上无论如何也得给家里打个电话，无论如何也得注意一下。
忙得晕头转向，但是同事们忙了好久的新页面终于上线了。虽然到目前为止，并不是让所有人感到完美，但是至少我觉得还不坏，越习惯越觉得舒服。
“明天就5·12了吧？”我正在等我点的晚饭，忽然听到一个男人的声音。”恩，是啊，明天是地震一周年了。”收银员一边熟练的帮那个男人点餐，一边偷也不抬的回应到。
餐厅里放着舒缓的音乐，四周的食客们低头吃着面前的晚饭，灯光柔和，一切和往常无异。
刚刚，合租房子的一个邻居过来敲门，计算过去几个月的水电费。客气寒暄了几句，我把钱给她，回来继续写这篇博客。
5·12，只不过是我今天生活的一个片段罢了；而对于明天，我想也是如此。对于那些遇难者的家属，5·12可能是他们一天的全部，但是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只是一个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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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还是没能赶上给姥爷上坟，客车在北京堵了将近一个小时才上高速。等到家的时候，妈妈和舅舅他们早已经上坟回来了。虽然没有说什么，但是心里感到很难受。
姥爷去世十一年了，总是会想起那个下午，我准备去上学的时候，姥爷问我：“明天还来不来？”
当时我在镇上初中上学，每周休息一天半。那天是周五，在姥姥家吃完中午饭，准备去上学。姥爷问我周六中午还来不来吃午饭。我答应了：“来。”
经常的回想，所以越记越清晰，我清楚的记得周六上午发生的事情。当天上午我们例行周末大扫除，我擦的玻璃。劳动完后，我和几个同村的朋友一起回家。下午放假，他们约我一起去玩扑克。当时一时玩性大起，也不想去姥姥家吃午饭了。经过他们村子的时候，我就想直接回家，结果被一个远房的表姐拦住了。
当时我骑自行车远远的看到了她，正想打招呼的时候，她先拦下了我：“赶快去看看你姥爷吧，他快不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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爷爷：
您好！
冒昧给你写信，希望不要被吓到。为什么能收到几十年后的我的信的原因太复杂了，我们简单的归结为技术的进步吧。
昨天我和女朋友刚从四川旅游回来，有个问题一直困扰我们。所以我想给你写这封信问一下亲历过那个时代的你，你们那个时代是怎么回事？
我们在学校里学过好多关于2008年5月12日四川大地震的历史，也看过一些关于这方面的电影，所以很自然的，我们到了四川后参观了四川地震博物馆。里面好多的历史遗物和照片都让我们感到非常的震撼。但是——爷爷，请原谅我的冒犯——也有一些物件让我感到不可思议和可笑。我在博物馆里，看到了好多猪的照片，上面留的名字叫做“猪坚强”，有它吃食的照片，有睡觉的照片，还有它去世的照片（葬礼还挺隆重）；除此之外，我们还看到了一辆破轿车，它占去展区很大的地方。
当初，你们是怎么想的要把这些东西放进博物馆来的呢？我总感觉这些物件都很滑稽，和博物馆的肃穆气氛不协调啊。
希望你能把回信随便写在那里，保存好我就能收到:)
我的女朋友也问候你。
爱你的但是你还没有见到过的 zhroay
2068年7月20日
亲爱的zhroay：
你好！
收到你的这封信，确实让我感到不可思议。我不清楚六十年后的科学技术发到了什么程度？你真的是我的后代吗？请原谅我无法想象，也无法相信。不过，我还是很乐意给你回信。
坦白来说，你问的这个问题，让我好难回答。我也不知道怎么给你解释这件事情——那只猪，那辆车确实是都在地震后被放进了博物馆里。我不知道博物馆有没有详细的记录他们的伟大奇迹——至少你没有提到——猪坚强在那次四川地震之后，在废墟下生存了36天；而那辆破轿车，则在废墟中被埋了九天，但是仍能启动。我想我们这个时代的人们是把这只猪和这辆破车尊为生命的图腾了吧——至少我当时在看到这些新闻的时候是这样认为的。
虽然你说你看到了那些博物馆的照片们感到非常震撼，但是真正感到震撼的还是我们生在这个时代的人们。在地震发生后的一个月里，全国上下都感到非常的压抑和悲痛，那时候你听不到笑声，看不到笑脸。你听到的只有哭泣，你看到的只有泪水和死亡。我想，大概是这个国家的人民被压抑的太久了，所以当危险过去了，生者真的生存下来了，也是时候娱乐一下来疏松一下自己的神经了。于是几乎全部的网民们都投入到这场震后博物馆的重建中去了，所有能够记录这次地震的东西都被博物馆收藏了。前两天我还给你一个远在四川的叔叔打电话，建议他是不是要将自己家里的老鼠洞里的老鼠送到四川地震博物馆去——在那么巨大的心灵震撼和恐惧中，它竟然还生存了下来，而且现在还活蹦乱跳的，每天晚上出来跳舞、打麻将。你的信中没有提到博物馆里有老鼠的照片，所以我不知道最后你那个叔叔有没有将老鼠捐献给博物馆——下次来信中一定记得告诉我，到底在四川地震博物馆里，有没有见到那只见证了四川地震的老鼠。
我已经死了吧？所以，代我向你的爸妈，我的儿子和儿媳问好。
你说我是你的爷爷的爷爷 李普曼
2008年7月20日
转自：中国经济学人
卿光亚：垮掉的学校才冲击了道德的底线
记者：言咏
来源：经济观察报
日期：2008年7月21日 星期一
在“范跑跑事件”的漩涡中，一个人以及一座学校同样令人关注。
这个人是卿光亚，范美忠的校长。当舆论要求辞退范美忠时，他表态“校方不会开除因言获罪的人”。他从来不掩藏自己的观点——比 “范美忠事件”更值得讨论和反思的，是建筑的安全。对此，有人赞赏他敏锐地看到了核心问题；有人质疑他淡化主题，转移视线。
这座学校是光亚学校——卿光亚于1992年创办的全国第一所私立学校。它的课程涵盖从幼儿园到高中各个级别，在教育上与国际接轨，高中设有国际文凭 大学预科。在这次地震中，它的校舍几乎没有被损坏，师生无一伤亡。5月19日，地震后一周，该校复课，是都江堰最早复课的学校，也是唯一在原址上复课的学 校。
7月14日，记者来到这所地处都江堰城郊的学校。安静的校园里传来清朗的读书声，这是参加夏令营的孩子们在上课。校舍大多完好，除了操场上尚未拆除的深蓝色帐篷之外，看不出任何经历过地震的痕迹。
校长卿光亚在办公室里接受了采访。他五十出头，微胖，深蓝的领带配着洁白的衬衣，举止之间掩饰不住疲惫。卿光亚自称有“地震后遗症”，反映在生理上是声音沙哑，反映在心理上是说话唠叨，“像祥林嫂”。
“谩骂是幼稚的，是不成熟的网民的反应”
经济观察报：你曾经是维护范美忠的，但最终还是做出了解聘他的决定。
卿光亚：舆论早就要求解聘范美忠，那篇文章(《那一刻地动山摇》)一出来，解聘是最低要求，有的网友要求他自杀。我并不赞同。我们学校解聘过两个美国老师，是因为他们在教学上不能被学生接受。但一个学校有它的行政管理机关，我必须考虑领导的意见和建议。
经济观察报：这个决定是不是做得很无奈？
卿光亚：不，我是无所谓。我必须听领导的话，不过，我解聘他并不意味着不发工资给他。他在这里工作有很多种方式，讲座啊，辅导啊，不一定要是在册老师。
经济观察报：现在回过头来，怎么看待范美忠5月12日所为？
卿光亚：没有任何问题。他的学生是预科学生，有行为能力。再说，我们学校廊道旁都贴着 “紧急情况条例”：第一，离开建筑；第二，不要携带任何财物；第三，不要寻找你的朋友；第四，靠右行，到达空旷地点；第五，静静等待命令，直到宣布解散。 这些任何人都能背诵，也演习过多次。我们学校的课程里有“避险技术”，学生一旦遇到问题，都沉着得很。
地震来临时我们的结果是，一瞬间全部到了操场。等我走过来看时，只需指示清点人数。
经济观察报：如果他的学生是低年级的呢？
卿光亚：那当然不可以。我们学校没发生这样的事，我们的幼儿学生150个，都在睡午觉，无一不是老师组织或者抱出去的，小学、初中也一样。
经济观察报：对于后来引发的“范跑跑”事件，你怎么看？
卿光亚：网络在那个特殊时间只取了两句话：“只有为了我的女儿我才可能考虑牺牲自我，其他的人，哪怕是我的母亲，在这种情况下我也不会管的”。这没什么可争论的，当然不对。但这两句话并不是主题。他的主题是想讨论那一刻惊慌失措，自己什么都没想到。
二是漫画，对象是小学生，范美忠很得意地跑到垮掉的废墟上。这本身就是误导。如果漫画变一下，现场是比他还高大的学生，他也不是跑到废墟上，而是跑到我们光亚学校美丽的校园里，那还有没有冲击力呢？还有没有这么“可恶”呢？所以我觉得这是“嫁接”在虚拟空间上的漫画。
经济观察报：你了解他现在的生活状况吗？
卿光亚：我不了解。但我想他还是会照他自己的想法生活。他是一个独立、封闭的人，不太在乎别人的说法。
经济观察报：你知道他从你这里被解聘后还试图找过其他工作吗？
卿光亚：应该没有。因为我感觉他就没打算过不教书。
经济观察报：范美忠自己说，他回学校办事时收到过网友给他寄的汇款单？
卿光亚：打电话说要寄的多了去了，我就接到过。一个澳大利亚华人，说不管赞不赞同范美忠的说法、行为，但觉得这不应该和他的饭碗有关系。听说他有孩子，有老母，想给他寄点钱。
经济观察报：有种观点认为，不应该剥夺他做其他工作的权利，但他确实不适合做教师，你同意吗？
卿光亚：两回事。教师职业很宽，比如有个人，教书好，但遇到地震可能会吓得屎尿都出来，难道他不适合做教师？好像没这么严格。
经济观察报：作为校长，你挑选老师的标准是什么？
卿光亚：很简单。爱学生，爱教书。
经济观察报：那你怎么定义爱学生呢？
卿光亚：非常热情和严格地希望把学生教会教好。
经济观察报：你觉得范美忠爱学生吗？
卿光亚：他爱得很啊。我曾举一个小例子，但网上非常反对。譬如说，我们学校规定每天两小时课外活动，要求老师一起参加，他选的是足球和篮球，三年来没迟到过一天。这是不计报酬的。孩子们很喜欢他。
经济观察报：三年前范美忠应聘时，你看中了他的什么？
卿光亚：看中他好像很喜欢当老师，给我的感觉他很陶醉于此；第二，他的知识结构很宽；另外，我问他，如果我们设置一个课程不需要高考，但有国际考试，让老师来选择教材，你会怎么做，他答的是最标准的。
经济观察报：他怎么答的？
卿光亚：首先博览群书，选出需要的16部不同风格的长短篇文学作品，分析、教会学生写作。这刚好符合我对国际课程的要求，所以我觉得和他简直是合拍得不得了。
“未来的学校应该修成不仅是安全的场所，更是社区的避难所”
经济观察报：在地震中光亚学校校舍几乎没有损坏，你觉得是幸运还是有其必然性？
卿光亚：我当然只能说幸运，这样客气一点。如果要说必然的话，那就是我们修建的时候参照的是联合国对学校的建 议：花园、乐园、学园。这些的全部前提，是安全。当时我计算过，修第二层花的钱不如再买一亩地，所以我们就修了很多平房，修得比较宽松。这次地震没伤到 人，可能就与校舍比较宽松有关系。
经济观察报：你当时修建学校是包工不包料的？
卿光亚：这当然了，是一种节约的做法。自己买材料，少一点浪费，多一点实用。其实包工不包料是违反“建筑法” 的，因为不专业。但中国有特殊情况，很多豆腐渣工程都是材料有问题。这次包工不包料救了我们，我们的水泥钢筋可能比较真实一点，其实并不贵，每平米只有几 百块，那些垮掉的造价都比我们贵。
经济观察报：地震对你最大的影响是什么？
卿光亚：我现在想得最多的是建筑，首先要考虑安全。“安全”是对建筑的第一要求。我一个朋友的孩子，从同济大学 考到德国一家建筑学院，向我描述入学考试：做一个有四个轮子的装置，有五个要求：第一，在装置里放一个生鸡蛋，沿着楼梯扶手滑下，最后掉下去时距离地面 1.2米左右，但鸡蛋不能摔烂；第二，必须用废旧材料；第三，沿着扶手滑下时要顺畅，不能半途掉下；第四，要漂亮；第五，要4个人合作。
这个考试实际上融合了他们的理念：做建筑，第一要考虑安全，而且是绝对安全；第二，要经济，所以要使用废旧物资；第三，要实用、美观、团队协作。
这样教育出来的人，到时候不会去找客观原因。比如，不够安全是因为经费不够。
地震后我们首先要想到的是这些经验和教训。我们应该考虑，未来的学校应该修成不仅仅是安全的场所，更是社区的避难所。
经济观察报：在日本，学校不仅是教育场所，还是避难所，这已经成了民众的常识。
卿光亚：这也是东京大地震之后总结的经验。我现在看到很多托词，说楼垮还是不垮是因为震波不同。但报上也报道过，任何垮了的建筑，旁边就有屹立在那里没垮的。北川中学垮了，旁边的中科院希望学校、刘汉希望小学就没垮。
这也不是经费的问题，因为希望学校也好，私立学校也好，它的投资是少于国家标准的。刘汉希望小学，教学楼造价是400元／平方米，校长问建筑商的利润多少，人家说10%，他说，能不能这样，我再给你10%，但这400元你一点都不能贪污。
这才是我们的道德底线。舆论说范美忠的讲话冲击了道德的底线，我觉得垮掉的学校才冲击了道德的底线。
“教育的第一要义，是培养自信心”
经济观察报：你原来是做文艺工作的，后来怎么转向教育？
卿光亚：我原来是导演，转向教育是一分钟的事。因为父亲和朋友们赞助的钱只准用来办学校，或者修庙。
1988年父亲80岁生日时对我说，他做梦做得最多的是战争。父亲一生从戎，战争让他感觉不好，暴力方式不管输赢都是对社会的破坏。如果搞个庙宇，或者学校，办好办差都是一点贡献。
1988年没敢考虑办学校，四年后，社会条件成熟了，我刚好又有一个私人原因：儿子6岁，需要上学。
我跑遍成都的学校，那些学校需要接送，一天四次。为了接送儿子，我得考虑改做机关工作，做导演一出去就是好几个月。后来我想，与其自己改行，还不如自己建一个，反正经费在那里摆着呢。
经济观察报：起步时的经费有多少？
卿光亚：开始投入是七八百万，买地建房，后来再继续投了点，也不过千把万。选址在都江堰是很偶然的，我到处问，说要投资，刚好都江堰的书记愿意批。
我儿子是这里的第一个学生。那年我们计划招100个，结果2000人报名，最后招了150个。大家比我想象的开放多了。
我是在《四川日报》头版打的广告，总编是一个上海人，他对我说：“我是上海人，我深深知道什么是私立学校”。没他的支持我也不敢打广告，因为规定不能跨地区招生，我在成都招生是因为担心都江堰承受不起，实际上也是这样，都江堰只来了一两个学生。
广告出来之后，全国的报纸都采访报道。《南方周末》和我的友谊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的。当年全国没有一个省没有学生来的，包括海南。
经济观察报：你儿子一直在这里受的教育吗？
卿光亚：是。现在他在美国，已经大学毕业。我儿子那一届150个学生有15个读到了高中毕业，其余的后来陆续回到传统公立学校去了。第一年就回去一大堆，原因很简单——考试。
那时小学是要统考的，第一次统考就要了我的命，因为我课程里外语比重大，占用了很多时间。另外，我一切课程都是以认知规律来设置的，比如语文，是先教识字，二年级之后才教拼音。所以统考全是零分。
经济观察报：第一年后回去了多少呢？
卿光亚：50个吧。不过总有新的进来，总是在增长，现在我们的学生是600个。
但这个增长是自欺欺人的，因为那时150人是一个年级，现在可是12个年级。我自己老会安慰自己，我也老想把这个教给孩子们，因为我觉得教育的第一要义，是培养自信心。
我天生自信心强得不得了，民办学校现在倒了很多，有人问，你有什么诀窍不让它倒，我说，没有诀窍，我不让它垮，就这么简单。只有一个学生我也开门，怎么会垮呢？我经常开玩笑，生得起就养得起，养得起就教得起。
我觉得现在的教育制度下的考试不好，老是打击孩子，让孩子觉得不成功。自信心的建立，要靠成功的鼓励，老是失败怎么会有自信呢？
经济观察报：相对于传统的公立学校，这个学校最让你骄傲的是什么？相比之下，有什么先天劣势吗？
卿光亚：我骄傲的是我的那套课程。我坚持这十几年，孩子们被培养得十分阳光、自信。另外，我规定每天八小时的课，有两小时的运动。这是我特别对得起孩子的地方，我让他们把身体锻炼得很健康。我们的传统教育里，时间都用来做题、做题，孩子们身体不好。
劣势就是选不到学生，我这里基本招不到中考600分以上的。毕竟中国的主流还是要高考。成都外国语学校，长达二十来年都是高考明星，每年小升初，它招1200人，但有1.2万人报考。
经济观察报：你这里有入学考试吗？
卿光亚：有，但基本就是面试，淘汰率是5%－10%。现在我们的高中生80%不参加高考，我们的高考成绩不好。 我们用的是国际课程，用那么多时间学外语，除语文课是中国老师教，数学、外语、物理、化学、生物、地理、历史、商务、艺术都是外国老师教。再加上这些孩子 本来就不是传统教育下的精英，还考什么考？
“但我认为四川大地震的长期遗产将会是中国所发生的结构性变化，中国将因此变得更为自由、政府会拥有更佳的形像、同时对中西部地区的开发也会获得新的支持政策。”Burton G. Malkiel在《灾难和机遇》中写道。Burton G. Malkiel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教授，曾经撰写过《从华尔街到长城》(From Wall Street to the Great Wall)等著作。《灾难与机遇》这篇文章，是他向海外投资者解释今年以来中国发生的重大事件对投资中国市场的影响，原发在《远东经济评论》上，华尔街日报中文版对此文进行了翻译。
Burton G. Malkiel认为，今年中国所发生的诸多事件尤其是地震灾害后，个人的自由将进一步加强，公民对于政府的不信任感也在减弱，以及经济形势在短时期的内经历过动荡后，会有一个长足且强势的发展。
当然，我得承认，在地震初期，政府在面对灾难时候所表现出来的虚心倾听和允许不同声音出现的开放态度，确实是自1989年以来所少有的，也因此而得到了国内外的一致赞扬。但是伴随着救灾工作的结束，政府又开始谨慎的收缩言论的空间。外国记者不再允许自由的进入灾区，国内媒体对于“人祸”原因的探究也被制止，盲目的颂歌再次在媒体上响起，又有许多网络平台遇到监管部门的麻烦甚至是不明所以的撞墙……
灾难中，公民的自由确实有所加强，但是只是一段时间而已，也只是在允许的范围之内而已。或者说手段更隐蔽而已。在国难日出来的时候，我就说我们以为我们去的了胜利，其实我们输的一败涂地。现在看来，诚然如此。
至于教授对于中国经济环境的预测，个人感觉虽然由于国内政府的更大力度的扶持，但是由于教育、人才、政府的工作习惯等影响，相信只有政策和资金的支持，并不会取得太大的进步。西部大开发，在更大意义上不过是平衡民心的一项政策，实质操作性个人并不看好。
而对于中国股市目前的情况，教授的预测也很乐观。因为在他看来，目前中国的股市水平和去年相比已经更理智一些了。诚然如教授所说，但是如果我是股民的话，如果我更理智的话，我会进一步的做空——这不是市盈率和企业利润增长的问题，而是体制的问题。
学习全文版的《灾难和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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