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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三十年专题：《一个人的改革开放三十年》
好久没有写“一个人的改革开放三十年”这个专题了，今天忽然想起一些游戏的事情来，做了记录吧。我知道这些年，电脑游戏成为许多人爱，更多人恨的东西了。我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只不过我很庆幸，没有完全的沉迷进去。
想起狄龙的一句话：“阿sir，我不玩游戏已经很久了！”狄龙说这句话的时候，几乎没人相信他。他的弟弟问他，怎么可能，那你每天上网十几个小时都在做什么？
好吧，我承认，我记忆有些混乱。狄龙说的是不做老大很久了。而说不玩游戏已经很久的人，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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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9月18日，她正式在网上注册了“轻舞飞扬”这个ID；1997年9月30日，一个叫做痞子蔡的人给这个轻舞飞扬发了一封mail；1997年12月3日，痞子蔡正式通过网络与轻舞飞扬见面；1997年12月30日，两人正式在线下见面……跳过悲剧……1998年5月29日，痞子蔡写下了这个故事。
我不厌其烦的列举这些日期，这些时间点，只是为了说明，当时我是如此的为这个故事着迷。我想不但是我，凡是在那段时期上网，并阅读过这个故事，而且还年轻的人们都会为这个故事着迷的。并且我敢打赌，好多男人想成为痞子蔡，好多女孩子冒着生命危险想成为轻舞飞扬——看看现在QQ上面的ID就知道了，这部小说都已经过去十年了，使用这两个ID作为QQ昵称的人还是这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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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三十年专题：《一个人的改革开放三十年》之：裸体记忆
我毫不羞耻的记得那一盏昏黄的电灯，在灯下，我和现在一样不知羞耻的对邻居说，我最喜欢看广告了，因为上面的女的都很漂亮。天晓得那时候我才几岁，天又晓得邻居那时候怎么看我。我想要是在那时候之后的某一天，或者在现在之后的某一天，我要是因为作风问题而曝出重大的新闻的话，我的邻居一定会载笑载言的回忆起我那激情燃烧的日子所说的言语——人们总是说，从小能看大。小时候的行为，伴随着年龄的成长，会无限的放大。
诚然如此。
现在的我已经不记得高中时候，我第一次听说村上春树的《挪威的森林》时候的表情了。那本书是当时我的“老大”推荐给我的，说是一本相当少儿不宜的读物。我不用假装成伪道学来斥责那本书毒害过多少的青少年，试问哪个少男不幻想？那个少女不怀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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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晨被雨声吵醒，辗转反侧不能再入睡。遂起身靠在床头看书，不久睡意竟回，合书躺下，却又不清醒过来。想来是年岁大了，自大学毕业后便很少再享受阅读的快感了。最后一次是什么时候呢？
那天记得也是阴天，都不记得第几次百无聊赖的坐在那间办公室里了，里面的东西我都不好意思动，只好看我桌子上的报纸和杂志。报纸索然无味，杂志名叫《求是》。记得《求是》第一篇是高杨所写，作为最高法院的院长，显然我没有读出有什么文采来。
我是来这家报社实习的，但是一连几天过去了，都没有见到给我安排的实习老师露面。我就在那间向阳的办公室里，无聊的打发时间。去找部门主任，主任说只有这个老师是男的，别的记者都是女的，不方便带我。
透过办公室的窗户，可以看到一个很高的烟囱。我来报社的时候都会经过那里，还有一片开阔地，上面有一堆煤，四周都被煤灰染黑了。那时候我就经常想，不知道以后会不会留在这里，能够每天看到那根烟囱和被染黑的空旷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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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三十年专题：《一个人的改革开放三十年》
年轻那会儿，村子里流行起了打台球。很难去考证第一个台球案子是在哪里支起来的，也很难去调查谁是第一个打台球的人。不过在我的印象里，打台球的都是一些整天游手好闲的年轻人。
我自然是一次台球都没有打过，那个时候我“举案”都不能“齐眉”，根本上不了台球面，更何况，在我的固有偏见中，台球一直就是痞子——至少是游手好闲的人玩的东西。
我的表哥当时也非常喜欢玩台球——某种程度上，这也是我产生这种固有偏见的一个原因——他有好多的结拜兄弟，经常呼朋唤友去找地方玩台球，并且还会小小的赌上一局：烟或者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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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三十年专题：《一个人的改革开放三十年》
1978年那会儿，我能否出生还是一个未知数，存在着多种的可能。2008年，当时最不可能发生的情况已经发生了。时间也过去了30年。
一个才刚刚24岁的人妄图去谈论30年的改革开放，听起来总是有些可笑和不可思议。毕竟我完整的记忆开始于九十年代，八十年代那个光辉灿烂，被人们高歌颂扬的黄金季节，我还是一个混沌没有初开的孩子。
但是毫无疑问的是，我们这一代人，这一代被前辈们广泛议论的一代，确是经历了改革开放由数量到质量变化的一代，我们看到了中国的市场经济从茹毛饮血的原始社会，坎坷进入现代文明社会；我们经历了决定国家发展走势的无数次的变革；我们看到了那个被称为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老人的离去；然后我们看到，这个国家正在逐渐抛弃上个世纪陈旧思想的影响，在争议和赞誉中，大步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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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似乎流行回忆贝塔斯曼。都说因为死亡，所以著名，贝塔斯曼也是如此。在其发布退出中国大陆市场的通告后，关于他的文章就不时见诸于网络。
我也曾经短暂的成为过他的会员。当时我还在读高中，是一个想有一番成就的文学青年。对于那个时代的青年人，《萌芽》、《青年文摘》、《读者》似乎都是经常阅读的书目。于是我一次又一次的看到贝塔斯曼的广告。但是当时我都是看着广告，对着那些书目们意淫一番，然后迅速的忘记。直到有一天我看到《檞寄生》这本书。
记得当时说的是买两本书可以免费入会——当时的入会费是20元。于是和朋友商量之后，我俩合买了两本《檞寄生》之后，我获得了一个贝塔斯曼书友会会员的资格。
当时的书市还没像现在这么热闹，当时最让我印象深的就是贝塔斯曼和当当了，而且当当的名气似乎还要小一些。但是名气大归名气大，每个季度必须买一本书的要求还是让我很是难受。倒不是我一季度买不了一本书，只是中国人似乎有个只喜欢权利，不愿意要义务的习惯——当然，没有人下这个定论，我也只是似乎认为这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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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腾讯思想博客
我年轻那会儿，还没有“房奴”这个称呼。当时城市里应该还都是分房子呢，那个时候的社会主义真的是有优越性的，至少在房子上是。但是在农村，就感觉不到这种优越性了。
当时我家住在祖上传下来的老宅里，说祖上，也就是能追溯到我爷爷的那个年代，不能再久远了。当时的房子质量肯定不能和现在的质量同日而语，印象中最早的屋顶还是土质的，后来改成水泥的，但是由于底子差，根基薄，所以和现在的豆腐渣工程也差不多，一到阴雨天，家里的盆盆罐罐都用来接无根水去了，于是吃饭只能吃手抓饭，喝水只能喝无根水——如果不喜欢喝，还可以拿起暖壶嘴对嘴的吹。只不过风险比较大。到了后来，终于事态越来越严重，以至于下雨的时候我们全家不得不都集体去院子里避雨（郭德纲对此句亦有贡献）。当时的我不懂事，仰头看着天空，看着雨丝不断的落下来，落在我的脸上，竟然感到非常的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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