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为柏林墙倒塌二十周年写的应景文章。考虑到媒体安全问题，写的有些含蓄，但是自以为还是能够看明白。也许下来会写的更露骨一些，发在博客上。
20年前的11月9日，当人们用铁锤、榔头、挖掘机、甚至是徒手推到那座树立了28年的柏林墙时，Michael Meye就在现场。他看到不分东西的柏林人在那堵臭名昭著的墙上跳舞，听到心情激动的人们不停的叫喊：“墙没有了！”
20年后的今天，当我们再次回忆和纪念那个深刻影响了世界局势的时刻时，我们该做出何种解读呢？
当然，每个人、每个团体、甚至每个国家、每个政府都会有其自身的解读。而我则更认同Michael Meye的观点。我们常常认为，历史的发展是不可避免的，重大事件有着必然的归宿。我们被告知，历史是在曲折中前进的，而前进的方向也是有其轨迹可循的。可事实上，当我们去深究那些重大历史事件发生时的细节时，却发现事实上历史并不必然如此。
正如20年前的11月9日，如果不是东德的新闻发言人在发布会前恰巧遇到当时的领导人克伦茨，他当天是不会发布东德人可以自由旅行的新闻的。而如果不是那个记者的追问这个自由旅行的权利何时生效，发言人君特·沙博夫斯也不会说出那个“立即”的单词，而没有这个“立即”的单词，Michael Meye认为“克伦茨的旅行法将会按照德国式的秩序且效率的方式执行。”，自然也不会有激动的东德人走上街头，也不会有柏林墙被推翻了。如此一来，今天我们也不用再去纪念那一天，我们也不用做“飞越柏林墙”这个系列策划了……
纪念柏林墙倒塌20周年，虽然有众多宏大的意义可以阐述，有非常深刻的历史背景可以解读。但是我更愿意从这些细节上去再看那段被一堵墙封锁了的时代。
当然，这个细节不只是那一连串的偶然事件，还有生活在其中的人们。他们或许无名，但是也在用自己的行动推动着历史的发展。
他们是那些明知道会遇到生命危险，但是仍然冒险去翻墙的东柏林人。一个叫做费克特的人，被东柏林的子弹击中后，在墙下躺了50分钟，血流不止，然后死亡。一个叫做克利斯的人，刚满二十岁，却成为了柏林墙倒塌前的最后一个死者。
正是这些甘愿貌似的翻墙者，让西柏林，让西德，让整个世界看到了东德的残暴，看到了那些被封锁的民众追求自由和民主的勇气。也正是那一滴一滴的鲜血，刺激了全世界的神经。正是那一个一个不甘被禁锢的生命，让肯尼迪站在柏林墙前说：“自由有许多困难，民主亦非完美，然而我们从未建造一堵墙把我们的人民关在里面……”正是那一个又一个逝去的生命，让美国总统里根公开呼吁：“戈尔巴乔夫先生，拆掉这堵墙！”
他们也是那些西德人。当东德的同胞翻越柏林墙，到达东德的时候，他们给予他们热情的欢迎。当那些东柏林的被压迫者妄图翻越那堵墙的时候，是他们给予了最大的帮助。人们不止一次看到，西柏林的民众，把自己的身份证，扔给墙那边的同胞；人们也记得西柏林人自发建立了众多组织，帮助东德的同胞们越过那些封锁。
当然，他们也是那些守卫在东德边境上的士兵，他们的枪口对准了自己的同胞，威慑他们翻墙的冲动。进而让更多的东德民众选择在东德政府的通知下做沉默的大多数。
在我们的一个名为“柏林墙一代：挣扎与彷徨”的策划中，我们列举了柏林墙时代的众多身份。当时的每一个人都有权利去选择，选择自己扮演的角色。
如果你是一个东德人，你是要扮演一个冒着生命危险的翻墙者，还是作为在东德统治者的沉默者？你是扮演一名尽职尽责的东德边境守卫者，见到翻墙者即开枪击毙，还是做为一个对同胞怀有深切感情的同情者，虽然上级命令你们开枪，但是你却可以选择尽量不去射中那些翻墙者。
如果你是一个西德人，你是要扮演一个拯救东德同胞的积极行动者，还是一个与己无关的旁观者？你是要做一个对东德政府施加压力的政治家，还是一个面对东德的暴行做一个妥协的政客？
历史并没有一个确定的发展轨迹，不是在一个被设计好的模型中发生。而是由于一个一个身处那个时代的个人选择构成的。当时的柏林墙一代，当然有权利做出自己的选择，我们也没有任何道德优势对其进行苛责。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正是他们的选择，最终决定了历史的走向。
在今天，我们为柏林墙最终倒塌，为东德人民终于走向民主与自由来进行庆祝的时候，也应该认识到如果当时东德人民都选择做沉默的大多数而不去选择进行翻墙的行动，不去选择做出那些反对东德政府的行动。柏林墙不会倒塌。
而如果西德民众都选择做与己无关的旁观者，做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明哲保身者。历史也可能走向另一个轨迹。
当无数人们在今天聚集在柏林墙遗址前，纪念那个伟大的日子的时候；当多国政要们再次为那个改变世界的时刻齐聚柏林的时刻，我们应该纪念的绝不应该仅仅是倒下的那一面墙，不仅仅是对冷战的反思，也不仅仅是重复那些“民主”、“自由”、“信念”等让人激动人心的字眼。更应该是对二十年前，甚至是更久远的过去，人们做出选择的肯定和反思。
正是那些选择创造了今天的历史，我们要对过去那些做出选择做出自己行动的人们，心怀尊敬和感谢。
今天的选择也在创造明天的历史，要实现你心中的目标，不能等待着“必然会出现的历史”时刻的到来，而应该是用自己的行动，投出自己的选择票。
正如南都今天的社论所说的：推翻柏林墙，不仅需要顷刻间的激情，更需要持久的行动；不仅需要愤怒，更需要理性；不仅需要铁锤，更需要思想；不仅需要德国人，更需要包括中国人在内的全世界公民。
在那众多的词语中，你的选择是什么？
http://news.ifeng.com/opinion/pingzhongping/200911/1109_3362_1427153.shtml
我清楚的记得，《大江大海一九四九》这本书到达我手里的时候是10月9日，我在10月10日早晨的地铁上，开始看这本书–那天是中华民国的国庆–直到今天读完，我花了十天的时间。
在这十天的时间里，我知道了龙应台父母辗转到台湾的轨迹；知道了有个诗人叫做管管，并且为他双眼失明的母亲而流过泪；在这十天的时间里，我眼看着那些不知名的老师们，带着孩子翻山越岭，由中国的大北方，渡海到达台湾，结果几个老师却因为”谍匪”的罪名而被处死；在这十天里，我第一次了解到了解放战争中，发生在长春的围城之战，在那场战役中，被饿死的平民数量远远超过南京大屠杀的数量……
一直以来，我都对战争题材的任何文学、影视作品怀有抵触心理，除非不得已，我会本能的躲避战争题材的电影、文学作品和历史文字。高中时我曾努力的看完过《丘吉尔传》的上册，但是看过之后，丝毫没留下任何的印象。
但是这一次，我是认真的，几乎是一个字一个字的看完了这本关于战争的、历史的著作。因为是台湾版本，文字的排版都是竖版的。我就用是指标记着，一列一列的看。不时的脸上会露出笑的表情，但是你听到我发出的声音，却是在呜咽–对于那种混杂着悲伤、温暖、感动、愤怒、惭愧、无奈等词汇的感觉，我不知道该用何种表情来表达–这种表情，就是我看《大江大海一九四九》过程中最大的感觉。
在每一个晚上，我合上手里的书，看着远处的灯火，公路上迅速驶过的汽车，听着公园里传来的的鼓声，我知道我生活在六十年后的时代里。我知道战争离我远去，我知道当那些幸存者在那些悲惨的、伤感的、痛苦的、后悔的、绝望的记忆中，慢慢老去甚至死去的时光里，我正在阅读课本上黄继光的英勇事迹，正在总结《飞夺泸定桥》的中心思想，正在背诵毛泽东”已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的诗句……
很早的时候，我就背诵过余光中的《邮票》。但是在这十天当中，我终于发现，将我们隔开的，不仅仅是那道海峡，还有那六十年的时光，更有那”失败”与”胜利”的身份。
但同时，我也意识到，从另一个角度看，或许我们并没有被隔离，我们从来就在一起。在那种莫名的，不可知的力量下。我们都生活在时代里，被时代裹挟着，无可选择。
或许我们可以笃定的说，我们现在生活的时代和一九四九年的时代大为不同了。我们远离了战火，我们没有了外患，我们骄傲的每天做着中华复兴的美梦……
可是，我们是否意识到，其实我们所知道的一九四九，也不过是一年的时间。而记录在历史课本上的战争，也不过是十几年的时间。以战争中的这十几年做为一个单位，我们的一生是不是应该有四五次的机会，进入槐生、管管、林精武、李登辉他们身处的那个战争年代呢？
在六十年过后的今天，当历史已经变成考卷上的一道道填空题，当战争电影中的流血画面都变得那么唯美，当那些经历过战争残酷的老人们一个接一个的离去，我们是否都已经漠视了战争中的生死离别、血肉模糊、民不聊生、妻离子散呢？又或者，这些词语，已经仅仅成为了词语本身，而我们已经不再了解它们的具体含义了呢？
《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将我们已经忘记或者即将忘记的东西，记录了下来。然后你打开书页，龙应台就把你推到了那个时代。我们没有选择的余地，这不仅仅是我们父辈的、祖父辈的历史，其实也是我们自己的历史–也许，还是我们的未来。
并不是所有的国家领袖都能被后人所记住。历史总是会选择自己喜欢的那些人进入自己的记忆殿堂。这些人或者身逢乱世，并勇于承担责任；或者以一己之力，做出了改变历史的举措。
所以，人们会记住戈尔巴乔夫，虽然他的变革将苏联推入了崩溃的境地，但是许多民众却因此而摆脱了日夜噩梦的命运——但是，有多少人记得他的前任康斯坦丁·契尔年科？
所以，人们会记住罗斯福。他不但告诉当时深陷萧条泥沼的美国民众，真正的恐惧，正是恐惧本身。而且也真正的结束了美国社会对经济萧条的担忧和恐惧——但是有多少人还记得总统哈定呢？这个作风平易近人，被称为“逢人便攀谈的人”。
现在的奥巴马，似乎正处于这样一种境地。不但是美国，全世界都在经济危机的漩涡中挣扎——而且极有可能面临着长期的经济衰退。做为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的美国，不但国内经济自顾不暇，在与世界的外交中更是不断遭遇阻力。情况似乎像极了二战前的美国。所以人们也总是喜欢把奥巴马拿来和美国第三十二任总统罗斯福相对比，那个领导美国与世界一道赢得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总统。
按：这是我为龙应台先生写给他的儿子安德烈的信《为谁加油》而写的自作多情且无法送达的回信。
尊敬的龙应台先生：
就在几个月前，奥运会在中国举办。举办之前，我向一个记者表达了我对奥运会的不满。我感觉在宣传机器的运作下，奥运会已经成为一场脱离了初衷的盛会，它不再是为了和平，不再是为了体育精神，而是充斥着商业目的，成为各个国家炫耀自己“国威”的一个舞台——并且，炫耀的国家总是那么几个，当然，其中也包括我的国家（我是否应该用“我们”呢？）。
后来，奥运圣火在我所在的城市传递，警察在距离路线百米之外的地方设置路障封锁了道路，但是我还是想方设法的到了现场。记者打电话给我，问我是否去看了圣火传递，我回答说无论如何，这都是一个历史的时刻，我应该去见证一下。
同样，为了见证历史，我也看了几场奥运会的比赛。但是天知道，那是什么样的历史时刻？只是当五星红旗升起来的时候，当义勇军进行曲奏起来的时候，我知道我内心正压抑不住的激动。
你问你的儿子，会不会为德国队加油？我也反观那段经历，我是否在为中国队加油？答案是肯定的，我加油了。正如你那个朋友对你说的一样：“去你的世界公民，我只为中国队加油。”
当然，我不会说“去你的世界公民”，我对这个称呼是抱有敬意的，甚至是认同的。但是我竟然在那个时刻还是“只为中国对加油”——当然或许也有例外，中国足球队的比赛，我都是为对方加油打气。不过那并不是一种“世界公民”的心态，我清楚的知道，那是对中国男足表现的一种不满的宣泄，其背后所蕴含的还是一种对于中国集体的认同之感。
这是一种非常矛盾的感觉，在那样特殊的时刻，我感觉我是站在国家这一边的。但是在另外的时刻，我却对这个国家有太多的抱怨、不信任、甚至是怨恨。
当HD系列的假钞流行得不到遏制的时候，当一个又一个希望买票回家的游子买不到车票的时候，当客车司机将我和其他乘客遗弃在一个陌生小城的时候，当我听到一个流浪汉在年初一捡食垃圾堆里的食物的时候，我不由得会问，这时候，那个被我们所热爱，要求我们去热爱的国家去了哪里呢？
一个朋友反问过我，我所说的国家是不是和政府是一体的。理论上当然不是，但是在现阶段，我没办法将二者区分开来。正是我的国家所遗留下来的那种精神，那种文化，那种态度，那种习俗，让她和政府合二为一；我没办法让二者区分开来，每一次当政府打着国家的幌子要我们去热爱的时候，国家丝毫不觉扭捏的就表示了同意。
如果国家和政府真的能够明显的区分开来，如果我不是感觉到国家和政府对我们进行的合谋的欺骗，我也会反对你，反对你所说的：“我们这一代人，因为受过‘国家’太多的欺骗，心里有太多的不信任，太多的不屑，太多的不赞成，对于所谓国家，对于所谓代表国家的人。”我会告诉你，你应该去反对政府，去反对代表国家的那个人，而不是国家本身；我或许也会安慰自己，安慰你，原谅国家吧，她不知道她做了什么。
可以，我在看完你写的这封信的时候，甚至有种想哭的冲动。那是或许是一种你所说的“耻感”，或许是我内心深处所感觉到的一种“委屈”：当我这么热爱这个国家的时候，当我如此无私的用户代表这个国家的人们的时候，我获得了什么呢？她和他们又是如何对待我的呢？
又或者，我到底是不是应该因为我的国家在历史上的羸弱时刻遭受过列强的欺辱而对他们心怀怨恨呢？——那些死去的同胞，那些刻在耻辱柱上的称呼，似乎应该唤起我的仇恨感。
又或者，我到底是不是应该为我的国家历史上的辉煌时刻而感到骄傲和自豪呢？——但是在盛唐、在清初，我们似乎也在欺侮着周边的小国，并且他们的昌盛，也是堆积在国民的尸体堆上的。
又或者，你身在台湾，现在台湾的“政府”曾经和大陆的政府有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当我被要求这热爱我的国家，被要求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时候，我是不是也要对那些拿起枪来杀死支持共产党的民众，结果又被共产党的支持者杀死的士兵心怀仇恨，并对他们无情的咒骂呢？
现在，国共之间新的合作似乎已经开始了，大陆和台湾之间（你是不是会说：台湾和大陆呢？）的大三通也走上正常的轨道了，我们又该如何面对那些曾经因为国共对立而死去的共产党士兵和国民党士兵呢？
历史真的很吊诡，不是吗？
你的读者 李普曼
2008.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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