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是鲁迅说的。我琢磨着套在这里挺合适。
一、坐稳了奴隶的人
那个女人的嗓门真大。说的话整个车厢里都能听到。但当时拿着手机看电子书的我，并没有在意她和同伴在说什么。火车上经常见到这样的人，嗓门震天，喋喋不休的能说一路，完全不在意是否打扰到别人。
中国人就是和外国人不一样，你看人家外国人，是越有钱越不生，中国人是越有钱越生。这段话从那个女人的嘴里传到我耳朵里后，迅速引起了我的脑电波的反应。书看不进去了，虽然她声音够大，但是我的耳朵还是激烈的伸长。
只听她继续说：你看农村里面，越没钱越生，一窝一窝的生。生出来又没钱养，也没钱上学，你说这不净给国家添负担吗？
她对面的一个男人附和道：恩，你看人家希特勒，当时就是只把有用的人剩下。
她并没接那个男人的话，只是继续说自己的：你说现在城市里物价这么高，不都是他们外地人进城里把物价给哄抬起来的。
她说，就该制定法律，不让他们生了。而且少数民族也不能例外。你说少数民族难道不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吗？为什么他们就能多生？古代的时候他们都得进贡的。现在还这么着，真该把他们都杀了。
听到这句话，当时背对着他们的我一阵脊背发凉。扭头再次打量那个女人，看起来四十多岁，应该做了母亲了吧？怎么这样的话，竟然能这么自然而然的从她嘴里说出来？
二、做奴隶而不得的人
火车到保定，再去汽车站转车回家。十点就买上了票，但是在候车厅里等到十点半也没车。要平时的话，可是十五分钟一趟的。
正焦急的时候，开始检票进站。但是进站后，我们却没看到要坐的车。领着我们出来的检票员遥遥的指了一下出站口那里，说，去那里排队等车吧。
到近前才发现，前面已经排了有百十来人了。再加上我们这队人，三四个人一排的队伍都有将近百米长。头顶上太阳炙热，长时间的等待心里焦急。而车，依然不见踪影。
当时我无名火起，拿出手机直接打到了客运站，询问情况。里面的接线员的办公环境应该很不错，语调不紧不慢的说车都发出去了，节假日期间是流水线，坐满就走。你们线上人太多了，车都发出去了还没回来。
要知道至少得来五六辆车才能轮到我们这里。我问他什么时候才能有车？怎么五一假日车站没有应急预案吗？
电话里依然不急不慢的说，正在积极和车们联系，先不要着急，请慢慢等待。
一向不怎么着急的我嗓门顿时大了起来：也就是说你们现在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了？那你们上一级的部门是哪里？我找他们。
2088135，你打这个电话吧。说完，电话里的女人挂了电话。
我随即拨了过去，怒气熊熊。电话另一个女人听说出站口排了百十来米的队伍，很不解的说，现在不允许再出站口上车啊，车站正在进行百日严打呢。她表示马上让稽查队过去。
挂了电话后，我知道就因为我一个电话并不足以引起他们的注意。这种部门的官僚作风各地都差不多。于是举起手机来冲着队伍前面就喊：你们要是不愿意再等了，要是实在气愤，就打电话2088135投诉啊。一个电话花不了你们两毛钱。你们不打电话，他们才懒得理你。
维持秩序的警察和周围排队的人都扭头看我，看完又扭过头去继续等待、聊天、抱怨。
十一点了，终于来了两辆车。但是也就拉走了四五十个人。我们前面还有好几十个人在等着。
拿起手机我又打了那个电话，电话里还是那个女人。我说我们排了一个小时了，也没见到车。检票员把我们拉到出站口，让我们在太阳底下等车。
她还是那套说辞，不能让乘客在车站外等车啊。谁让你们出去的？我们马上派稽查员过去看。
我当时已经完全不再生气了，语调开始调侃了起来：刚才你们就说要派稽查员过来了，怎么我都没看到啊。要来你们可得快点来啊，现在都聚集了一百多人了，大家情绪很不稳定啊。
电话被挂断了。
后面一个女孩子开始骂骂咧咧的，虽然是个女孩，但是在问候了车站工作人员的母亲的生殖器之后，进而还在言语中与他们的长辈发生了性关系。粗俗至极。
我听着实在刺耳，扭头对她说，您要是真生气，就打电话投诉啊，再这里干骂啥用也不顶啊。也费不了两毛钱。
没人理会。骂声倒是消失了。
就在我拿出手机，准备再次“调戏”车站工作人员的时候，又来了两辆车。维持秩序的警察走过来让我们排成一队，说车站增加的车过来了。
有人又开始嘀嘀咕咕，既然能增加车，怎么不早点加车呢？
警察过来让我们变成一队。我边往前走边把电话放下了。警察看着我笑笑说，马上就该你们上车了。
我道谢之后说，只要我能上了车，我就不打电话了。
三、只有奴隶与奴隶的互相对抗才能坐稳那难得的座位？
火车上的那个女人，至今都让我难忘。我难以理解的是，为什么做为这样一个国家的普通人，却对另外的普通人那么的仇恨？
她不去想，为什么农村那么贫穷？不去想，为什么农村里的孩子们上不起学？也不去想，难道只是城市里的物价在上涨？农村里的物价没上涨？
我很难理解，为什么他们从来不去想，这些都是政府执政留下的问题，都是因为政府的歧视、政府的不负责任，造成了这样的恶果。反而把所有问题都归结到另外的一个普通群体身上。
也许，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知道真相，也并不是所有的道理和答案都那么容易被所有人理解。这不需要苛责。但是，为什么她却能轻而易举的把这个责任归结到农村人身上去？
我理解，因为知识结构和多寡，会造成人们认识问题的深度。但是，是什么原因让她产生这样无厘头的谬论？这，让我难以理解。
民主国家，人人皆言政府是靠不住的。但是，在我们这个国家，除非出现躲猫猫、唐福珍和拆迁等直接和政府对抗的问题时，人们才会想到去抱怨政府。而在平时，却只会互相对抗，普通人抱怨、咒骂甚至迫害普通人。甚至在房价这个问题上，人们都很少去想这个政府到底出了什么问题，而只是一味的咒骂那些本性就是逐利的房地产企业及其老板。
而那些和我一样，在太阳底下等着的人们，甚至连个投诉的电话都不愿意打。他们当然那不是在意那几毛钱的电话费。只不过是自以为自己见多了这些机关的官僚气息，见多了政府的怠政。于是就对自己说，打电话也不管用。
他们宁可在太阳底下极尽狠毒的咒骂，也不愿意拿起手机来打个电话。甚至互相插队，因为插队问题互相争吵。他们把怨气发在维持秩序的警察身上，发在互相插队的彼此身上，发在头顶的太阳上，就是不肯发在车站的投诉电话里。
记得很早之前看到过一篇评论，里面有一句话让我感触很深——大意是这样的：有这样老实听话、任打任骂的民众，想让为政者不欺压他们，是对官员多高的道德要求啊！
单位定了许多外文报刊，摆在走廊边上，每次经过都难免扭头看两眼，然后每次被伤害。更令人神伤的是，里面有我很喜欢的《经济学人》，但是我看不懂。
同事很“愤怒”引用了据说是《经济学人》总编辑说的一句话，大意是像我这样看不懂《经济学人》的农民都改拉出去枪毙。不知道是哪任总编辑说的，刚才在网上搜索了半天，还是没找到类似的话。不过我倒是知道他们的一个总编辑说的另一句话：进步虽非必然，但却有可能。说这话的人叫做比尔·埃默特。
即使真的有人说过枪毙农民那样的话，我想他所说的农民一定是指那些英语国家的农民，至少是拉丁语系的，而不是我这个说中国话的农民。所以我十分不情愿被枪毙。
当然，我也不会因此就放弃学好英语的打算。我有时候对于自己喜欢的东西很有付出的欲望的。之前喜欢村上春树，差点为了他去学习日语——后来还是差了一点。而为了这个喜欢的杂志，也曾经买了一本，发誓要一个字一个字的把它搞明白。这次回家的时候，从乱书堆里翻出了这本杂志，发现它样子并没有变多少。当时我拿着电子词典，一个单词一个单词的只看了一两页。
我也有自己的理由——在许多人看来这纯属自我安慰，也罢，就算自我安慰吧。我觉得我是一个很善良的人，我一直在想，如果全世界的人都能用英语了，或者说都用一种语言交流了，那些做翻译的，岂不是要失业？现在找工作这么不容易。
而且，交流的障碍势必会永远存在，当上帝决定不让人们建造巴别塔的那一刻开始，人们的语言就注定不能互相被了解了。或许有少部分人掌握了其中的奥妙，但是别忘了，上帝在看着你。
说到这里就显得不厚道了，自己英语差也就罢了，何必出来吓唬人呢？想想也是。
不过话说回来，如果真的把那些看不懂《经济学人》的农民们，包括我，都拉出去毙了。没准剩下的人们真的能建造出一座新的巴别塔出来。
开枪吧。
一桩青天白日里发生的案件，有旁观者，也有物证，结果却发展成一起罗生门案件，实在令人感慨。本来是简单的村民纠纷，到后来却发展成了一起“袭警”、“夺枪”、“开枪”、“击毙”的复杂案件，不得不令人啧啧称奇。
我必须承认，我这么说话，并非是对死者的不尊重，而是感觉安顺当地政府这种化简为繁的本领，实在令人感慨。
虽然我是远距离围观者，对当事人，对死者的情况一无所知。但是从个人经验来看，我不相信那两个死者就是刁民。类似的事情，曾在我生活的农村里一再上演，最近一次回家的时候，我还曾经遇到过类似的情况。
我曾经非常熟悉的两个邻居，按照辈份，都是我的长辈。平时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里刨着明天的饭食，在建筑工地上挣钱回去给自己盖房子——就是在盖房子的过程中，因为宅基地的问题起了纷争。两家打了起来，乡亲们劝也劝不住，拉也拉不开。后来年轻的邻居打了年老的邻居，年老的邻居咽不下那口气，拿起镐头砍破了年轻邻居的胳膊。
我反感他们处理问题的方式，觉得他们脾气太暴躁，但是我却不能否认他们一直以来都是一个好人，老实人。
当然，我说这些，并不是想为那两个被安顺市官方认定为“夺枪”的农民增加道德上的砝码。我只是和刘洪波一样困惑，倒是是因为什么，让这些老实人变得这么暴躁，不再顾忌邻里的关系，拳头相向。到底是为了什么，这些袭警的人，连警察手里的枪都不怕了？难道仅仅是因为醉酒吗？
我曾经问父母，当时那两个长辈，难道没有找政府解决问题吗？非得自己拿起镐头来解决——其实除了两败俱伤之外，什么问题都没有解决。
当然找了。母亲告诉我，县里曾经有干部下来，为他们的事情来调节过，但是工作做不通，后来也就不管了。
你不得不承认这个现实：虽然经过很多年了，地方政府在农村的影响力仍然很微弱。遇到问题的时候，那些农民们——至少我熟悉的那些乡邻们，能自己解决就自己解决，如果不能解决就算了。能不和地方政府打交道，就不打交道。
记得我上初中那会儿，我们那里才开始办户口本。当时父亲拿回我们家的户口本后，发现我的生日给写错了。本来是80年代生人的我，户口页上被写成了95年出生。因为直接关乎我以后结婚的年龄问题，母亲强令父亲去当地的派出所改了一次。可是改了之后，年龄改对了，月份却改错了。无论怎么埋怨，父亲只是默默的认了，死活不再去派出所再改了。
几千年来，农村都是依靠地方风俗和习惯法来自我约束的。到现在，这种风俗和习惯正在被破坏，正在慢慢消失。但是政府的力量、司法秩序却没有顺利的进入当农村。结果到现在，在地方政府的微弱影响力与被破坏的风俗之间，村民们尴尬的生活着。一遇到问题，习惯法、乡邻间固有的伦理关系和朴素的道德已经没有多少约束力，而政府机关的介入，又没有太大的公信力。于是只能依靠着拳头解决，走运的，打个两败俱伤，被医院拉走，痊愈出院后，进入冷战阶段，甚至从此老死不相往来；不走运的，让当地派出所知道了斗殴的情况，迅速出警，介入其中。结果不但没有很好的解决事情，反而让事情更加复杂。他们“袭警”、他们“夺枪”，然后他们被击毙……
那两个村民“袭警”的时候，到底有没有使用工具？如果有，为什么不见通报？如果没有，为什么带着警棍去了，却非要使用手枪？无论开枪的程序是否合法，选择用手枪而不是警棍对待两个徒手的平民，我个人都难以接受。
但是，无论我是否接受，无论媒体和网友们是否会认可安顺市政府部门的检查结果，这起案件终究也会结束，就像当初的邓玉娇事件、躲猫猫事件一样，安顺枪击案终究会成为人们的记忆，如果幸运，会在2010年年终盘点的时候名列榜单之中。
可是，那些尴尬着生活的农民呢？那在无秩序与不安中沉默前行的农村呢？明天，他们又会面对什么样的事情？还有那两个为宅基地而动武的邻居，他们该如何面对明天的相见？
给家里打电话，母亲说周四的一场大雨大风，把还有一个月就可以收获的玉米全部给刮倒了。
“咱家还算幸运的，还能收一半吧。”母亲说，许多人家的玉米全部倒掉了，根本扶不起来了，都被风刮的折断了。
有一些嫩的玉米倒是可以煮着吃了。母亲从地里掰了两袋子嫩玉米，准备让妹妹带一袋子去给单位的同事。她打电话给小姨，问她们吃不吃嫩玉米，给他们送些去。小姨告诉母亲，自己地里的还吃不清呢。小姨的村子理我们村子只有两三里地远，损失不可能比我们家要小。
我家里中了三亩多的玉米，如果倒了一半的话，那么每天、每顿都吃煮玉米的话，估计也会吃很长时间吧——可是哪能总吃那个啊，母亲说。而且过几天，倒掉的玉米就干了，因为还没有长好，根本不会有饱满的玉米粒，只能扔掉。
我忽然想起在新闻中听了许多次的农业保险，问母亲，难道政府不会补偿一点吗？不是有农业保险吗？
母亲说，今年的夏天的麦子倒是入了农业保险了。一亩地三块钱，父亲说可能是平安保险投保的，但是也不确定。因为当时是把钱交给村委会了。结果夏天收麦子的时候，很多麦子也倒了，影响了收成。保险公司下来测算了一下损失情况，然后直到现在，保险公司的赔偿还没有下来。
当时麦子灾情也挺严重的，几乎家家的都有倒掉的。“保险公司肯定觉得赔了钱了”，母亲说，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今年秋天的玉米的保险，人家就不做这个项目了。
于是今年，大前天，周四的那一场大风造成的灾害，那全部一片片倒掉的玉米，只能自己来承担损失了。
我说要是遇到这样的情况，政府每天补偿吗？
母亲是个很是大体，顾大局的人。她说现在南方水灾，北方旱灾，就我们这里还算好一点，结果赶上了这样的风灾。全国这么多的天灾，国家哪管的过来啊。
今天看了一篇评论，郑永年先生的评论，里面颇有一些观点是铮铮良言——至少我认为，比如他说：
一项原意不在私有化的政策，一旦到了实际执行过程也有可能变成私有化。上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中央政府实行“抓大放小”的国有企业改革政策，当时也反对国有企业的私有化，但是在实际执行中则变成了恶性私有化。
不管怎样，对这样一项具有长远而深刻影响的政策，如果没有一整套配套措施，政策很容易变质，一项原意是赋权农民的政策会不知不觉地演变成为一项道道地地的赋权资本的政策，意在让农民受惠，实则对农民的大举剥夺。
中国的政治现实就是，上有对策下有政策。当然有时候上面会狠狠的关怀一下下面的对策，但是更多时候，他们拿下面的对策毫无办法。初衷是好的，但是怎么能让好的初衷带来好的结果？
现实地说，在农民和资本之间并没有一场公平和理性的交易。在土地流转过程中，地方政府和官员必然是另一个重要角色。并且也可以预期，地方政府和官员肯定站在资本一方。在一些地方，甚至地方政府本身就是资本拥有者。一旦资本和地方政府要求流转农民的土地，什么样的困难和来自农民本身的阻力都是能够加以轻易克服的。
而且，郑永年进一步阐述，如果这种资本的力量和农民的力量发生冲突的时候，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就暴露了，是资本在对抗农民的群体还是单个的农民？如果是前者，那么农民的群体在哪里？如果是后者，个人的力量怎么能对抗资本的力量？
资本并非农村的对立面，农村的发展需要资本。问题是谁是主体？赋权农民就是要以农民为主体，引入资本。一旦资本成为农村的主体，问题的性质就会发生变化。
这里就涉及到政治问题。中国的农民到现在还是个体。农民要成为主体就要组织起来。那么在这方面，中国政治上的条件成熟了吗？可能没有。日本和韩国等农村发展的成功，不仅仅是这些国家的农村政策问题，更是政治条件问题。有组织的农民对资本力量构成一种平衡。但在中国，达到这种平衡的希望并不大。
而同时，当无论是在资本的力量下，还是农民自发的愿意下，他们失去了土地，他们该怎么办？按照现在的观点看来，即使他们进入城市，他们也是“农民工”。现在据说中央政府部门都出现了一个“农民工司”，看来国家都默认这种状态了，农民进城，还是农民。于是一个尴尬的局面就出现了，虽然在城市生活，没有了土地。但是因为他们从农村过来，他们是从农民“进化”来的，所以他们不是城市的市民，或者说，他们没有被城市的血液接受，他们随时要做好被城市抛出去的可能，无论如何，他们都是寄居在这个城市中，而不是生活在这个城市里：
更为现实的问题是，中国的城市已经做好了准备来接受大规模土地流转所产生的大规模的流离农民了吗？农民并非注定要绑在那一块并不能使他 们足以温饱的土地上的。问题是没有了那块土地，他们又能够去哪里？土地流转出去之后，那么多农民去哪里？他们要去城市，但城市并不想接纳它们。
很多年来，中国有一亿几千万的农民工为中国的整体经济，为城市建设做出了无限多的贡献，他们都尚未被接纳，还是到处在流浪。实际上，如果被接纳，今天的中国也就不会有“农民工”这个概念了。
农民工这个概念完全是人为政治构造，是城市拒绝接纳农民的政治象征。那么，流转了土地之后，农民干什么呢？无产者是他们唯一的选择。
如果感兴趣，去看完整版的评论吧：《郑永年：资本虎视土地 如何确保赋权农民》
近期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