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公司收拾东西的时候，看到电脑后面有个纸飞机。用“快书包”的宣传单叠的，当时在他们那里买的韩寒的《独唱团》。我伸手拿起来，放到了书包里。得带走。
之前在家里也叠过一个。但是屋子小，飞不起来，下楼扔垃圾的时候，抓紧时间扔了两下。但是没久玩儿，扔了垃圾后就拿着上楼了。
我的小时候发生在农村，那时候扔着纸飞机才好玩儿。用一张32开的纸，对折、再对折，叠一个飞机。举手扔之前，先对着飞机头吹几口气，仿佛能助力高飞似的。然后斜上六十度扔出去，轻而易举的，纸飞机的高度就超过了房顶，然后再空中转几个圈，再平稳着陆。
刚开始时候，叠飞机的技术很差。扔出去的飞机经常直接就坠毁了。任你吹多少口气都如此。或者，干脆叠一种细长细长的机型，我们称之为火箭，扔到空中不会打转的，直上直下，看谁的飞的高。
还有一种蝙蝠型的纸飞机机型。翅膀很大，还带点弧度，主体比较小，于是能飞的时间更长一点。现在我想了半天，已经忘记怎么叠了。
当然，纸飞机飞行的质量也取决于使用什么材质。当时我们用的一版都是那种质量一般，从课本上撕下来的纸。起点都一样，拼的就是技术了。但是有时候也会有同学拿来一个比较硬的，类似于现在杂志用的铜版纸制作的飞机，再叠的翅膀大点，能飞好几个圈。
除了上面的那些，更重要的，扔飞机还是个技术活儿，虽然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技术，但是毕竟不是随便扔就能扔远的。你得注意手捏住的位置，扔的角度以及发力的方式——手腕发力一定比单纯手臂发力扔的要远。
那个时候也自由啊。院子也大，街道也宽，再不过瘾，就跑到野地里去，跑到学校的操场上去。那时候的农村学校操场都很大——毕竟土地还不值钱，而且村里也算重视教育——有人打篮球踢足球，于是就成了我们下课或者放学后疯跑的乐园。或者我们就从教学楼的二楼，使劲往远处扔，看着飞机飞过楼顶，然后缓缓的转着圈往下滑。心情好了，蹬蹬蹬的跑下楼去捡，心情不好了就随它去了。可能被另一个学生捡到。
有时候，也会叠一个飞机，专门冲着自己喜欢的女孩子扔过去（好吧，我承认，那时候我们这些小学生都很早熟）。这是最考究技术的了，因为除了那种火箭型的飞机外，其他的飞机都不喜欢走直线的。想要掌握它们的线路简直难比登天，虽然也有人能够做到指南打南，但我是从来都没有掌握到这种伟大的技术，只能多扔几次增加可能性。不过庆幸的是，印象中还没有不小心扔到过如花姐姐身上。
现在那儿还敢随便扔飞机。你在大街上随便扔一个纸飞机，且不说会不会撞到人被骂。就是没人管，你扔出去后，还得赶紧过去捡起来。破坏环境卫生的骂名，虽然不大，但也不好担。而且，捡的时候还得注意看四周有没有汽车开来开去。
更重要的问题是，在高楼林立的城市里扔纸飞机，感觉怪怪的，看着四周的高楼，觉得怎么扔，都不感觉飞的高，更不能产生小时候那种感觉。
于是只能在屋里扔两下——我在公司叠的那个，则从来没扔过，只是经常拿起来冲着谁瞄准一下，做出一个要扔的样子而已。而在自己家里扔的时候，总是听到老婆扔来一句：幼稚。
一桩青天白日里发生的案件，有旁观者，也有物证，结果却发展成一起罗生门案件，实在令人感慨。本来是简单的村民纠纷，到后来却发展成了一起“袭警”、“夺枪”、“开枪”、“击毙”的复杂案件，不得不令人啧啧称奇。
我必须承认，我这么说话，并非是对死者的不尊重，而是感觉安顺当地政府这种化简为繁的本领，实在令人感慨。
虽然我是远距离围观者，对当事人，对死者的情况一无所知。但是从个人经验来看，我不相信那两个死者就是刁民。类似的事情，曾在我生活的农村里一再上演，最近一次回家的时候，我还曾经遇到过类似的情况。
我曾经非常熟悉的两个邻居，按照辈份，都是我的长辈。平时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里刨着明天的饭食，在建筑工地上挣钱回去给自己盖房子——就是在盖房子的过程中，因为宅基地的问题起了纷争。两家打了起来，乡亲们劝也劝不住，拉也拉不开。后来年轻的邻居打了年老的邻居，年老的邻居咽不下那口气，拿起镐头砍破了年轻邻居的胳膊。
我反感他们处理问题的方式，觉得他们脾气太暴躁，但是我却不能否认他们一直以来都是一个好人，老实人。
当然，我说这些，并不是想为那两个被安顺市官方认定为“夺枪”的农民增加道德上的砝码。我只是和刘洪波一样困惑，倒是是因为什么，让这些老实人变得这么暴躁，不再顾忌邻里的关系，拳头相向。到底是为了什么，这些袭警的人，连警察手里的枪都不怕了？难道仅仅是因为醉酒吗？
我曾经问父母，当时那两个长辈，难道没有找政府解决问题吗？非得自己拿起镐头来解决——其实除了两败俱伤之外，什么问题都没有解决。
当然找了。母亲告诉我，县里曾经有干部下来，为他们的事情来调节过，但是工作做不通，后来也就不管了。
你不得不承认这个现实：虽然经过很多年了，地方政府在农村的影响力仍然很微弱。遇到问题的时候，那些农民们——至少我熟悉的那些乡邻们，能自己解决就自己解决，如果不能解决就算了。能不和地方政府打交道，就不打交道。
记得我上初中那会儿，我们那里才开始办户口本。当时父亲拿回我们家的户口本后，发现我的生日给写错了。本来是80年代生人的我，户口页上被写成了95年出生。因为直接关乎我以后结婚的年龄问题，母亲强令父亲去当地的派出所改了一次。可是改了之后，年龄改对了，月份却改错了。无论怎么埋怨，父亲只是默默的认了，死活不再去派出所再改了。
几千年来，农村都是依靠地方风俗和习惯法来自我约束的。到现在，这种风俗和习惯正在被破坏，正在慢慢消失。但是政府的力量、司法秩序却没有顺利的进入当农村。结果到现在，在地方政府的微弱影响力与被破坏的风俗之间，村民们尴尬的生活着。一遇到问题，习惯法、乡邻间固有的伦理关系和朴素的道德已经没有多少约束力，而政府机关的介入，又没有太大的公信力。于是只能依靠着拳头解决，走运的，打个两败俱伤，被医院拉走，痊愈出院后，进入冷战阶段，甚至从此老死不相往来；不走运的，让当地派出所知道了斗殴的情况，迅速出警，介入其中。结果不但没有很好的解决事情，反而让事情更加复杂。他们“袭警”、他们“夺枪”，然后他们被击毙……
那两个村民“袭警”的时候，到底有没有使用工具？如果有，为什么不见通报？如果没有，为什么带着警棍去了，却非要使用手枪？无论开枪的程序是否合法，选择用手枪而不是警棍对待两个徒手的平民，我个人都难以接受。
但是，无论我是否接受，无论媒体和网友们是否会认可安顺市政府部门的检查结果，这起案件终究也会结束，就像当初的邓玉娇事件、躲猫猫事件一样，安顺枪击案终究会成为人们的记忆，如果幸运，会在2010年年终盘点的时候名列榜单之中。
可是，那些尴尬着生活的农民呢？那在无秩序与不安中沉默前行的农村呢？明天，他们又会面对什么样的事情？还有那两个为宅基地而动武的邻居，他们该如何面对明天的相见？
夜色笼罩下的无边黑暗中，总有一些事情是我们不曾看到。
2009年12月12日凌晨两点半，我打车回家。路过一条小路，看到两个清洁工人，一个人正在收垃圾桶里的垃圾，另一个人认真的扫着路面。安静的黑夜里，扫帚划过路面的沙沙听的分明。那是一个我生活了六年的城市，而直到那一天的凌晨，我才知道，原来在这个城市熟睡的时候，却是他们最忙碌的时候。
而只有当血流满地，生命消陨的悲剧发生之后，我们才去思考那些在黑暗笼罩下，我们未曾发现的问题。
还是那一天，当我到家，洗漱完，刚刚倒头睡下之后，远在湖南的一个小山村里，一个名叫刘爱兵的34岁男人，举起了随身携带的鸟铳，打死了自己的堂叔刘树深。随后，他又杀死了刘树深兄弟一家三口，并一把火将房屋点燃。
大火，惊醒了附近的邻居。当村民们起身救火的时候，刘爱兵向这些无辜的乡亲开枪了。子弹打光后，又挥刀乱砍。那一晚，13个村民失去了生命。
看起来悲剧发生的原因非常简单，根据新华社记者的采访，凶杀案背后的原因很可能是因为树木、竹子交易过程中的一些矛盾。可事情看起来愈简单，我越感到不安。如果这样的矛盾都能引起13人死亡的命案，在我们印象中，本来淳朴的农村社会风气，已经差到了何种程度？更何况，刘爱兵最先举枪相向的，竟然是他的堂叔。在农村中，最被看重的亲属关系，竟然已经抵不过几棵竹子交易中的争执。如果不是这一再发生的杀害亲人的惨案，我们是否能意识到亲人伦理的断裂？
在中国传统中，皇权不下乡。到了乡村这一级，都是传统的乡绅和宗族长老，依靠传统的道德和伦理观念维持秩序。但是新中国成立后，不但政权下到了乡一级，甚至到了村一级。经过几十年的运动和政权变化，传统的乡绅宗族观念，已经被行政观念所替代。村支书、村委会主任成为主持一村失误的领导者。可行政上的领导虽然维持了基本的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但是传统上的伦理和村民间的宗族纽带却不断的被稀薄，被破坏——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宗族观念在许多村领导那里还是针对自己行政权利的威胁因素。
而凶杀案发生后，当地警方说嫌疑人刘爱兵有精神病史。虽然听起来这个未经精神疾病专家判判定的定性，减缓了这起悲剧的严重性——这只不过是一起精神病患者暴力倾向的偶然性爆发而已。
我们且不说“精神病史”的判定是否符合实情。即时真的如此，那也是为乡村传统伦理遭到破坏这一问题的又一例证而已。
我在幼时的时候，村子里有好几个人精神有问题。我熟识他们的样子，经常看到他们在街上闲逛，衣服破烂，话语不清。村里人们也经常拿他们取笑，不过严格来说并没有什么恶意。他们遇到麻烦，乡亲们还会施以援手。比如当他们的亲人找不到他们的时候，乡亲们也会帮忙寻找。看到他们离家走的太远了，村民们就会拦住他们，让他们赶紧回家去。
但是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事情起了变化。小时候记得的到晚上灯火通明人声鼎沸的村子里，现在一到晚上就闭门闭户了。透过那被建的越来越高的围墙，你只能看到从里面透出来的细微灯光，听到里面电视的声音。但是以前那种大家饭后聚在街口，侃大山的场面越来越少了。
而英兰，我那个有精神病史的邻居，终于有一天走失了再也没有回来。当她的父亲焦急的寻找她的时候，村民们竟然谁都没有注意到她，谁也说不清她去了哪里。好久之后，我回到老家，问起母亲这个命运悲惨的邻居，母亲说之前听一个出远门的乡亲说，在青海那里见到一个女人，好像是英兰。但是那个乡亲没去确认，只是感觉很像，然后就错过去了。而英兰的两个兄长，则矢口否认，认为英兰绝对不会到那么远的地方去——既然否认了，当然也就不会再去寻找了。
听起来，一切都和以往不一样了。不是吗？只是我们不知道这个变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我们也不知道，在这种变化的背后，到底意味着什么。直到有一天，当变化以13条生命的悲剧惨烈的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时候，我们满脸惊愕，但是却不知所措……
时不时的，我会想起我上过的那所小学——不是后来盖起来的两层教学楼，而是那有着人字形屋脊的破旧平房；那仿佛一用力就散架的木头门，用塑料布糊起来的窗户——时间一长，塑料布上总会出现很多洞，或者是被我们这些淘气的孩子弄破的，或者是被风吹破的。所以一般到了夏天和冬天，都要重新换一次。有时候老师会让我们从家里带高粱秆去学校，然后用钉子透过高粱秆把塑料布钉在窗框上。
那是有着数十年历史的校舍，如果我的记忆没有出现差错的话，我的父辈们都曾经在那里上过课。我们坐在腿都不一般高的凳子上；趴着被历届学生的刀子、铅笔或者其他利器刮的伤痕斑驳的桌子；我们的黑板是在墙上磨的一层水泥，然后又被什么方法染成了黑色。我记得那黑色越来越浅，然后老师就用小米汤刷在黑板上，据说可以让黑板的字更明显。我记得我经常在上课的时候抬起头，看着木头椽子的屋顶，不时会有麻雀通过破了洞的窗户或者没关的教室门飞进来，飞到屋顶上的窝里……
记忆总是让人感到一种不可名状的美感，即使是对于那些困难的经历，也能触动在钢筋水泥世界里生活惯了的我们内心中最柔软的部分。现在我想起那些破败的教室，那时不时会从屋顶上落下的土块，那一下雨就到处泥块的教室地面，心理总会有些感动。但是天知道，当时的我要是知道以后的自己会对这些记忆着迷，心理面该怎么想？毕竟，没有人喜欢贫穷，没有人喜欢破败，没有人喜欢困难。
所以，为什么要苛责那所“最美丽的希望小学”呢？当我们拿出算盘，“一一得一，二五一十”的算350万元可以建多少座20万标准的希望小学的时候，当我们为花这么多钱是否浪费的问题争论的时候，我们否想过，20万希望小学的标准是如何算出来的呢？这又是那一年算出来的标准呢？
十二年前，父亲拆掉住了几十年的老房子，新建了一座五间的新房。当时宅基地没有花一分钱，但是新房子仍然花去了四万多。按照当时的标准算，20万只能盖25间房子——这是在按照民居住房的标准和没有算进地价的情况下。那么在十二年后的今天，20万能够建造怎样的一所小学？
熊丙奇给我们算了一笔账，按照重庆市制订的农村普通中小学校和全寄宿制学校建设规模及建筑面积指标，这样的小学每平方米的建筑成本是300元——赶上许多地方建猪圈的建筑费用了。
在中石化的一盏吊灯的价格都以百万计的时代，我们为什么，又怎么忍心让孩子们还用着20万标准的希望小学的教室？我们又怎能轻松的张嘴指责？
相反的，我们应该感到惭愧。这所最美的希望小学并不是政府建造出来的，而是出于“私人”捐赠项目。我们的孩子们本来就应该住进美丽的校舍，在安全的教室里上课。政府也责无旁贷的让每个孩子心中都有一个“最美丽的校舍”，而不是像我一样，到很久之后的未来，才能伤感的回忆起那些破败的教室。但是这些政府都没有做好，倒是靠着企业的捐助做到了。我们当然为其他的孩子们忧心，但是难道不应该为住进最美丽小学的孩子们高兴吗？
还记得我们曾经做过的一个专题吗——农村小学生，越走越远的上学路。住进最美丽希望小学的学生中，就有这样的孩子。四年级1班学生冉海燕说，以前每天要走一个小时的山路上学，现在可以住读了。而最让她高兴的是，新教学楼里的每一层楼都有男女卫生间，再也不用一听到下课铃就抢着跑很远的地方去上厕所。
将焦点只放在350万和20数量对比上的我们，怎么忍心去面对冉海燕这样的孩子？又怎么面对曾经在破败的教室里上过课的自己？又是否想到过那些第一次搬进美丽校舍的孩子们的心情呢？
忘记了是三年级还是四年级的时候，我们终于搬进了新建好的两层教学楼。正对着教学楼的前面，树起了一根钢铁的旗杆；位于第一层教室的门口，建造了好几个花坛，里面种上了冬青；许多班级都换上了新的桌椅；教室的墙被刷的很白，地面成了水泥地面，石梁架起来的天花板，窗户上都安上了明亮的玻璃；教学楼的外面砌着白白的瓷砖……
我已经忘记了第一次搬进新教学楼的感觉了，后来白墙也被淘气的我们弄脏了，我也对那不时擦玻璃的劳动感到厌烦。但想起来，那座教学楼依然是我的“最美丽的小学”……
ps：刚才查了一下资料，至2005年底，中国青基会将每所希望小学的捐赠标准一直定位在20万元人民币。2006年，该标准被提高至25万元人民币，从2008年8月起，将每所希望小学的捐赠标准提高到40万元人民币（外币等值）……
给家里打电话，母亲说周四的一场大雨大风，把还有一个月就可以收获的玉米全部给刮倒了。
“咱家还算幸运的，还能收一半吧。”母亲说，许多人家的玉米全部倒掉了，根本扶不起来了，都被风刮的折断了。
有一些嫩的玉米倒是可以煮着吃了。母亲从地里掰了两袋子嫩玉米，准备让妹妹带一袋子去给单位的同事。她打电话给小姨，问她们吃不吃嫩玉米，给他们送些去。小姨告诉母亲，自己地里的还吃不清呢。小姨的村子理我们村子只有两三里地远，损失不可能比我们家要小。
我家里中了三亩多的玉米，如果倒了一半的话，那么每天、每顿都吃煮玉米的话，估计也会吃很长时间吧——可是哪能总吃那个啊，母亲说。而且过几天，倒掉的玉米就干了，因为还没有长好，根本不会有饱满的玉米粒，只能扔掉。
我忽然想起在新闻中听了许多次的农业保险，问母亲，难道政府不会补偿一点吗？不是有农业保险吗？
母亲说，今年的夏天的麦子倒是入了农业保险了。一亩地三块钱，父亲说可能是平安保险投保的，但是也不确定。因为当时是把钱交给村委会了。结果夏天收麦子的时候，很多麦子也倒了，影响了收成。保险公司下来测算了一下损失情况，然后直到现在，保险公司的赔偿还没有下来。
当时麦子灾情也挺严重的，几乎家家的都有倒掉的。“保险公司肯定觉得赔了钱了”，母亲说，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今年秋天的玉米的保险，人家就不做这个项目了。
于是今年，大前天，周四的那一场大风造成的灾害，那全部一片片倒掉的玉米，只能自己来承担损失了。
我说要是遇到这样的情况，政府每天补偿吗？
母亲是个很是大体，顾大局的人。她说现在南方水灾，北方旱灾，就我们这里还算好一点，结果赶上了这样的风灾。全国这么多的天灾，国家哪管的过来啊。
近期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