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总是习惯性往回看，比如当前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有的人往回看到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呼吁将于周六召开的华盛顿峰会继承起布雷顿森林会议的重任，建立一个新的全球金融体系。不过也有分析家认为，现在要改革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布雷顿森林协议，“是完全不可能”。

还有人因为当前金融危机的爆发，回想到了上世纪的罗斯福新政。传统的历史教育告诉我们，正是当时的罗斯福新政，将处于“大萧条时期”的美国带出了泥沼，走向了新的繁荣。而罗斯福新政中有一个措施更是为今天的我们所效仿：通过政府投资，提供了政府就业，进而提高民众收入，拉动内需增长。

不过刘瑜却揭开“罗斯福新政神话”的画皮，告诉我们罗斯福新政之所以成为神话，与其说是因为它经济上的成功，不如说是政治上的成功。

刘瑜举了一个例子说，政府如果用10亿税收造一座桥，这座桥雄伟漂亮、看得见摸得着、一百年不倒，使用的人肯定会感谢政府，但如果这10亿元分散到1000万人手中，每个人用100元买一双鞋，虽然穿鞋满足了消费者的身体需要而且推动了鞋业的就业率，但估计任何人也不会因为这双鞋感谢政府——这大约是为什么政府总有扩张自身的内在冲动的原因。

这个论点与余以为的一篇评论的观点颇为相像。针对政府即将进行的4万亿元投资计划，作者认为与其用这4万亿来进行投资，还不如“藏富于民”，给每个民众发3000元。因为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百姓不是没有内需而是没有钞票，“内需”人人都有，吃香的喝辣的，住好的，穿漂亮的，谁不想呵？关键在于你口袋里有没有钱。所以苏振华就认为，《大搞基础建设不如改善民生》

当然，这次政府出钱投资的主要方向中，无论是民声工程、基础设施建设还是生态环境建设，都是之前我们政府投资的薄弱部分。此次政府下大力度把钱花在这几个方面，是一个很积极的信号，也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预期。不过，有了好的信号，好的预期，我们还需要在实施细则等方面下足工夫，务求十项措施中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让百姓受益，让社会更和谐，让中国经济为世界经济尽快摆脱危机发挥更大的作用。所以在花钱之前，我们需要了解一下《十项措施依托的四大有利条件》。

ps:因为工作生活等原因，博客更新频率减少。非常抱歉哈。我会尽量一周至少一篇的。呵呵。这篇也称不上完全原创，不过连接中的文章确实值得一读和思考。看我肤浅的文章，还不如去看他们精辟的观点呢。

以后尽量与大家多分享其他人的观点。

费正清在他的汉学著作《美国与中国》中，曾经描绘过西方国家这样的一个希望：只要每个中国人把他的衬衫后身加长一英寸，兰开夏纺织厂就可以永远不停地开工。

似乎从那时开始，西方国家对中国广大的市场前景就保持着浪漫的乐观情绪，这种乐观情绪在上世纪四十年代末破灭后，又在三十多年后重新燃起——自从改革开放以来，西方的企业继续因为中国这个广大的市场而蜂拥进入。

而我，也时常产生与西方国家一样的幻想：如果每个中国人给我一元钱，我将拥有十几亿的资产。

按照算数原理，以上的种种愿望都是合情合理的，但现实是这并不仅仅是算数。目前那些将中国平安渡过全球性金融危机以及保持经济高速发展的希望，寄托于扩大内需，拉动农民消费增长的如意算盘，必须面对这样一个状况：扩大农村的内需，不仅仅是一个算数问题，还是一个心理问题。

任何一个稍微熟悉中国近现代史的人，都会清楚农民在推动近现代发展过程中所作出的牺牲。但是结果并没有换来相应对等的回报，尤其是新中国之后，可以说农民经历了一个从当家作主的主人，逐渐沦落到事实上的从属地位的命运。可以说，经历了数千年的传统积累，加上改革开放后地位的逐渐下降，让农民成为最没有安全感的一个群体：城乡剪刀差，让农民收入没有明显增长，消费却在不断的变大，贫穷如影随形；不断发生的侵权事件，让农民始终处于中国政治结构的最底层；诸多对农民利好的政策，在基层政府执行过程中的屡打折扣，让农民开始对政府的政策持有怀疑态度……

所以，中国政府想要激活农村市场，刺激农村的消费，拉动内需增长，除了提出实质性的政策之外，还需要考虑到如何减小农民的不安全感。有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就是当“土地经营流转”这一政策被提出来的时候，许多农民不是想象自己应该怎样利用这样的政策，来规划自己的未来行为。而是担心这一政策是不是成为基层政府层政府侵占自己耕地的帮凶？

而且一个显然的是事实，城乡收入差距在不断的扩大，其相应的权利在过去也拉开了差距。农民不但和比自己收入要高很多的城市局面一样面临着看病难、物价上涨、房价上涨——任何一个有儿子通过考大学进入城市的农民，都面临这样的难题——等问题，同时他们还有自己作为农民所特有的情况：农村福利制度不健全，老能否有所养成为担心的一个问题；过分分散的个人种植经济，严重缺乏抗击自然灾害的能力……

在这些问题下，许多农民当然秉持着勤劳持家的传统，实行着从紧的消费政策，让那些盯着自己钱袋子的人们一次又一次的失望。他们的未来比城里人的未来充满着更多的不确定性，他们必须将自己的钱袋子看好了，以应对明天可能出现的大问题。这种现实，已经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心理问题。

所以，即使土地真的能流转，我想农民也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承包权；即使收入真的有所上升了，农民也不会养成美国次级贷款制造者们那样今天花明天的钱的习惯。

如果中央政府真的有决心要改变现在的城乡二元结构的话，真想通过农村的改革实现中国经济继续增长的话，那么首先要解决农民的心理问题。不要一上来就对农民那仅有的钱袋子心存幻想，而是先打开自己的钱袋子，加大对农村设施的投资力度，并且加强对基层政府的管理和法制建设。先让农民觉得踏实了，再跟他们提钱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