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记者被证实是《京华时报》的，《京华时报》是《人民日报》旗下的都市报。

再后来，一些人开始要求省长对记者道歉，记者当然没道歉；同时，一些人、包括那个省长认为记者说了谎，记者骗人——她明明是《京华时报》的，怎么非说是《人民日报》的？

前面那些人纠缠着省长不放；后面的那群人同样也死攥着记者的这个回答说项。

说实话，我顶讨厌后面这群人的。喋喋不休的说什么：记者说谎了，记者也有不对的地方，至少是瑕疵。搞得好像自己是个道德圣人似的，眼中所见，皆是凡夫俗子的龌龊缺点。

我不是圣人，看不到这些，所以也不觉得这个记者做的有何不对。

说起来还真是诡异，在这个记者被到处打压的国家，人们对记者的要求反而更高，不但希望他们在自己职业范围内遵守职业道德，更是希望他们是救苦救难的活菩萨，是完美的圣人。但说到底，记者和妓女一样，不过是一个职业而已。当然，每个职业都有相应的职业道德规范，妓女有，记者也有。

比方说，我们要求记者为我们提供真是公正客观的信息，如果记者们做了虚假报道，我们当然可以抵制该记者、批评他。但是，那个围堵省长的记者有没有违反职业道德呢？

当然没有。

首先说来，在当时的情况下省长问的那个问题，就不是合理的职业范围内的问题，不是正常情况下问的问题。在当时的情况下，那个记者和央视的记者、新华社的记者、南都的记者一样，身份只是记者。做为被曝光在媒体之下的公权力者，李鸿忠省长有回答问题的权利，也有拒绝回答的权利。但是问那个记者是哪里的，根本就不是这次采访的应该有的环节。属于非采访范围内的交流。

他问那个记者是哪里的这个问题，和他问这个记者今天中午吃了什么饭一样——可以问，但是和这个采访没什么关系。在李鸿忠省长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当时两人就不是记者和采访者的对话了，而是两个普通人的问答：你是哪里的？哦，我是人民日报的。既然是这样，那么这个记者就谈不上违反什么职业道德。

换个情景，你在大街上被一个记者随机采访，当时你突然反问那个记者：小伙儿，今年多大了？他说，二十了——其实是二十岁零五十天了。那么，这个记者的职业道德有问题吗？

如果这没有违反什么职业道德，那我们就抛开她的记者身份，把她当做一个普通人。从一个普通人的角度看，她是否算是说谎了呢？

当然也没有。

我们经常遭遇这样的例子。在偌大的城市里，偶然邂逅的两个人，互相问起：唉，你是哪里的啊？对方说，我是河北的。第一个人惊呼：是啊！我也是河北的呢。咱们是老乡呢！

可事实情况可能是，第一个人是河北张家口的，第二个人是河北邯郸的。两个地方离着十万八千里，怎么也说不上是老乡。但是，你会说两个人都在说谎吗？而上面那个例子，我们能说那个记者说他二十岁而不是二十岁零五十天——甚至不是二十岁零五十天又十二个小时三十分钟二十八秒——就认为他在说谎吗？如果她说自己是《人民日报》社的，那么她是在说谎吗？如果《人民日报》和《京华时报》两个名词间的区别，那这个记者是不是要完整的说出：“我是人民日报社旗下京华时报法制部的记者”才算准确？

在一个正常的媒体环境里，当采访进行的时候，只有记者和被采访者两种身份。其他的身份探究——无论她的人母身份、人妻身份、还是地域归属、单位归属，都不是采访的内容。

当然，现实情况是，我们的媒体环境还不正常。但是那我们就应该努力去推动这个环境变得正常一点啊——就像那些促使李鸿忠省长道歉，维护媒体尊严的人们所作出的实际行动那样——而不是让不正常的因素来论证正常行为时错误的。当然，人们在一个非正常的环境里久了，难免会认为自己不正常的身份和文化才是正常的。

问题还不止于此。这当中我想还有另外一种与媒体无关的文化背景——我们从小到大的一种道德教育。小时候一句谚语经常在我们耳朵边回响：小时偷针、长大后偷金——我不知道多少人曾经听过这句话，被这句话教导过。至少我是经常被灌输这种思想。

但是这种思维毫无疑问是错误的，二者之间并没有任何必然的联系。它给人造成一种惯性思维：人们总是觉得能够从一个人的小时候看到他长大后的样子。小时候拿了一根针，长大后必然会去抢劫银行。

延伸开去就是，有人曾经拿了一个菜刀砍了一个人，那么菜刀就会为其他人用来做凶器，所以就得把菜刀禁掉；如果有个人因为在洗浴城里欺侮一个女子被砍死了，那么他就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坏人，甚至有媒体还原他是一个好父亲的时候，人们绝对不会相信。

由此及彼，人们太会联想了。这个记者没有准确的说出自己的单位——是没准确的说出，不是说谎，也不是隐瞒——人们就去怀疑这个记者的道德有问题，进而怀疑她的报道不准确，接着认为她从小到大都没写过一份准确的文字……这个逻辑算是什么逻辑？

当然，如果你说你没有怀疑，不是这么想的，那么你死缠着这个问题做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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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不得不反思，我真的是错了。下班回家的路上我自己问自己，如果说两会对社会真的没有任何进步，那么我们对比一下2010年和1997年的两会，那些代表们，在原地踏步走吗？

说到对比，就不得不说一说近期网上的热门话题：鸿忠夺笔。远文之前曾激动的说，原本以为两会前十三家媒体的共同社论就已经是两会的高潮了，可是没想到那只是开胃菜，之后的两会真是高潮迭起。然后到目前的鸿忠夺笔一案，我们已经嗨到很高潮了吧？

单是鸿忠夺笔一事，在去年的两会上，我们能想象么？在十年前，我们敢这么大张旗鼓的针对一个省部级的大员么？但是现在还没有结束，还有三天两会才会闭幕，谁知道以后会不会有新的花样出来？在温家宝总理的记者会上，谁知道会不会有记者去提问此事？到最后李鸿忠省长到底是道歉还是下台？谁也说不清楚。

也不能否认，事情可能就这么结束了。即使真的就这么结束，我想我们也没有失败。那些令人肃然起敬的媒体，那些活跃的微博客们，用他们的实际行动拓宽了言论的边线。所以我愿意一再的说出他们的名字，概述他们的过程：

如果没有微博客的存在，我想鸿忠夺笔的那个消息肯定不会得到这么大范围的传播。虽然一开始没有任何媒体报道，但是在微博上，在twitter上，网友们仿佛和时间赛跑似地传递着这个信息。

如果没有财经网，我想这个信息在短时间内就会销声匿迹。我能够理解墙内微博的自我审查，但是却不能否认他们扼杀新闻事实的行为。倒是财经网，做为一家正规的新闻媒体，在全国率先将这件事情以报道的事情呈现出来，并随之以网友来论的形式配发了一条评论：请李省长公开致歉。在全国媒体一片肃杀、自我噤声的氛围里，财经网的勇气觉得值得称道。当天晚上，搜狐在他们的两会专题页面上，转载了财经网的那篇报道，但是也只活了一个晚上。

随即，在第二天，财经网继续发力。发表了周瑞金先生的评论《别让温总理的政府工作宣示落空》，并将该评论上到网站头条的位置。财经网用自己的实际行动——甚至是许多同行看来疯狂的冒险行动，为大陆的媒体试探着底线。我目之所及，凤凰网和搜狐都转载了该文，并上到了首页要闻区。虽然标题没有点出鸿忠夺笔的事情来，但是能在两会严峻的监管形式下转载该文，也算是很大的突破。

接下来的一波监管，不但凤凰网和搜狐不见了相关文字，连财经网上也全部删除。我原本以为，这件事情真就到此结束了。但是没想到今天上班，却发现新快报采访到了李鸿忠省长，提问了鸿忠夺笔的问题，并且很直接的询问这位一省巡抚：是否要道歉。

如果说财经网冒险处理该文时，文字还稍显迂回隐晦，新快报的这篇报道和记者的提问则拔剑直指核心问题。原本被财经网拓宽的言论限制，又被新快报扩大了一些。今天这篇报道被大陆的几大门户网站都上了首页二头条的位置——凤凰卫视的时事开讲还专门点评了此事。

到了晚上，当新快报的报道从各大门户上消失之际，本来已经安静了好久的财经网再次推出了重磅评论：《干部是人民公仆，媒体替人民监督》，位置依然是头条。

以上就是这两天媒体在这件事情上的一个大概表现。而除了媒体之外，微博客、twitter也在不断发力。其效果并不逊于那些正规媒体。比如远文的好友石扉客，每当夜深人静、李鸿忠省长可能已经入梦的时候，他就跳出来为李鸿章编织噩梦；比如不知道从哪里透露出来的湖北省新闻官的手机号码，在微博上不断被转发，网友们呼吁大家给这个手机打电话、发短信要求李鸿忠省长道歉；比如那些身在两会的媒体人，不断的将不便在媒体上发表的消息发布到微博和twitter上传播。远文说，如果今年没有微博客，两会会失色很多。确实如此。

我罗嗦了这么多是为了说什么呢？我在这个国家生活了二十多年，没多活一年，我就变得越聪明一点。怎么个聪明法呢？就是我越来越觉得我认清楚了社会的现实，看透了世间的丑恶。我像那些饱经了人事的长辈一样，变得开始不相信美好、不相信改变、甚至不相信进步。我总是觉得这个社会在一点点的烂下去，无可救药，知道有一天化为地狱，你我都无法救赎。

就像我在开头说的那样，我会对这个国家的言论自由绝望，我对两会能真正促进社会进步感到怀疑。所以我会以为鸿忠夺笔的消息只能在非正规的渠道内传播，就像当初的冯正虎事件只能在twitter上传播一样。然后大家会慢慢的被另外的刺激点所吸引，并逐渐淡忘这件事情。我想李鸿忠省长也会这样想吧？如果不是出于对这件事情不会被报道出来的自信，如果他能够预料到这件事情会引起这么大的波澜，想必他也不会作此举动吧？

但是事情发展不但出乎李鸿忠省长的预料之外，也超出了我的经验所及。那些值得尊敬的媒体和媒体人自己的勇气和担当，那些愿意从转发一条微博开始行动起来的网友们，用自己的态度和关注，完成了一项在当下政治环境里很难做到的事情。

然后我终于想通了一件事情，天赋不了人权，人权是靠自己争取来的。一点点的。现在看起来我们做的可能只是转发了一条微博，发表了一篇博客，只是采写了一篇报道，只是刊登了一篇评论。但是也许十年后，当今天成为了历史，人们会拿今天我们的行动和成绩来做为新的社会推动力。正如今天我们不断的谈论1989年那个被省人大罢免的湖南副省长一样。

我们继续握着手里的鼠标，继续开拓新的边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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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评中评里的一部分。后来又做了个专题，当时想的是尽量别提那个女孩子的名字，伪善也好，谨慎也罢，反正是尽量做到了。该说的话都说了，能想到的也都想了，之后再也没关注过这件事情。总之还是那句话，对于此事而言，虽然我们是旁观者，但是对于一个这样数字化了的社会而言，我们都身在其中，不能逃脱。想想那个女孩子吧，当年香港“艳照门”的时候，她还是个看客，和你我一样，只是一个旁观者。为什么，这一次，竟然成了当事人了呢？

找最新“艳照门”的评论的时候，看到《新京报》的一个短论中引用了黎坚惠的一段话：“年轻一代对性的观念大部分都是一种视觉的交换，透过互联网的照片、手机的短片。性只是一个视像的记录，而不是探索自己个人身份或亲密关系的渠道。”

数字化深入到我们的性生活领域当然不是第一次了，可是我们却很少对此进行反思——至少我是如此，但是看了这段话后，我忽然想到那些喜欢在亲密生活中搞自拍的人们，一边享受其中乐趣，一边集中精力拍摄，他们的重点到底在哪边？我不是在批评这些行为，我只是很好奇而已，因为我从小就被老师教育，三心二意不好。

这件事情发展到现在，和以前的许多社会热点一样，进入到了质疑阶段，许多网友认为视频中的女主角是在炒作自己。说实话，我也曾动过这个心思，因为我很想知道为什么事件中的女主角为什么到现在还不报警？对她造成了如此之大的伤害，她除了诉诸于法律之外，还能怎么办？

我们总是像鲁迅说的，不惮以最大的恶意揣度那些“门”中的主角们——当然，之前也不是没有炒作的情况出现。但是思前想后，我觉得对于此次事件，我们还是应该报以善意吧。如果对方是公权力机关，我们当然可以毫无保留的去揣度其背后的目的，因为做为公权的掌管者，他们的行为如果不加监督限制，很可能会对社会造成很大的伤害，对其他人造成负面的影响。但是对于此次事件而言，唯一受到伤害的人就只是当事女主角自己。或许我们真的不能排除炒作的嫌疑，但是对于一个遭遇此类事件的女子，我们多少应该对其抱有善意。

让我很纠结的另一个情况就是，一方面我们谈论此事，我们围绕此事展开争辩，和我们看相关图片和视频一样，会对当事人造成伤害。但是我们又不能不谈，不能不争辩。因为它已经演化为一起公共事件——虽然最终的受害者只有一个人——它与这个社会的生态和民情都产生了莫大的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与其说是在谈论艳照门，其实不如说是在谈论自己。

所以我们根本不能禁止对此类话题的关注，最后也只能希望生活在数字化当中的我们每一个人，在反思黎坚惠的那段话的同时，也记住梁文道的这段话：

某种程度上，我们今天都已经是君子慎独的时候，任何时候我们都是被监督和监视的，“裸照门”事件对我们最大的提醒，就是从今天开始，每一个人都应该分外小心自己随时处于他人的目光下，而且我们已经没有私隐可言了，在这个社会。接下来我们怎么应对和处理这个情况呢，其实我们仍然没有任何一套方法，甚至是一个基础的原理去解决这个问题。

既然数字化已经无可避免的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就必须找到一个应对这种改变的方法，或者让另外的领域（比如我们的思维、我们的行为、我们的社会容忍度、我们的法律规则）发生改变去适应这种变化。可是，一再爆出的那些冠之于“艳照门”的事件，恰恰说明了，我们还没做好这些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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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不是一个朋友要求，我几乎都懒得再写春节返乡纪事了。虽然年前我们做了一个专题，呼吁大家回家写写自己的见闻，但是懒惰的病生起来，还是很无可奈何的。然后前天朋友要我写一写回家过年的文字，就是前一篇《除夕之夜一杯酒》。写完之后，再读一遍，觉得许多事情还是需要记录下来，因为无论以后这样的事情还会不会发生，无论传统在与不在，记录下来就证明他们曾经存在过，证明我曾经有过这样的经历——我对它们负有这样的责任。

我是三十才回家的，为了工资和工作，坚持到了最后一刻。然后年三十的凌晨，坐上了一趟到我们那个市的火车。

刚上车的时候，我简直被它震惊了。玻璃上落着一层厚厚的灰尘，灰尘的边缘都是黑色的。列车是那种绿皮车，我一直觉得它比我的岁数都大。上车的人走得很慢，我被堵在过道里慢慢往前挪，走过一个穿着便装的列车员的时候，我问他：“这个车上有暖气吗？”他摇摇头冲着我笑。

后来火车开了不久，他来到我们的车厢——曾经它是卧铺车厢，但是现在临时改成座位了，上面的铺上放行李，下面坐人。我掏出面巾纸擦了一下座位，发觉脏的难以忍受黑色的油泥马上用掉了一张面巾纸，我只有再拿纸再擦，擦了四张纸之后我放弃了，决定站着算了。站着那会儿，我经常见到胸前戴着牌子的男男女女从我身边走过去，我觉得他们是列车员，但是很好奇他们怎么不穿制服，而且还那么年轻。于是当那个冲着我笑过的小伙子走过我的时候，我叫住了他，开始和他攀谈起来。

我问过他的名字，但是当我下车，准备用微博记录下来的时候，忽然发现我又忘记了。但是记住了他的年龄：18岁——他是这辆车上最年轻的列车员了，准确来说是临时列车员。

其实他们都是大学生，来自襄樊大学，他今年才上大一。年前学校和武汉铁路局联系了这个工作，然后武汉铁路局就派人去学校给他们培训了几天，就是在一个礼堂里上课。然后就让他们上岗了。他说他只会开门关门，其他的事情几乎都不会处理。

“如果遇到突发事件怎么办？”我问他。

那能怎么办呢，他说，只能打开门让你们跑，能跑几个算几个吧。

“我是说，比如，车上有人抢劫、小偷什么的。”

车上还有两个乘警和一个车长，他说。

那趟车上共有三十四个十八岁到二十三四岁的大学生，都是他们学校的。他说他们学校得有一千多人在做这个临时工作，他们几乎没有任何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他说就在他休息的那两天，另一个同学出车了。有一站，火车缓缓的离开站了，一个女生才发现自己要下车。但是开了的火车当然不会停下来，于是那个女生拉开窗子就跳车了，跳下去就摔晕了。“赔了二十万”，他说。

这是一趟在襄樊和北京间通行的临时列车，他们没隔两天跑一趟，这是他第四趟了。当这趟火车到达襄樊的时候将是年三十晚上十一点多了。也就是说，除夕夜他们将在火车上度过，没有亲人在旁，也看不到春晚，甚至他都不知道除夕夜的晚上车上会不会让他们吃一顿饺子。他觉得可能性不大，觉得能吃点肉就不错了——平时平时他们都是吃一些很素很素的菜，连个肉末都看不到。

我们聊天间，不断的听到孩子哭，我猜是冻的，车厢里真冷啊。他说这个车厢算是好的了，人比较多，还有点热气。其他车厢人都很少，更冷，尤其是许多窗户还都漏风。有些车厢里还漏水，水流出来没一会儿就冻住了。

人们都说春运难，买不到票。可是我们这趟车上，不足二百个人。经常这个样子，他说他跑了四趟了，每趟也就这么点人。

还好，我是到保定下车，从北京两个多小时就到了。下车前我跟着他去开车门，车在缓缓进站的时候他就把门打开了。随即觉得不对，自言自语道：“还没进站呢。”就又把门锁上了。可是当火车挺稳后，他打了半天门竟然打不开了，一堆人堵在门口开始有意见。他使劲的晃着、拉着门，不断的自言自语：“刚才还打开了呢”。

后来终于打开了——他说是门被冻住了。

对了，他说他们会一直干到春运结束，然后得到1250块钱的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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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那些挺韩派也不用因为我说了几句刘谦的好话就急着来骂我。我在看了许多人批评韩寒的微博之后，才看到韩寒的那篇博客。看完之后，我觉的韩寒说的问题也不大——我这里说的问题不是魔术专业上的问题，而是站在一个许多人所谓的“粗通皮毛”、“不懂装懂”的旁观者角度进行批评问题。

说韩寒“粗通皮毛”、“不懂装懂”都是批评他的人说的，我作为一个绝对的魔术无知者，自是连评判韩寒“不懂”、“粗通”的资格都没有。不过我倒是看到一些人，先承认了自己不懂魔术，然后又判断韩寒是不懂装懂，你说这不是咄咄怪哉？他是怎么判断出来的呢？

魔术我不懂，但汉字我自然是能懂得几分。我看完了韩寒那篇博文，始终没有发现他置疑魔术本身的意思。我所理解的，他只是在置疑刘谦表演的方式：使用身边的人做托，使用摄像机的机位。韩寒所不能容忍的并不是魔术的欺骗性，而是用这么低级的技术手段“欺骗”。

许多人说，魔术本来就是假的，何必那么认真？但是假和假是有区别的，比如说魔术的假，是让人们从假中去寻找“真”的不可思议；而有些东西，比如说新闻联播，是以真的姿态，给人们以“假”的虚幻。说起来很绕，但是其中的意味却绝对不一样。

而韩寒之所以要批评刘谦，只不过是因为他觉得对方的手段太过虚假，并没有给自己带来“真”的不可思议。韩寒的指责或许并不专业，但是作为一个观众——无论他是一个普通观众还是一个知识分子，他让然有权利说出自己的质疑。

当然，作为魔术的表演者，刘谦可以回应，或者是置之不理只管表演自己的节目。而作为其他旁观者的我们，则会有自己的判断：是相信韩寒的质疑还是相信刘谦的技巧不会那么简单。甚至，我们也可以针对韩寒的质疑提出自己的质疑，针锋相对的做出自己的回应。但是我们有什么权利以“不懂装懂”去批评韩寒提出质疑的行为呢？

就像我们看那些被虚构出情节来的电影一样，我们明知道那些情节是假的，那些角色是扮演的，但是你我不仍然在批评那些演员表演技巧拙劣，表演的不真实吗？韩寒只不过是在批评刘谦老师表演的不太自然、不太真实而已。你不同意韩寒的观点，可以针锋相对的指出哪里你觉得很专业，哪里的表演很优秀。但是以不懂演戏一个论断就忽视韩寒所有的文字，有点过于武断吧？过了这个多年，我们还是习惯用一个“反革命罪”就把人打死吗？

如果我们作为无知的旁观者，不能质疑魔术的技巧，不能尝试去揭秘表演者的手法。只是坐在下面，假装纯真，心里阳光一点的鼓掌，那魔术从哪里去的进步的动力？如果一个魔术师整天只凭着最简单的那么几招，就可以获得观众纯真的掌声，那谁还愿意去费劲的开发新的魔术？如果没有韩寒这样的人在，那么那天晚上刘谦表演的节目，没准还是三个杯子一个球，猜猜球在哪个杯子里的魔术呢？

魔术终究是一种智力对抗智力的游戏。观看者的乐趣在于你穷尽一切可能都不能发现其中的漏洞，而表演者的职责和乐趣所在则是想尽办法，让人们找不到任何漏洞。正是在这种观看者的刨根问底的质疑中，在表演者不断的开发新的手段以躲避观看者的刨根问底的努力中，魔术才能发展到今天的阶段。

毕竟我们都已经过了整天盼望圣诞老公公的年纪了，坐在哪里假装没有发现其中的奥妙，假装自己被骗到了，那和看《新闻联播》有什么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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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奇怪归奇怪。我也一直以来也觉得中国的互联网是挺自由的。正如苏联人可以在克林姆林宫骂里根一样，我们不但可以在外交部骂希拉里，可以在人民网骂希拉里，甚至还可以跑到华盛顿去骂希拉里。你看那光荣伟大正确的《环球时报》上面，到处不都充斥着对希拉里的驳斥，你看那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人民日报》以及人民网上面，处处都写满了批判美国霸权主义的文字。

同时，我也相信，我们的管理网络的政府是一个为人民服务的政府，是一个处处为人民着想的政府。有一些信息他们确实不想让我们看到，那只是因为他们觉得那些信息会对我们产生不好的影响。我记得小时候又一次我点了一把火，把家里积攒了一年的柴禾给烧掉了，我一直都没敢告诉父母。如果他们知道那是我烧的，该是多么气愤啊，气大伤身。

给希拉里写信的王捷说他经常为自己的文章被人无端转载感到头痛。我觉得这真是该管管了，你说那些未经允许转载人家文章的网站，你转也就转了，为什么非得让人家看到，让人家知道你们侵犯了人家的版权？你们转载就偷偷的转载不就可以了吗？干嘛非得让人家找到，结果害得人家头痛。所以我觉得我们的政府就应该规定，那些转载王捷先生稿件的媒体，就应该直接把他的名字去掉，然后署上油土鳖、菲斯不可等名字，以防止作者看出来，头痛。

对哦，做了错事就应该这样子嘛。让受害者知道，那不是对受害者的二次伤害吗？还是不告诉他们的好。我们都还没长大，还是孩子嘛，甚至脑子都还没长全，不是有段时间被人称为东亚病夫、低等民族吗？所以呢，对于网络上的那些信息，知道的越少越好，省得脑子不够用，压力大，结果得了失心疯就更不好了。

昨天同事给我们讲了他从陈冠中的《盛世》看到的一个段子，说政府为了让人们过得更快乐，于是研究了一种药剂。在全国的江河湖海，凡是能见到水的地方都大量投注。于是呢人们变得比以前更激昂、更快乐了。我觉得陈冠中老师设想的还是有些拘谨，为什么不干脆设计一种让人变得痴呆的药给人们吃呢？耶稣子不是对着那些把他绑到十字架上，陷入一种癫狂的人们说过吗？他们不知道他们做了什么。这说明集体的无意识才是最令人愉快的事情啊。如果全国人民都变的痴呆了，那该是多么和和谐的盛世啊——可能陈冠中老师认为这样是对智障人士的侮辱，所以才没这么写？

中国的互联网当然是开放的，是自由的。希拉里老师难道不能随时随地的访问我国的网站吗？不但中国的互联网是开放的，中国的监狱也是开放的，我们随时随地都能进去；我们的医院也是开放的，随时随地都可以申请开胸验肺；我们的黑社会也是自由的，你今天还是一个企业老板，明天就可能自由的到监狱里去成为一个黑社会；我们的贪官们更是自由的，随便拿点钱，就能搞到美国的绿卡噢……

还有什么好说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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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桩青天白日里发生的案件，有旁观者，也有物证，结果却发展成一起罗生门案件，实在令人感慨。本来是简单的村民纠纷，到后来却发展成了一起“袭警”、“夺枪”、“开枪”、“击毙”的复杂案件，不得不令人啧啧称奇。

我必须承认，我这么说话，并非是对死者的不尊重，而是感觉安顺当地政府这种化简为繁的本领，实在令人感慨。

虽然我是远距离围观者，对当事人，对死者的情况一无所知。但是从个人经验来看，我不相信那两个死者就是刁民。类似的事情，曾在我生活的农村里一再上演，最近一次回家的时候，我还曾经遇到过类似的情况。

我曾经非常熟悉的两个邻居，按照辈份，都是我的长辈。平时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里刨着明天的饭食，在建筑工地上挣钱回去给自己盖房子——就是在盖房子的过程中，因为宅基地的问题起了纷争。两家打了起来，乡亲们劝也劝不住，拉也拉不开。后来年轻的邻居打了年老的邻居，年老的邻居咽不下那口气，拿起镐头砍破了年轻邻居的胳膊。

我反感他们处理问题的方式，觉得他们脾气太暴躁，但是我却不能否认他们一直以来都是一个好人，老实人。

当然，我说这些，并不是想为那两个被安顺市官方认定为“夺枪”的农民增加道德上的砝码。我只是和刘洪波一样困惑，倒是是因为什么，让这些老实人变得这么暴躁，不再顾忌邻里的关系，拳头相向。到底是为了什么，这些袭警的人，连警察手里的枪都不怕了？难道仅仅是因为醉酒吗？

我曾经问父母，当时那两个长辈，难道没有找政府解决问题吗？非得自己拿起镐头来解决——其实除了两败俱伤之外，什么问题都没有解决。

当然找了。母亲告诉我，县里曾经有干部下来，为他们的事情来调节过，但是工作做不通，后来也就不管了。

你不得不承认这个现实：虽然经过很多年了，地方政府在农村的影响力仍然很微弱。遇到问题的时候，那些农民们——至少我熟悉的那些乡邻们，能自己解决就自己解决，如果不能解决就算了。能不和地方政府打交道，就不打交道。

记得我上初中那会儿，我们那里才开始办户口本。当时父亲拿回我们家的户口本后，发现我的生日给写错了。本来是80年代生人的我，户口页上被写成了95年出生。因为直接关乎我以后结婚的年龄问题，母亲强令父亲去当地的派出所改了一次。可是改了之后，年龄改对了，月份却改错了。无论怎么埋怨，父亲只是默默的认了，死活不再去派出所再改了。

几千年来，农村都是依靠地方风俗和习惯法来自我约束的。到现在，这种风俗和习惯正在被破坏，正在慢慢消失。但是政府的力量、司法秩序却没有顺利的进入当农村。结果到现在，在地方政府的微弱影响力与被破坏的风俗之间，村民们尴尬的生活着。一遇到问题，习惯法、乡邻间固有的伦理关系和朴素的道德已经没有多少约束力，而政府机关的介入，又没有太大的公信力。于是只能依靠着拳头解决，走运的，打个两败俱伤，被医院拉走，痊愈出院后，进入冷战阶段，甚至从此老死不相往来；不走运的，让当地派出所知道了斗殴的情况，迅速出警，介入其中。结果不但没有很好的解决事情，反而让事情更加复杂。他们“袭警”、他们“夺枪”，然后他们被击毙……

那两个村民“袭警”的时候，到底有没有使用工具？如果有，为什么不见通报？如果没有，为什么带着警棍去了，却非要使用手枪？无论开枪的程序是否合法，选择用手枪而不是警棍对待两个徒手的平民，我个人都难以接受。

但是，无论我是否接受，无论媒体和网友们是否会认可安顺市政府部门的检查结果，这起案件终究也会结束，就像当初的邓玉娇事件、躲猫猫事件一样，安顺枪击案终究会成为人们的记忆，如果幸运，会在2010年年终盘点的时候名列榜单之中。

可是，那些尴尬着生活的农民呢？那在无秩序与不安中沉默前行的农村呢？明天，他们又会面对什么样的事情？还有那两个为宅基地而动武的邻居，他们该如何面对明天的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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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对于这条铁路和香港发生的种种争论，我只是一个最外围的旁观者。所知甚少，也不关我切身利益——可是终究忍不住要多几句嘴。

港府为了推动高铁计划的通过，不断的鼓吹一旦铁路通车后，会对香港经济有多大的拉动作用，会创造多少个就业岗位，香港和深圳间往返的时间也大大缩短，香港和内地的联系也愈加紧密。

也正因为如此，内地许多网友看到有这么好的机会，香港同胞却还激烈的反对的时候，不免有些嘀咕：

【jennyjenny】

广西南宁市 116.1.190.* 发表：2010/01/18 19:57

小家子气，唯恐失去他们做为香港人优越感。。。。。

丝毫不把大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放在眼里，眼里只有他们的的一亩三分地，这和目光短浅，没文化农民有什么区别？

毫无疑问，在持这种观点的网友看来，港府这一项工程可谓是民心工程、民生工程、利国利民的工程，对于这样一项工程，你们为什么还要反对呢？

我相信大部分的网友并不具备测算港铁盈利预期和经济刺激作用的专业知识，他们之所以这样认为，不过是因为港府这样说了而已。港府说港铁将会创造近万个岗位，通车初期每日客流近十万，能为香港带来780亿至1060亿元折现经济效应……花不到700亿港币，取得这么大的经济成果，似乎是值得的。香港竟然还有人反对，岂止是身在福中不知福，简直就是吃饱了撑的。

可是，政府说的就不会错吗？政府就不会说谎吗？作为广深港高铁的最大推动者，港府自然不会说高铁的负面效应，会大力的鼓吹其正面意义。但是，这种正面意义会不会被刻意夸大，甚至是说谎？

一个香港80后网友给我们提供了这样一组数据，我问了一个香港长大的朋友，她确定这组数据没什么问题：

1)91年，香港政府在决定要建机场铁路的时候，告诉我们每日客量会有39，000人次

然后到了2011年每日客量会高达75，000人次，可是到了今天每日客量只有28，500人次

2)2000年，香港政府在决定要建西面铁路时，告诉我们到了2003每日客量会有340，000人次

可是到了2006每日客量只有20，000人次

3)2002年的西部通道，香港政府告诉我们到了2006每日行车量会有28，400

到了2011每日行车量会有46，100，可是到今天最高只有7，351..

还有一个例子就是迪斯尼的例子，当初港府宁可和迪斯尼签一些不对等的条款，也要力主把迪斯尼引进，并且还是迪斯尼的大股东。可是直到现在，迪斯尼还都在亏损。而且迪斯尼竟然又将在距离香港很近的上海新开一个分店……

政府当然会犯错误，也会说谎。有些错误时无意中犯的，是好心办了坏事。但是有些事确实故意去做的，故意去欺骗民众。

通常，他们都会给民众一个看起来很光明的前途，然后让百姓不断为这个未来买单。到最后那个光明的未来是否会真的实现，则另当别论。那时候，即使梦想破产，百姓也无可奈何——比如面对着亏损的迪斯尼，在没有直选的香港，民众又能怎么办？

不过事情正在发生变化，民众——至少香港民众没人喜欢做冤大头，虽然最后立法院以十票之差通过了拨款，但是那21张反对票背后的民众，与政府间的对立，不会简单的随着拨款通过而结束。我是遥远的旁观者，了解的并不是很多，但是依然能够感觉到这种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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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自从Google退出中国市场的新闻出现以来，争论颇多。中国政府领导下的五毛党更是Google发起了一波又一波的无耻攻击。几次想写字力挺Google，但是都没心情——愤怒和无奈实在让我难以下笔。今天看到《新闻周刊》国家版的主编扎卡里亚（Fareed Zakaria ）最新的文章谈到了Google与中国政府间的冲突——我的几个国际关系的同事，对这个主编都非常推崇——于是咬咬牙，跺跺脚，依靠着Google翻译，一个字一个字的把这篇文章翻译过来。

记得不最后一次翻译东西是什么时候了，这次费尽心机，算是为Google加油吧。不过，现在英语水平连三级片都达不到的我，翻译的肯定是漏洞百出，错误连连。但一些基本的意思，我想应该不会差的太离谱。

原文地址在这里：《Clash of the Titans》

两大巨头的冲突

谷歌民主共和国如何测试中国对民主的兴趣

谷歌首席执行官埃里克·施密特上周告诉我：“中国非常重视控制信息的能力”。他是唯一一个拥有详细的、成系统的审查制度的国家，所有的信息化企业必须遵守这项制度。这就是为什么当你在中国利用Google或者百度搜索“天安门广场”或者“达赖喇嘛”的时候，你会发现大部分网站都被封锁了。同时，中国也在积极研发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用于网络间谍和网络攻击。在过去几年，中国黑客的攻击在不断增长，其针对目标也不仅限于人权组织，更重要的是针对外国企业和政府。许多攻击——虽然不是全部——都是来自中国，美国前国家安全局局长William Studeman 认为这应该是美国安全机构需要正视的“最大的问题”。

大国间经常互相刺探，中国在这个方面虽然开始不久，但是意图却异乎寻常的强烈。一位曾在中国工作过的美国官员称，仅仅在十年前，美国大使馆还不需要迅速解决许多漏洞，因为那时候中国几乎没有针对美国进行过明显的刺探行动，但是现在却不得不为此担忧了。

北京正在发生着非常重要的变化，她越来越漠视同华盛顿和西方国家的关系。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北京的现代化政策延伸出一种简单的外交政策：与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保持好关系。中国需要美国这一重要的资金来源，同时为她的出口提供市场，中国也需要美国为其提供技术和专业知识，在诸如加入WTO等问题上，中国需要美国做为其政治伙伴。从邓小平到江泽民，中国领导人一直在坚持遵循这条道路。

过去几年，北京出现了变化——许多统治精英似乎认为他们已经不再像以前那样需要美国了——否则我们该如何解释面对美国官员和贸易伙伴时北京的那些行为？在哥本哈根，中国对美国和西方国家的无视达到了新的水平。下面这一段是前国家安全委员会官员、资深中国问题专家Kenneth Lieberthal对哥本哈根大会期间温家宝的谈判策略的分析：

“在本次大会期间，中国的外交策略有点令人难以捉摸。周五下午，中国的第二层级的官员出现在元首级的决定性会谈现场——这种笨拙的策略在北京看来因为太过于简单而很少使用。周五的这次会议上，意见分歧公开化了，温家宝团队中的一名成员冲着奥巴马晃着手指大喊大叫——这显示温家宝已经失去了对他的团队的控制力。（温家宝告诉翻译，不要翻译这段这个官员怒气冲冲的话，然后他很简单的略过了第二次提出的意见。）是温家宝正在超出他的谈判的权限？还是他的团队成员在维护其回到北京后的个人责任？”

无论哪一种解释，北京的这些行为都很罕见。中国政府通常很注意外交礼仪，领导的会面通常是经过精心的策划，从没有过像温家宝与奥巴马会面这样的情况。

时代正在发生变化，这些变化可能是北京引起的。在过去的十年里，中国国内市场在增长；她对非西方国家的出口也不可忽视；她拥有巨大的资金盈余。这一切致使中国不愿意再迁就西方的观念、公司和政府。西方的企业领导人报告说，中国政府现在坦率的承认，他们希望发展本土的优秀企业，西方企业在中国市场上将不再具有不被限制的特权。

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不会像那些坚持外向型定位变得很先进的国家，比如新加坡和韩国。由于其规模，中国现在似乎更加看重体制内的推动力，而不是外力，因为她已经发展到了经济领导者的角色。中国的自我主义文化倾向和列宁主义的政治体制，在遭遇到全球贸易中的压力时，只会加重其日益增长的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

最近的另一个变化是中央集权的重建。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学者黄亚生指出，在整个80年代到90年代，中国的增长动力都来自于农村和私人领域。但是现在开始依靠城市和政府机构。这也促使中国政府去年投入占GDP12.3%的资金去刺激经济。

北京针对Google、其他西方企业或者奥巴马政府的这些行为，是不是一种新的策略，这还有待观察。目前在中国被称为“新保守派”的有一种声音，主张北京应该更强势，更具咄咄逼人。但是中国领导人内部或许意见并不统一，甚至是混乱的。他们的行为可能是战术或者失误，而并非战略。（政府经常出现这种情况，我们还在为外部的失误制定政策）北京正面临着一堆外部和内部的挑战，尤其是共产党内部迫在眉睫的争夺领导者的斗争。

中国在经济谈判中会为他的新姿态付出代价吗？或许吧。当然，许多专家，如卡内基基金会的Minxin Pei认为，中国的极权统治与经济企图间的冲突会随着经济和社会的现代化而进一步增强。虽然从中国的长远发展来看，施密特认为，信息和通讯的封锁，无益于经济增长、创造性和生产力的提高。但是这种情况正在中国变成现实，一些事情越来越明显：虽然互联网正在改变着中国，但是中国也正在改变着互联网。尽管全球化重新塑造了中国，可中国也塑造了全球化。

我们曾经假定，也许非常容易的，中国的崛起将伴随着这个国家内部的现代化进程，这将让中国更加容易相处。而且，在许多方面，这种假设被证实是正确的。但是现在我们必须面对我曾经担忧并表达过的可能性：中国的崛起将加强这个国家的民族主义情绪和一种独特的感觉，这将令中国轻松融入世界体系的前景变得不那么乐观。

世界能够实现从英国统治到美国霸权的无缝过度，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两个国家有着非常详细的世界观和价值观，都是环海和支持自由贸易的国家，有着高度的新教徒使命感和共同的普世价值观。伴随着中国声音在世界级会议上的变大，我们发现他们的话语体系与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完全不同。这也证明了美国和英国之外许多国家的担忧。像印度、日本、澳大利亚和印尼等国家，一想到中国观念正在塑造国际规则和议程，就会发现自己正处于尴尬的境地。如果中国真的想成为一个强国，就必须展示其开放的姿态，为席卷全球的潮流打开国门。中国如何应对Google事件，将成为对她领导世界的愿望和资质的一个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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