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挟尸要价”这件事儿，是不道德的吗？

答案当然是肯定的。我们自古就有“死者为大”的传统，要给予亡者起码的尊严。当然，现在的我们并不把传统当成一根葱，所以我们且不说这个传统。我们说打捞尸体的人，对那些师生的心里上的伤害。当时他们已经打捞上了遇难者的尸体，有那么一段时间，却任由船上的师生哭求，只是把尸体挂在船头，不送上岸。这种以遇难者尸体为胁迫，明显以伤害他人感情，给他人带来痛的行为，怎么说都是不道德的吧？

2、对不道德的事情，应不应该批评？

答案还是肯定的。很简单，如果我们这个社会，连对不道德的行为，都不批评。这个社会该是多么的令人沮丧？看到有人插队，你不去指出来；看到有人闯红灯，你觉得事不关己；看到有人随便这段路边的树枝，你漠然走过；看到孩子们嘲笑残疾人，你觉得好玩儿……那这个社会，该是什么样的社会啊？嗯，不用想的太用力，这个社会，和我们现在所处的社会差不太多。

于是有人搬出市场经济啊、不违背法律的观点来。但是，我们谈的是道德，法律终究是低于道德要求的一个设置，是一个社会的底线。但是道德的要求要稍微高一点。既然在谈道德，就不要用另一个层面的问题来。法律问题是法律问题。就像我们在谈一个人的英语说得好不好的时候，你忽然说，人家会说话就行了呗。这是一个问题不？

3、说到这里，需要加一个“但是”

但是，做一个道德评判和道德指责，应该谨慎。

一个原因是，虽然违背道德，会受到指责和批评。但是这种指责和批评是没有一个可以衡量的准则的。

在法律上，对违法行为，有比较明确的惩罚措施，易于下结论，该判几年就判几年。但是对于道德惩罚，一般来说，只是对一个人形成精神上的压力，它没有一个明确的程度和标准。比如对随地吐痰的人，应不应该群起而攻之？对他的批评要持续多久？要批评的多重？

而虽然道德上的惩罚，一般只是在精神层面，不会涉及肉体或者经济惩戒。但是对精神的伤害，有时候一点也不比肉体的惩罚轻。

另一个问题是，更要警惕媒体对个人的道德审判。一般来说，媒体对所报道的事件，有几何倍数的放大作用。媒体在塑造、构建、维系社会道德方面，起着很重要的作用。但是，当它用道德的标尺，对准一个具体的个体时，并不一定因为对这个个体的曝光和批评，就能引起社会的道德进步。但是它却肯定对这个具体的个体，带来无可估量的伤害。

而如前所述，我们对道德惩戒，又很难做到公平、公正。做为无神论者的我认为，除了上帝之外，几乎没人能在道德问题上，做出公正的判决。这时候，再加上媒体的放大作用，这种不公平就更加明显和严重了。如果媒体的道德谴责，不是针对某种行为，而是针对具体的个人，那它带来的伤害可能比建设会更大。

4、终于捯到《挟尸要价》这张照片了

现在，张轶以及一些坚信照片没有问题的人，都不断的在说，当时确实存在挟尸要价的情况。这种情况，在后来调查此事的南方周末和华商报的记者那里也得到了证实。

但是问题在于，当时挟尸要价的，并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整体（用个时髦的话来说，是一个团队）；也并不是一个瞬间，而是一个过程；甚至都不是照片中的那个白衣老者，而是在岸上的老板陈波。

但是，最终媒体却选中了白衣老者的那张照片，然后，把本来应该涵盖整个过程、涵盖其他捞尸者、涵盖进老板陈波的一个短语“挟尸要价”，孤零零的放在了白衣老者的下面。于是，那个整体都不存在了，仿佛，挟尸要价的只有白衣老者一个人而已。

结果大家都看到了。虽然陈波后来因为这个问题被拘留，并被罚款。但是道德谴责、道德审判、道德大棒，都打向了那个白衣老者。

我并不是说他不应该受到惩罚和谴责，但是，限度在哪里？如果五六个人犯得道德错误，由一个甚至都不是“主犯”的人来承担，是不是应该？他的承担，是否过重？又加上媒体的不断放大，对他的伤害，是否已经超出了他那不道德行为的本身？

甚至，我以为，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因为明知道，他受到的惩罚是不公正的；明知道，这种全国媒体和全国人民对这个个体的道德审判，已经超出了他应该承受的结果。却依然还坚称，这是没有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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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不是说我觉得翟凌漂亮、气质云云，所以偏袒她。只是，我讨厌那个主持人所说的什么，让翟凌为整个娱乐圈不好的风气负责，说她的行为给年轻人起到了不好的示范作用。我实在讨厌这种打棍子、戴帽子的做法。这和某CTV那气势磅礴的三俗排比句，有什么区别？和被戴着三块表的有什么区别？幸好那个主持人最后没说出一句：我代表月亮消灭你这样的话来。

2、所以，在微博上，我说，为什么许多媒体人竟然对媒体的暴力视若无睹？

在许多人眼里，媒体都被塑造成第四权力、无冕之王，是监督权力和丑恶的嘹望者和看门狗。但是不得不说，这些所有的荣誉，都是美国的同仁们塑造起来的。我们距离这个目标还差的很远。甚至，许多媒体人，都不考虑差很远这个问题，因为对他们那不是问题。

现在虽然都叫媒体，但是他们却走着不同的路。一部分媒体，仍旧选择与权力媾和，甚至把自己的灵魂出卖给权力，以换的可以陪在老虎身边，假虎威的目的；另外一部分媒体，把自己的贞操交给了资本，虽然时不时的还会去做一次处女膜修复，但其实不过是为了在资本面前卖个更好的价钱。当然，还有一小部分媒体，选择走中间那条路，新闻专业主义，道阻且长。我对这第三种的媒体和媒体人的敬仰，一直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又如黄河泛滥从来不可收拾。

但是不得不不提防的另外两类媒体。在现代社会，媒体对社会及民众的世界观和思维方式有重大影响的今天——沃尔特·李普曼在他的《公共舆论》中就清醒的指出，我们所认识的世界，不过是媒体告诉我们的世界——这两类媒体，对社会的伤害，一点都不比公权力和暴力的伤害小。

3、具体到此次星空卫视主持门。星空卫视之于翟凌，前者虽然在大陆只是曲线落地，但是它拥有的资源和能量，无限的大过这个小有知名度的车模。在事情被披露之后，许多媒体收到的星空卫视对此次事件的声明和对翟凌的封杀新闻稿，就是一例；新浪娱乐用那个极具侮辱化的标题，更是一个极端的例子。公权力不被限制，确如饿兽放入人群。但是媒体的操作没有操守和边界，对个人的伤害其实一点也不小。

这个时候，人们会摆出：娱乐圈，没底线。肮脏低俗，很龌龊的观点来。但是，无论我们对娱乐圈的印象如何的差，具体到个人和具体的案例，如果我们觉得因为娱乐圈混乱，所以媒体的混乱和不专业就可以原谅的话。那么，因为吾国吾民公民精神不彰、权利意识淡漠，是不是就应该默认，专制的合法性呢？

4、还有一些媒体人，认为主持人的提问没什么不对的地方。他们和那个主持人所持的前提是一样的：这是公众关心的事情，翟凌有必要回应一下。

事实上，在此之前，媒体都不止一次的问过这个问题，而且翟凌也不止一次的进行了回应。甚至这一次，翟凌面对那些问题，虽然黑着脸，但是都做出了回答。不过是，媒体不相信她的回答，先入为主的认为她是在炒作。

问题就在这里了。翟凌回应了，媒体人不相信。她说自己没炒作、自己是受害者，那个主持人和一些媒体人不相信。但是，他们又没有其他的证据证明她是在炒作，那该怎么办？

事情到了这里，如果真如媒体人所说的，这个事情那么重要——公众关心、涉及到公众利益——那么，他们就应该进行调查。我想，调查这个事情的真相，比调查水门事件的真相要简单的多吧？许多人把举出老虎伍兹前两天的倒霉事儿，来例证这次媒体做的没问题。我觉得这个对比其实就听操蛋的，就好象小时候我妈经常骂我说：老师拉得屎都是香的一样（那时候，我很乖很听老师话）；也像长大了人们说，外国的月亮从来就不缺一样。媒体对做的那些事儿到底美国人认同不认同、美国主流意见怎么看？您总得一并引用过来吧？更何况，我们不谈这个，但是谈媒体对伍兹身前身后的调查，国内的娱乐八卦媒体们，有多少人在做？

迄今没看到这样的调查——当然，可能是我视角所限，希望看到的帮忙提供下信息，先谢了——也就是说，如果这事儿，真的那么重要，但是媒体却不去调查，说明媒体的责任没尽到。你们是公众的看门狗和社会的嘹望者哎。但是如果是那些媒体人和我一样，都觉得这事儿无关紧要，没什么大不了的。更多的还是个人的隐私问题，但是现在他们又打着公众知情权的幌子来逼问翟凌，你说这是什么事儿呢？

5、最后想说下炒作的话题。之前我们经历过那个时代和现在情况倒是很有相似之处。那个时代，流行一种叫做“反革命”罪的大帽子。别管你做了什么事儿，只要给你扣上一顶“反革命”的帽子，一切问题就都不用再去想、去追究了。后来，据说根据这罪名，都出来过一个反革命赌博吃屎致人死亡罪。

炒作也是如此。人们不管三七二十一，看到一件事儿，先上来就一句：炒作。然后，这事儿就彻底的失去了谈论的价值。

原来，我们在看待世界这个问题上，其实从来就没有进步。只不过，现在的反革命吃屎致人死亡罪，在人们眼里，变成了赌博吃屎致人死亡的炒作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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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是，感到麻木。连续的灾害，不知道为何在今年频繁的发生。或者，往年也会有这些灾害，也会这么频繁，只不过我忘记了？那连续上升的死亡的数字，已经不能对我的心里产生任何的冲击。我知道，我已经麻木了。虽然我听到另一个声音在不断的重复：那些逝去的，曾和我一样是活生生的生命；我听到另一个声音在猜测他们的家庭，他们的妻儿，他们之前的欢声笑语，他们生前和我一样，为生活发愁，甚至在生活的困难面前，或许也想到过死亡；我听到另一个声音在说：你知道吗？你可能成为他们。

住嘴！我对那个声音说。我已经听够了。已经有太多的生命，和我一样活生生的生命伴随着一场又一场的灾难，一个有一个的数字逝去。这样的话，你已经说了够多。即使泪水，你也流了足够了。现在，别来烦我！麻木的我，占了上风。

另一个是，感到无奈。因为对那一看到标题，就知道结局的故事。我越来越感到一种无力感。我知道，我不会知道他们的前因——我不知道官方公布的前因，是否是真正的前因；我也不会知道他的后果，过两天新闻就成为了旧闻。新的灾难、新的新闻噱头，就会重新占据头条区、要闻区，那些你曾为之痛心、为之哀伤的生命，那些你曾为之愤怒、为之咒骂的政府，又退居到新闻的幕后，安稳过着和以前一般无二的生活。

你知道，一切都没有改变。对于逝者来说，他们只不过曾做为一些数字存在过。对于幸存者，他们的恐惧、他们的困顿，也只有他们才能面对。过两天之后，没人再记得那些。也没人知道，他们的生活会如何继续。

前两天，我的同事去吉林、去陕西、去湖北，兵分三路深入洪水灾区，去记录、去采访。他们带回了很好的报道，很打动人心的故事。我记得我看到吉林那篇稿子中的一个细节是，几乎被打垮了：

他对媳妇说，：“我喘不上气了，松开手，老婆。”

妻子放手了。……等他浮出水面时，人已经没影。

但是现在，还有多少人关心吉林的灾区？影帝穿着他那NB的运动鞋去了甘肃的灾区，想必又会说，全国人民都在关注着你们之类的屁话。可是，有什么用？

我就不知道了，这个开了世界上最庞大的两场盛会的国家，这个牛逼哄哄的国家，这个不断撅起的国家，怎么就连个洪水都搞不定？连个泥石流都能夺走一百多人的生命？要说地震，全世界都无法预测，但是洪水呢？泥石流呢？没法预测，还没发预防吗？

在同事的一篇报道中，一个政府官员不断的强调，这是天灾、这是天灾。天你妈个头！天灾怎么灾不到北京？天灾怎么非要分洪只为了保武汉？难道老天爷的灾难，也会区分政府官员和平民百姓？怎么没见多少政府官员遇难？

情绪化不对。但我还是忍不住。忍不住我这变得越来越麻木的心，忍不住这无奈且残酷的现实。还有那已经用数字数不过来的逝者，我没办法用理智和平静面对。

这令人绝望的麻木和令人麻木的绝望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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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我的朋友里，很少有这样政治观点激进的，我倒更愿意和温和的人呆在一起，大概是性格使然。但是我对她和她的同道，倒也抱有很深的敬意，我知道她们是真的相信民主，相信她们所说的东西。

我也不是不信，只是不喜欢，更不赞成用暴力这种手段。对于暴力，我从来就不觉得会有胜者。它不但能为当政者利用，镇压异见者；也能为反对者利用，夺取权力；但同时，它也会在你看不到的地方，在你想不到的时候，伤害这个社会。因为，在人们为杨佳等人叫好时，无形中也是肯定了这种用暴力解决问题的手段。无形中，这种观点和价值观会影响到其他人。于是当人们遇到问题时，无论是针对哪个群体的问题，都会想到用暴力来解决。

那怎么办？一万个人可能开出一万个药方，比如我那个朋友，她肯定认为实现民主才能解决这些问题。不过我觉得答案在法治。其实法治比民主啊、普选啊、自由啊、甚至放开媒体监督要更重要。

简单来说，这个世界上，号称民主的国家很多，比如印度、比如伊朗，其实其国内形势并不如我们想象的那么好，甚至连华人民主样板的台湾，都问题不断。。而且，在由威权政治或者寡头政治向民主政体转变的过程中，很容易出现动荡、暴乱、无政府等一系列的危险——事实上，能够顺利的完成民主化这个过程的国家，很少很少。

但是，如果一个健康的法治国家，相对来说，就会比较稳定和健康。比如新加坡和香港。然后像香港一样。在健康的法治保障下，再实现了新闻自由，然后稳步实现政治改革。倒是一个不错的路径。

当然，这只不过是做饭空档里的胡思乱想。没有理论支持，只是想起了几个可以对比的例子。是否真的如此，还得以后慢慢想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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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两天，听到同事们讨论郭德纲的事情，真没往心里去。没想到这两天竟然越来越热闹。热闹到霍霍霍霍默静老师感慨“这是一个命比纸薄的社会”，因为看看媒体都去关注郭德纲的事儿了，但是那些在高温里作业，被热死的生命，倒显得可有可无了。当然，娱乐至死是一个已经成为现实的老话题了，郭德纲打人事件只不过是为这个现实增加了一个小小的猪脚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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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鸿强死于自杀。这个31年工龄的国企员工死的时候，存折上只剩下了0.46元。此外，他还欠着别人900元，还有3000元的房贷未还。他的前妻冯萍说 “他是老工厂工人的样子，你能感觉到他老是缩着，缩着。”当年工厂工人开始下岗的时候，他幸运的留了下来。可是，后来下了岗的朋友开始做生意，生活渐渐有了起色，他还是老样子，每月拿到手的钱之有850元。于是到月底，连吃饭都成了问题；于是他买到了福利房，但是不堪房贷和负债，只要转手出卖……他的儿子说“我只是想弄明白，压垮我父亲的究竟是什么。” 潘鸿强的亲友说那根稻草就是那套被卖出去的房子。但答案显然没有这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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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荃湾发生了一起命案，十五岁的简姓少年杀死了自己的母亲和妹妹。这个少年在邻居们眼中虽然平日少言，但也乖巧有礼。他父亲所开餐厅的员工说他比较怕事，害羞且文静，平时“乖仔到不得了”。悲剧既已发生，人们该做何反应？或悲伤？或愤怒？或冷眼旁观？或无动于衷？在《明报》的报道中，看到网友ChuChu的留言：“虽然，跟你们一家从不认识，但发生了这次悲剧，除了希望你跟妈妈可以安息外，也希望你爸爸可以振作，哥哥亦能得到帮助，以及跟你们认识的亲朋好友可尽快走出痛苦，我相信哥哥是爱你们的，你在另一个世界也要过的快乐喔！”

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确实有许多不快乐的事情，有悲伤、有痛苦、有愤怒、有无奈。面对这些，并非只有毁灭一条道路可以选择。纵使这个世界恼我、恨我、害我、欺我、气我……但是我们还是可以像川子那样，自嘲、讽刺、调侃、温情以待之，可以在灰暗中找出点好玩儿的调调，然后在结束的时候，放声大笑——他写了一首名为《挣钱花》的歌，在这首歌中，挣钱花他女儿的名字：

宝贝来到这世界的时候/你知道爸爸有多高兴吗/那天我请了我们很多的朋友/还给你起了这个好听的名字/从此以后你就叫郑钱花/钱是挣钱的钱/花是花钱的花

你的爸爸我是个穷光蛋啦/你将来一切全靠自己啦/宝贝来这世界的时候/你知道妈妈有多幸福吗/她为你织了件漂亮的毛衣/我想你穿在身上肯定很美！

但是我的宝贝，你知道吗/现在的钱有多么难挣啊/养一个孩子多么不容易呀/计划生育还有什么必要吗/伟大的祖国她超有钱呐/四万个亿跟我有蛋关系呢/骄傲的GDP他噌噌的长啊/能为我换来几包尿不湿吗？

宝贝，你就叫郑钱花/爸爸我爱你却无能为力呀/所以以后全靠你自己啦/爸爸我只有祝福你啦/好好的成长，可别生病呀/努力学习才能省掉赞助费呀/长大了工作自己挣钱花/希望你能过得比我好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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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然发现，不会讲故事了。不然就是用力过猛，太过阴暗。个人感情纠缠于故事期中，拔不出来。还是多练习吧。把以前的“中国的细节”重新开开。当然，现在知道了，中国的细节，并非仅有悲剧。前两天，看到一个老人，抱着孩子，在十字路口等孩子的妈妈。远远的看到妈妈，孩子举起小手，向妈妈招手。那一刻，看得我是满心的温暖——话虽说是夏天。。但是那温暖和炎热还是不一样的。

湖北省政法委官员的妻子被武汉市公安局的警察打了。关于此事众说纷纭，已成坊间热议之事。这一次，武汉市公安局没有继承曝光卖淫嫖娼者的光荣传统，案情本身说的语焉不详、遮遮掩掩。打人录像不公布，六名警察打人却只处分了三人。打人者的资料当然没有贴到大街小巷公示，甚至在武汉市公安局官方网站上都看不到案情说明。有媒体报道，打人的警察中有一名“身着黑色圆领衫、红色短裤衩、戴着粗项链的光头男人”。对此我颇有怀疑，感觉警察怎会有如此形象，询问曾做过警察的朋友，他答道：没什么不可以。

就在被打者陈玉莲住院治疗时，武汉市另一家医院收治了一名中毒的大学生。他叫吴飞，因为吃的菜中被父亲投毒而昏迷不醒。吴飞的父亲称因为两个儿子上大学，家里欠下4万元的助学贷款。自己感觉无力在承担吴飞的大学费用，于是趁他回家与自己吃晚饭的时候，将老鼠药洒在了菜里。《武汉晚报》跟踪此事的记者高道飞说经过鉴定，吴飞的父亲确系精神病患者。吴飞的哥哥告诉记者，当疾病没有发做的时候，父亲会骑车到镇上去卖伞、修伞。而一旦患病，在当地饭馆帮厨打零工的母亲，不得不把他锁在家里。

还记得我们第142期的社论吗？那篇社论提到：“长期以来，精神病人一直是一个被忽略的群体：如果他们不言不语，我们就当他们不存在；如果他们出来聒噪，我们就投之以厌恶的眼光；如果他们杀人了，我们就恨不得消灭了他们。”这次，他几乎杀了自己的儿子。

吴飞被父亲伤害了，而另一个生命却被社会遗弃了。在广州海珠区，一个行乞者突然死去，临死前曾有人看到他咬着毛巾在地上打滚，但是直到他后来一动不动了，才有人拨打了110和120。在他行乞的地方，写着一行字：“我是四川成都人，因为得了怪病，急需15万医药费，请求好心人帮忙……”类似的行乞理由，在许多城市的火车站、商场旁边很常见。我们难辨真假，于是对他们都视为骗子，全部不闻不问。一朝被蛇咬，我们害怕被骗；冷暖自知，他们被遗忘在路边。

被遗弃的人并非只有行乞者，那些住在两元旅馆里的女人们，同样也生活在一个被遗弃的世界里。《中国青年报》的冰点周刊打开了这个世界的门：她们20个人挤在一间宿舍里，每人每天只要两元。她们晚上住在这里，白天和那些男人们一起去抢工作，日子过得“像腌渍的烂白菜”一样。一个叫做宋淑文的女子，68岁了，已经没人愿意再雇她工作。于是她想到了自杀，买了很多安眠药。这时候一个小伙子给了她两个菜包子。她忽然觉得“天都亮了，要好好活下去”！

她们被社会遗忘、她们为了下一顿饭苦苦挣扎、她们有时互相伤害、她们最大的希望就是离开这里却又不断失败……就像宋淑文一样，她们有一万个理由遗弃自己，但却没有。在这样一个没有人注意到的角落里，她们用力的生活。戚小光决定把她们的生活拍下来。这一拍，他就拍了五年。他希望看到这部片子的人，能从里面的故事找到共鸣：“喔！那多像我的母亲、姐妹、外婆、姨妈！”。他给他这部纪录片起了一个很普通的名字：《女子宿舍》——这也是小芳、宋淑文住的那个旅馆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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傍晚时候，常鹏飞老师发来短信说，这期的三联做了富士康员工的细节调查，不过好像反响不大。

我回复他，对许多人而言，富士康已经过去了。

确实，对许多人而言，富士康已经是过去时了，包括我，都已经很少去像以前那样整天去搜相关新闻了。

这个世界依然正常运转。新闻不断的被制造出 来，包括富士康——但已经和那些逝去的员工完全无关。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富士康不断的加薪，看到的是郭台铭准备把宿舍交给大陆政府管理——哦，有一条和那 些死去的年轻人有关系，郭台铭表示：已停止所有死亡抚恤金的发放。报道说的语焉不详，我不清楚，是不是包括那十名死去的年轻人的抚恤金？

2、

就是在大家的兴趣点都不再放在富士康的那死去的年轻人身上时，就是在人们甚至连负福利、连富士康的管理、连富士康都懒得提及的时候，《三联生活周刊》的封面故事及时出炉了。

在一篇长篇报道之后，他们仔细的为我们呈现了三个年轻人生前的故事：梁超、卢新、李海。

当全国媒体都蜂拥至深圳，挤到富士康工厂里 去的时候，三联的记者们跑到了死去的年轻人的故乡，去采访他们生前的故事。与那些主题先行的媒体报道相比，三联的这个报道显得笨拙，但是在笨拙之后，我们 才能看到在其他媒体上看不到的故事。我们才能看到三个年轻人在这个世界上曾经存在过的活生生的证明。我们才能看到，他们所生活的环境和轨迹，我们才能知 道，在他们自杀之前，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3、

三联确实不是最先将关注点放到死者本身的媒体。就在三联上街前，《新世纪周刊》先刊发了一篇廊坊富士康死亡员工的报道。

坦白说，从文本本身，我觉得新世纪周刊的报道更好。记者集中帮我们呈现了那个叫做荣波的年轻人在自杀前的活动细节。

但是，三联却是在这方面做的最多的媒体。他们采访了三个死者生前的亲属圈，帮我们从更长远的时间线上去了解那些年轻人曾经的轨迹和变化节点。

比如在《梁超：回不了家的乡村子弟》这篇报道中，三联的记者告诉我们，在离开家乡，“差距去闯一闯”之前，梁超曾在一个技校里短暂学习。期间有这样一个细节：

才进校不到两个月，他就提出要退学。起因是“他要出校门，但是没有请假条，被门卫拦住后发生了冲突。他说门卫不尊重他，就提出不读了。”

4、

买回三联的那个晚上，我没上网，没看电视，一口气读完了那三个故事，读完了三个家庭的悲情。

我知道，就在我看这期杂志的同时，还有另外七个家庭正笼罩在一片悲伤中。他们曾寄以希望的孩子，没了。

记得之前和谁聊起来的时候，他说给媒体点时间，慢慢的会有媒体关注那些个案的，会有媒体去深入挖掘他们生前的轨迹的。

但是，现在新世纪周刊做了一个，三联做了三个。再之后，一切都过去了……

回了常鹏飞老师的短信后，我就觉得我得写一篇文字，呼吁大家去买一本本期的三联和新世纪周刊。如果你不买、不看、不关注，一切真的就此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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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必须意识到这样一个现实：媒体上铺天盖地的质疑和批评，并没有完全消除人们对张悟本的信赖。在许多网站的跟帖里，你都能轻易发现类似的网友留言：“张悟本有何错？他只是又把老祖宗的智慧又重复了一遍而已！”更有网友以亲历者的口吻说自己按照张悟本传授的方法调整饮食之后“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瘦去了17磅，而且精神一直很好，身体各项指标也很健康。”

造成这样一种分裂局面的原因来自多个方面。从传统经验来看，我们对民间秘方和偏方抱有浓厚的兴趣和极大的信任感，很容易被那些披着传统中医面具的方术吸引；从制度层面来看，卫生机构的监督不力以及相关法制的不健全，也给了张悟本钻空子的机会；从媒体伦理来看，许多媒体对张悟本不负责任的夸大、对节目把关不严，很大程度上放大了张悟本言论的影响力；而在医疗问题上，医患之间的互不信任，又把许多人推到了张悟本身边。害怕生病、不愿意和医院打交道的民众，开始寻求永不生病的办法。

当制度的缺失、媒体的放大以及民众自身的倾向复杂的纠缠在一起时，张悟本以及他的养生之道就被神化了。

而每个人选择相信张悟本的原因不同，要破除他们对神医的迷信，结束目前这种割裂的认识，也就必须回到原因本身。简单的妖魔化张悟本，重新将他脸谱化成一个骗子的形象，或者以权威的姿态出现，将他的观点简单的判断为对或者错的做法，都不会弥合人们这种认识上的对立。而正是这种认识上对立的存在，才不断的有人去追捧神医，而另一些人则以无比的优越感斥责对方为迷信。

是机会结束这种局面了。由于媒体的发达和强力介入，从没有任何一次有这么多人关注此类事件。虽然在神化张悟本的过程中，一些媒体扮演过不光彩的角色，但是同时他们也让关注这件事情的民众远多于以往。在张悟本的神医光环褪去之后，我们整个社会应该抓住这个机会，对种种成因进行反思。

我们的医疗机构需要反思。为什么本该相信医生的病人，却宁可相信被医疗人员斥其为迷信的张悟本食疗。他们宁可冒着耽误病情的风险，也不愿意去医院就医，而是选择接受张悟本的指导——这并不仅仅是费用的问题，要知道张悟本被称为京城最贵中医，请他看病的花费并不比普通医院更低。

我们的媒体需要反思。为什么节目的把关人，竟然连嘉宾的身份都没有核实就匆忙将其捧上神坛？为什么在传播张悟本的养生理念之时，没有找到另外的专家对他的言论进行起码的平衡和判断？做为社会瞭望者的媒体，仅仅以“并没有足够的能力去核查每一个嘉宾的身份”做为借口，显然不能推卸其应该承担的责任。

做为普通民众，我们每一个人也需要反思。在经历过胡万林、刘太医、李培刚等虚假神医事件之后，我们为何仍为张悟本“包治百病”的说辞深信不疑呢？在经历过多年的教育之后，已经没人认为自己的行为是迷信。但是在经历过张悟本事件之后，我们能认为自己的判断是科学吗？

所有这些反思，最终都对政府提出了更大的要求。做为权力最大的社会管理者，它应当承担起最大的责任。主动承办了大部分医院的政府、要求管理所有社会媒体的政府、自愿承担者社会教育责任的政府，以及本该负有监管责任的政府，都应该反思自己在这次事件中的欠缺之处，并找出解决之道。

曾经将张悟本捧红的团队负责人表示，即使放弃了张悟本，他们也不会放弃之前的模式，会再寻找一个新人，继续将食疗、养生做下去——我们，还要给下一个神医机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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