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网的网友给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写了一封信，驳斥希拉里指责中国限制网络自由和审查网络信息的言论——这封信信倒是没寄给希拉里，也没寄给美国国务院，甚至没寄给美国大使馆，倒是寄给了人民网，真实咄咄怪事。

不过，奇怪归奇怪。我也一直以来也觉得中国的互联网是挺自由的。正如苏联人可以在克林姆林宫骂里根一样，我们不但可以在外交部骂希拉里，可以在人民网骂希拉里，甚至还可以跑到华盛顿去骂希拉里。你看那光荣伟大正确的《环球时报》上面，到处不都充斥着对希拉里的驳斥，你看那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人民日报》以及人民网上面，处处都写满了批判美国霸权主义的文字。

同时，我也相信，我们的管理网络的政府是一个为人民服务的政府，是一个处处为人民着想的政府。有一些信息他们确实不想让我们看到，那只是因为他们觉得那些信息会对我们产生不好的影响。我记得小时候又一次我点了一把火，把家里积攒了一年的柴禾给烧掉了，我一直都没敢告诉父母。如果他们知道那是我烧的，该是多么气愤啊，气大伤身。

给希拉里写信的王捷说他经常为自己的文章被人无端转载感到头痛。我觉得这真是该管管了，你说那些未经允许转载人家文章的网站，你转也就转了，为什么非得让人家看到，让人家知道你们侵犯了人家的版权？你们转载就偷偷的转载不就可以了吗？干嘛非得让人家找到，结果害得人家头痛。所以我觉得我们的政府就应该规定，那些转载王捷先生稿件的媒体，就应该直接把他的名字去掉，然后署上油土鳖、菲斯不可等名字，以防止作者看出来，头痛。

对哦，做了错事就应该这样子嘛。让受害者知道，那不是对受害者的二次伤害吗？还是不告诉他们的好。我们都还没长大，还是孩子嘛，甚至脑子都还没长全，不是有段时间被人称为东亚病夫、低等民族吗？所以呢，对于网络上的那些信息，知道的越少越好，省得脑子不够用，压力大，结果得了失心疯就更不好了。

昨天同事给我们讲了他从陈冠中的《盛世》看到的一个段子，说政府为了让人们过得更快乐，于是研究了一种药剂。在全国的江河湖海，凡是能见到水的地方都大量投注。于是呢人们变得比以前更激昂、更快乐了。我觉得陈冠中老师设想的还是有些拘谨，为什么不干脆设计一种让人变得痴呆的药给人们吃呢？耶稣子不是对着那些把他绑到十字架上，陷入一种癫狂的人们说过吗？他们不知道他们做了什么。这说明集体的无意识才是最令人愉快的事情啊。如果全国人民都变的痴呆了，那该是多么和和谐的盛世啊——可能陈冠中老师认为这样是对智障人士的侮辱，所以才没这么写？

中国的互联网当然是开放的，是自由的。希拉里老师难道不能随时随地的访问我国的网站吗？不但中国的互联网是开放的，中国的监狱也是开放的，我们随时随地都能进去；我们的医院也是开放的，随时随地都可以申请开胸验肺；我们的黑社会也是自由的，你今天还是一个企业老板，明天就可能自由的到监狱里去成为一个黑社会；我们的贪官们更是自由的，随便拿点钱，就能搞到美国的绿卡噢……

还有什么好说的呢？

广深港高铁香港段的拨款终于在立法会通过了。距离2005年发改委正式批复这条铁路，已经过去四年多了，这期间广州和深圳的工程陆续开工，而香港段的拨款竟然到现在才通过——当然，通过的也是坎坎坷坷。

当然，对于这条铁路和香港发生的种种争论，我只是一个最外围的旁观者。所知甚少，也不关我切身利益——可是终究忍不住要多几句嘴。

港府为了推动高铁计划的通过，不断的鼓吹一旦铁路通车后，会对香港经济有多大的拉动作用，会创造多少个就业岗位，香港和深圳间往返的时间也大大缩短，香港和内地的联系也愈加紧密。

也正因为如此，内地许多网友看到有这么好的机会，香港同胞却还激烈的反对的时候，不免有些嘀咕：

【jennyjenny】

广西南宁市 116.1.190.* 发表：2010/01/18 19:57

小家子气，唯恐失去他们做为香港人优越感。。。。。

丝毫不把大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放在眼里，眼里只有他们的的一亩三分地，这和目光短浅，没文化农民有什么区别？

毫无疑问，在持这种观点的网友看来，港府这一项工程可谓是民心工程、民生工程、利国利民的工程，对于这样一项工程，你们为什么还要反对呢？

我相信大部分的网友并不具备测算港铁盈利预期和经济刺激作用的专业知识，他们之所以这样认为，不过是因为港府这样说了而已。港府说港铁将会创造近万个岗位，通车初期每日客流近十万，能为香港带来780亿至1060亿元折现经济效应……花不到700亿港币，取得这么大的经济成果，似乎是值得的。香港竟然还有人反对，岂止是身在福中不知福，简直就是吃饱了撑的。

可是，政府说的就不会错吗？政府就不会说谎吗？作为广深港高铁的最大推动者，港府自然不会说高铁的负面效应，会大力的鼓吹其正面意义。但是，这种正面意义会不会被刻意夸大，甚至是说谎？

一个香港80后网友给我们提供了这样一组数据，我问了一个香港长大的朋友，她确定这组数据没什么问题：

1)91年，香港政府在决定要建机场铁路的时候，告诉我们每日客量会有39，000人次

然后到了2011年每日客量会高达75，000人次，可是到了今天每日客量只有28，500人次

2)2000年，香港政府在决定要建西面铁路时，告诉我们到了2003每日客量会有340，000人次

可是到了2006每日客量只有20，000人次

3)2002年的西部通道，香港政府告诉我们到了2006每日行车量会有28，400

到了2011每日行车量会有46，100，可是到今天最高只有7，351..

还有一个例子就是迪斯尼的例子，当初港府宁可和迪斯尼签一些不对等的条款，也要力主把迪斯尼引进，并且还是迪斯尼的大股东。可是直到现在，迪斯尼还都在亏损。而且迪斯尼竟然又将在距离香港很近的上海新开一个分店……

政府当然会犯错误，也会说谎。有些错误时无意中犯的，是好心办了坏事。但是有些事确实故意去做的，故意去欺骗民众。

通常，他们都会给民众一个看起来很光明的前途，然后让百姓不断为这个未来买单。到最后那个光明的未来是否会真的实现，则另当别论。那时候，即使梦想破产，百姓也无可奈何——比如面对着亏损的迪斯尼，在没有直选的香港，民众又能怎么办？

不过事情正在发生变化，民众——至少香港民众没人喜欢做冤大头，虽然最后立法院以十票之差通过了拨款，但是那21张反对票背后的民众，与政府间的对立，不会简单的随着拨款通过而结束。我是遥远的旁观者，了解的并不是很多，但是依然能够感觉到这种变化。

按：自从Google退出中国市场的新闻出现以来，争论颇多。中国政府领导下的五毛党更是Google发起了一波又一波的无耻攻击。几次想写字力挺Google，但是都没心情——愤怒和无奈实在让我难以下笔。今天看到《新闻周刊》国家版的主编扎卡里亚（Fareed Zakaria ）最新的文章谈到了Google与中国政府间的冲突——我的几个国际关系的同事，对这个主编都非常推崇——于是咬咬牙，跺跺脚，依靠着Google翻译，一个字一个字的把这篇文章翻译过来。

记得不最后一次翻译东西是什么时候了，这次费尽心机，算是为Google加油吧。不过，现在英语水平连三级片都达不到的我，翻译的肯定是漏洞百出，错误连连。但一些基本的意思，我想应该不会差的太离谱。

原文地址在这里：《Clash of the Titans》

两大巨头的冲突

谷歌民主共和国如何测试中国对民主的兴趣

谷歌首席执行官埃里克·施密特上周告诉我：“中国非常重视控制信息的能力”。他是唯一一个拥有详细的、成系统的审查制度的国家，所有的信息化企业必须遵守这项制度。这就是为什么当你在中国利用Google或者百度搜索“天安门广场”或者“达赖喇嘛”的时候，你会发现大部分网站都被封锁了。同时，中国也在积极研发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用于网络间谍和网络攻击。在过去几年，中国黑客的攻击在不断增长，其针对目标也不仅限于人权组织，更重要的是针对外国企业和政府。许多攻击——虽然不是全部——都是来自中国，美国前国家安全局局长William Studeman 认为这应该是美国安全机构需要正视的“最大的问题”。

大国间经常互相刺探，中国在这个方面虽然开始不久，但是意图却异乎寻常的强烈。一位曾在中国工作过的美国官员称，仅仅在十年前，美国大使馆还不需要迅速解决许多漏洞，因为那时候中国几乎没有针对美国进行过明显的刺探行动，但是现在却不得不为此担忧了。

北京正在发生着非常重要的变化，她越来越漠视同华盛顿和西方国家的关系。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北京的现代化政策延伸出一种简单的外交政策：与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保持好关系。中国需要美国这一重要的资金来源，同时为她的出口提供市场，中国也需要美国为其提供技术和专业知识，在诸如加入WTO等问题上，中国需要美国做为其政治伙伴。从邓小平到江泽民，中国领导人一直在坚持遵循这条道路。

过去几年，北京出现了变化——许多统治精英似乎认为他们已经不再像以前那样需要美国了——否则我们该如何解释面对美国官员和贸易伙伴时北京的那些行为？在哥本哈根，中国对美国和西方国家的无视达到了新的水平。下面这一段是前国家安全委员会官员、资深中国问题专家Kenneth Lieberthal对哥本哈根大会期间温家宝的谈判策略的分析：

“在本次大会期间，中国的外交策略有点令人难以捉摸。周五下午，中国的第二层级的官员出现在元首级的决定性会谈现场——这种笨拙的策略在北京看来因为太过于简单而很少使用。周五的这次会议上，意见分歧公开化了，温家宝团队中的一名成员冲着奥巴马晃着手指大喊大叫——这显示温家宝已经失去了对他的团队的控制力。（温家宝告诉翻译，不要翻译这段这个官员怒气冲冲的话，然后他很简单的略过了第二次提出的意见。）是温家宝正在超出他的谈判的权限？还是他的团队成员在维护其回到北京后的个人责任？”

无论哪一种解释，北京的这些行为都很罕见。中国政府通常很注意外交礼仪，领导的会面通常是经过精心的策划，从没有过像温家宝与奥巴马会面这样的情况。

时代正在发生变化，这些变化可能是北京引起的。在过去的十年里，中国国内市场在增长；她对非西方国家的出口也不可忽视；她拥有巨大的资金盈余。这一切致使中国不愿意再迁就西方的观念、公司和政府。西方的企业领导人报告说，中国政府现在坦率的承认，他们希望发展本土的优秀企业，西方企业在中国市场上将不再具有不被限制的特权。

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不会像那些坚持外向型定位变得很先进的国家，比如新加坡和韩国。由于其规模，中国现在似乎更加看重体制内的推动力，而不是外力，因为她已经发展到了经济领导者的角色。中国的自我主义文化倾向和列宁主义的政治体制，在遭遇到全球贸易中的压力时，只会加重其日益增长的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

最近的另一个变化是中央集权的重建。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学者黄亚生指出，在整个80年代到90年代，中国的增长动力都来自于农村和私人领域。但是现在开始依靠城市和政府机构。这也促使中国政府去年投入占GDP12.3%的资金去刺激经济。

北京针对Google、其他西方企业或者奥巴马政府的这些行为，是不是一种新的策略，这还有待观察。目前在中国被称为“新保守派”的有一种声音，主张北京应该更强势，更具咄咄逼人。但是中国领导人内部或许意见并不统一，甚至是混乱的。他们的行为可能是战术或者失误，而并非战略。（政府经常出现这种情况，我们还在为外部的失误制定政策）北京正面临着一堆外部和内部的挑战，尤其是共产党内部迫在眉睫的争夺领导者的斗争。

中国在经济谈判中会为他的新姿态付出代价吗？或许吧。当然，许多专家，如卡内基基金会的Minxin Pei认为，中国的极权统治与经济企图间的冲突会随着经济和社会的现代化而进一步增强。虽然从中国的长远发展来看，施密特认为，信息和通讯的封锁，无益于经济增长、创造性和生产力的提高。但是这种情况正在中国变成现实，一些事情越来越明显：虽然互联网正在改变着中国，但是中国也正在改变着互联网。尽管全球化重新塑造了中国，可中国也塑造了全球化。

我们曾经假定，也许非常容易的，中国的崛起将伴随着这个国家内部的现代化进程，这将让中国更加容易相处。而且，在许多方面，这种假设被证实是正确的。但是现在我们必须面对我曾经担忧并表达过的可能性：中国的崛起将加强这个国家的民族主义情绪和一种独特的感觉，这将令中国轻松融入世界体系的前景变得不那么乐观。

世界能够实现从英国统治到美国霸权的无缝过度，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两个国家有着非常详细的世界观和价值观，都是环海和支持自由贸易的国家，有着高度的新教徒使命感和共同的普世价值观。伴随着中国声音在世界级会议上的变大，我们发现他们的话语体系与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完全不同。这也证明了美国和英国之外许多国家的担忧。像印度、日本、澳大利亚和印尼等国家，一想到中国观念正在塑造国际规则和议程，就会发现自己正处于尴尬的境地。如果中国真的想成为一个强国，就必须展示其开放的姿态，为席卷全球的潮流打开国门。中国如何应对Google事件，将成为对她领导世界的愿望和资质的一个考验。

接着昨天的话说。

从小到大，我们就被教育，要有集体荣誉感，要时刻记得为集体争光。而相对的，我们也一再被警告，要时刻注意自己的言行，不要为集体抹黑。从小处说，升国旗的时候，唱歌一定要洪亮，否则就是拖班级的后腿；从大处说，你要是出国了，就是代表中国人出去的，过机场一定要安检，否则就是给中国人丢脸，给祖国抹黑。

那时候我最怕的人不是父母，而是学校的老师。后来爸妈终于发现了这个问题，于是每当我犯错误的时候，总是吓我：再不听话，就去告诉你们老师去。在我记忆中，这简直是最不人道，最令人发指的惩罚了。因为一旦我们的行为被家长告诉老师，那么我们集体的领导人就知道了我犯了错误。那我的错误就不再仅仅是我个人的错误，而是集体的事情了。本应该为集体争光的我，却为集体抹黑了。我不但会被批评为没有集体荣誉感，甚至还在拖班集体的后腿。那以后我们班不能评上先进集体，我的同学不能好好学习天天向上，那就都是我的责任了……

于是，在我们启蒙教育阶段。我所接收到的教育基本上就是这样子的：排队一定要整齐，否则就是没有集体荣誉感；要勤洗手、勤剪指甲，否则就是给集体抹黑；不能打架，因为打架会让别人觉得我所在的集体是个暴力的集体；即使打架了，也不能打输，因为打输了别人就会认为我的集体很怂；老师要我们为灾区捐款，一定要积极，否则就是拖班集体后腿；政府要拆掉我的房子，一定要服从，否则就是不顾全大局；律师一定不能为黑社会分子辩护，否则就是没有大局意识；出国一定要遵守外国的规则，否则就是给中国人丢脸；想在美国的机场吻别女友，千万不能不安检就闯到安全区，否则就是给丢中国人的脸……

于是，为什么要勤洗手？为什么不能打架？为什么要为灾区捐款？为什么要拆到我的房子？为什么不能违反规则？为什么必须安检？……一切的问题，都被解释为为了集体的荣誉，为了不给集体抹黑。而一旦你没有洗手、违反了规则、闯过安检区，你就成了中国人不遵守规则的代表，就是拖了中国人素质的后腿——这是多么严厉的指责啊，那个叫做蒋海松的留学生，甚至可以自刎以向同胞谢罪了。

相反的，如果我犯的错误，父母没有告诉我的老师，我们集体的领导者没有知道，那么我也就不用为抹黑班集体而感到自责耻辱了。而如果我们过马路不走人行道，开车闯红灯，没有被人发现，没有被认识的人知道。那么人们也就不知道我是属于哪个集体了，不知道那个插队买票的人到底是凤凰网的编辑还是人民日报的记者，我就不会去担心自己的行为会拖集体的后腿了。而我到了国外，我随地吐痰，只要不被抓住，那我就不会被曝光，即使抓住，我扮成日本人，这样不但可以确保不给中国人抹黑，还能陷害日本人，更是值得提倡了……

而相反的，最基本的问题就在这种强调集体荣誉感和集体耻辱感的论调中被忽视了。

一个中国留学生，违反了规定，没有经过安检，就闯到了机场的安全区与女友吻别。结果致使机场不得不对安全区的数千名乘客重新安检，并对“吻别事件”发生地C航站楼实施6个小时的关闭措施，许多进出港航班都因此延误。

这个事件中，最应该被重视的规则问题，被忽视了——至少是被国内的舆论忽视了——相反的引发国人讨论的，更多的是中国人这个集体的素质问题，是中国人这个集体不遵守规则的问题。从小接受集体荣誉感和集体耻辱感教育的我们，当然会想当然的认为他的行为是中国人这个集体的一个表现，而这个集体中的人，也当然应该斥责该留学生给中国人丢了脸。而那个留学生因为违反规则，受到的惩罚就显得无所谓轻重了；机场因为这个留学生的行为而不得不重新组织安检，不得不关闭航站楼，不得不为此支付巨大的额外成本的现实，也在这种给中国人丢脸，体现中国人不遵守规则的争论中被遗忘了。当然，反思机场的安检问题，如何更好的规避类似的安检漏洞，就更不是我们中国人的问题了。

当我们小学毕业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后的今天，是不是还要把自己判断问题的方式停留在小学时代呢？当一个个人犯了错误的时候，我们还要习惯性的将整个集体绑架，用整个国家的道德水平来为他背书吗？为什么不能放轻松一点，不要什么事情都绷着一根集体的弦，一个国家的崇高命题。让那个留学生的行为回到他个人本身，个人犯了错误，就个人去面对到来的惩罚。而我们也从他的行为中，看到违反规则的后果，重新强调规则的重要，强调个人负责，这不是更纯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