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第38页

在谈到经济发展和动乱的问题时候，作者引用了托克维尔的一个论断：

在法国革命前，国家繁荣的步伐不仅突飞猛进，而且史无前例。这种持续稳定增长的繁荣，远没有使人民乐其所守，却到处滋生着一种不安定的情绪。而且正是在法国那些发展最快的地区，人民大众的不满情绪才最高。

虽然作者在随后的例证中，也表明，这种情况并非普遍。虽然经济发展与动乱之间存在着一定关系，但是这种关系远非正比或者反比那么简单。

作者进一步分析到：经济发展水平低，经济发展与动乱之间成正比关系；经济发展水平中等，两者之间无明显关系；经济发展水平高，两者之间成负关系。

但是这个论断看起来有些过于笼统。我个人以为，在此之前作者提出的一些状况或许能给我们一个具体的启发：

如果经济法发展造成了以下的状况，那么这个社会就可能会出现动乱的状况：

1、 传统的社会集团（家庭、阶级、种姓）被毁坏，从而让失去社会地位的人数增加；

2、 产生暴发户，他们要求得到与他们新的经济地位相匹配的政治权利和社会地位；

3、 增加地区流动性，尤其是农村人口向城市移动，从而产生社会树立和政治极端主义；

4、 生活水准不断下降的人数扩大，贫富差距增大；

5、 虽然某些人的绝对收入增加，但是他们的相对收入却没有增加或者减少，从而不满情绪大增；

6、 为了提高投资，而对消费实行总体的限制——或者因为投资而对消费产生挤出效应，造成公众的不满；

7、 识字率、教育水平和对新闻媒介的接触增加，提高了人们的希求和对比，但是这种希求却没有得到满足；

8、 在投资和消费的分配方面加剧地区之间和种族和之间的冲突；

9、 利益集团的组织能力和力量不断加强，对政府提出的要求不断增加，但是政府显然不能满足这些要求。

通过从亨廷顿的观点中，稍加变幻出来的这九点，我们可以看到，几乎每一点都是中国当下最真实的写照。而且经济的这种畸形增长，还在不断强化这九点状况。

尤其是社会流动性增强，和人们通过越来越方便的新闻媒介，得益更好的认知到外部的世界，了解到自身的生活和其他人的生活差距。如果这种差距不断的变大，那么人们希望改变自身状况的愿望就会随之增加。但是由于在消费分配上的差距增加，贫富差距拉大，这种愿望能够实现的指望越来越小，这样一来，社会动荡的危险就会增加。

尤其是当经济陡然下滑，低收入者不但看不到向对收入的提高，甚至连绝对收入也在下降的时候，更容易爆发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