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围堵省长，省长问你是哪里的？记者说我是《人民日报》的，省长抢走了她的录音笔。

后来记者被证实是《京华时报》的，《京华时报》是《人民日报》旗下的都市报。

再后来，一些人开始要求省长对记者道歉，记者当然没道歉；同时，一些人、包括那个省长认为记者说了谎，记者骗人——她明明是《京华时报》的，怎么非说是《人民日报》的？

前面那些人纠缠着省长不放；后面的那群人同样也死攥着记者的这个回答说项。

说实话，我顶讨厌后面这群人的。喋喋不休的说什么：记者说谎了，记者也有不对的地方，至少是瑕疵。搞得好像自己是个道德圣人似的，眼中所见，皆是凡夫俗子的龌龊缺点。

我不是圣人，看不到这些，所以也不觉得这个记者做的有何不对。

说起来还真是诡异，在这个记者被到处打压的国家，人们对记者的要求反而更高，不但希望他们在自己职业范围内遵守职业道德，更是希望他们是救苦救难的活菩萨，是完美的圣人。但说到底，记者和妓女一样，不过是一个职业而已。当然，每个职业都有相应的职业道德规范，妓女有，记者也有。

比方说，我们要求记者为我们提供真是公正客观的信息，如果记者们做了虚假报道，我们当然可以抵制该记者、批评他。但是，那个围堵省长的记者有没有违反职业道德呢？

当然没有。

首先说来，在当时的情况下省长问的那个问题，就不是合理的职业范围内的问题，不是正常情况下问的问题。在当时的情况下，那个记者和央视的记者、新华社的记者、南都的记者一样，身份只是记者。做为被曝光在媒体之下的公权力者，李鸿忠省长有回答问题的权利，也有拒绝回答的权利。但是问那个记者是哪里的，根本就不是这次采访的应该有的环节。属于非采访范围内的交流。

他问那个记者是哪里的这个问题，和他问这个记者今天中午吃了什么饭一样——可以问，但是和这个采访没什么关系。在李鸿忠省长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当时两人就不是记者和采访者的对话了，而是两个普通人的问答：你是哪里的？哦，我是人民日报的。既然是这样，那么这个记者就谈不上违反什么职业道德。

换个情景，你在大街上被一个记者随机采访，当时你突然反问那个记者：小伙儿，今年多大了？他说，二十了——其实是二十岁零五十天了。那么，这个记者的职业道德有问题吗？

如果这没有违反什么职业道德，那我们就抛开她的记者身份，把她当做一个普通人。从一个普通人的角度看，她是否算是说谎了呢？

当然也没有。

我们经常遭遇这样的例子。在偌大的城市里，偶然邂逅的两个人，互相问起：唉，你是哪里的啊？对方说，我是河北的。第一个人惊呼：是啊！我也是河北的呢。咱们是老乡呢！

可事实情况可能是，第一个人是河北张家口的，第二个人是河北邯郸的。两个地方离着十万八千里，怎么也说不上是老乡。但是，你会说两个人都在说谎吗？而上面那个例子，我们能说那个记者说他二十岁而不是二十岁零五十天——甚至不是二十岁零五十天又十二个小时三十分钟二十八秒——就认为他在说谎吗？如果她说自己是《人民日报》社的，那么她是在说谎吗？如果《人民日报》和《京华时报》两个名词间的区别，那这个记者是不是要完整的说出：“我是人民日报社旗下京华时报法制部的记者”才算准确？

在一个正常的媒体环境里，当采访进行的时候，只有记者和被采访者两种身份。其他的身份探究——无论她的人母身份、人妻身份、还是地域归属、单位归属，都不是采访的内容。

当然，现实情况是，我们的媒体环境还不正常。但是那我们就应该努力去推动这个环境变得正常一点啊——就像那些促使李鸿忠省长道歉，维护媒体尊严的人们所作出的实际行动那样——而不是让不正常的因素来论证正常行为时错误的。当然，人们在一个非正常的环境里久了，难免会认为自己不正常的身份和文化才是正常的。

问题还不止于此。这当中我想还有另外一种与媒体无关的文化背景——我们从小到大的一种道德教育。小时候一句谚语经常在我们耳朵边回响：小时偷针、长大后偷金——我不知道多少人曾经听过这句话，被这句话教导过。至少我是经常被灌输这种思想。

但是这种思维毫无疑问是错误的，二者之间并没有任何必然的联系。它给人造成一种惯性思维：人们总是觉得能够从一个人的小时候看到他长大后的样子。小时候拿了一根针，长大后必然会去抢劫银行。

延伸开去就是，有人曾经拿了一个菜刀砍了一个人，那么菜刀就会为其他人用来做凶器，所以就得把菜刀禁掉；如果有个人因为在洗浴城里欺侮一个女子被砍死了，那么他就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坏人，甚至有媒体还原他是一个好父亲的时候，人们绝对不会相信。

由此及彼，人们太会联想了。这个记者没有准确的说出自己的单位——是没准确的说出，不是说谎，也不是隐瞒——人们就去怀疑这个记者的道德有问题，进而怀疑她的报道不准确，接着认为她从小到大都没写过一份准确的文字……这个逻辑算是什么逻辑？

当然，如果你说你没有怀疑，不是这么想的，那么你死缠着这个问题做什么呢？

原本打算两会期间不写博客了，觉得没意思。虽然不断的说一些什么进步力量的话，但是自己是否真的相信两会有进步的力量？还真不好说。其实我心理面也许许多不关心政治、不关心两会的人们一样想的，开这场两会，其实就是在演一场戏，不必太认真，做好自己的角色就好了。与其说相信十来天的大会就能推动中国进步，我倒宁愿相信那些力量微小的维权者，默默无闻的行动者。

现在，我不得不反思，我真的是错了。下班回家的路上我自己问自己，如果说两会对社会真的没有任何进步，那么我们对比一下2010年和1997年的两会，那些代表们，在原地踏步走吗？

说到对比，就不得不说一说近期网上的热门话题：鸿忠夺笔。远文之前曾激动的说，原本以为两会前十三家媒体的共同社论就已经是两会的高潮了，可是没想到那只是开胃菜，之后的两会真是高潮迭起。然后到目前的鸿忠夺笔一案，我们已经嗨到很高潮了吧？

单是鸿忠夺笔一事，在去年的两会上，我们能想象么？在十年前，我们敢这么大张旗鼓的针对一个省部级的大员么？但是现在还没有结束，还有三天两会才会闭幕，谁知道以后会不会有新的花样出来？在温家宝总理的记者会上，谁知道会不会有记者去提问此事？到最后李鸿忠省长到底是道歉还是下台？谁也说不清楚。

也不能否认，事情可能就这么结束了。即使真的就这么结束，我想我们也没有失败。那些令人肃然起敬的媒体，那些活跃的微博客们，用他们的实际行动拓宽了言论的边线。所以我愿意一再的说出他们的名字，概述他们的过程：

如果没有微博客的存在，我想鸿忠夺笔的那个消息肯定不会得到这么大范围的传播。虽然一开始没有任何媒体报道，但是在微博上，在twitter上，网友们仿佛和时间赛跑似地传递着这个信息。

如果没有财经网，我想这个信息在短时间内就会销声匿迹。我能够理解墙内微博的自我审查，但是却不能否认他们扼杀新闻事实的行为。倒是财经网，做为一家正规的新闻媒体，在全国率先将这件事情以报道的事情呈现出来，并随之以网友来论的形式配发了一条评论：请李省长公开致歉。在全国媒体一片肃杀、自我噤声的氛围里，财经网的勇气觉得值得称道。当天晚上，搜狐在他们的两会专题页面上，转载了财经网的那篇报道，但是也只活了一个晚上。

随即，在第二天，财经网继续发力。发表了周瑞金先生的评论《别让温总理的政府工作宣示落空》，并将该评论上到网站头条的位置。财经网用自己的实际行动——甚至是许多同行看来疯狂的冒险行动，为大陆的媒体试探着底线。我目之所及，凤凰网和搜狐都转载了该文，并上到了首页要闻区。虽然标题没有点出鸿忠夺笔的事情来，但是能在两会严峻的监管形式下转载该文，也算是很大的突破。

接下来的一波监管，不但凤凰网和搜狐不见了相关文字，连财经网上也全部删除。我原本以为，这件事情真就到此结束了。但是没想到今天上班，却发现新快报采访到了李鸿忠省长，提问了鸿忠夺笔的问题，并且很直接的询问这位一省巡抚：是否要道歉。

如果说财经网冒险处理该文时，文字还稍显迂回隐晦，新快报的这篇报道和记者的提问则拔剑直指核心问题。原本被财经网拓宽的言论限制，又被新快报扩大了一些。今天这篇报道被大陆的几大门户网站都上了首页二头条的位置——凤凰卫视的时事开讲还专门点评了此事。

到了晚上，当新快报的报道从各大门户上消失之际，本来已经安静了好久的财经网再次推出了重磅评论：《干部是人民公仆，媒体替人民监督》，位置依然是头条。

以上就是这两天媒体在这件事情上的一个大概表现。而除了媒体之外，微博客、twitter也在不断发力。其效果并不逊于那些正规媒体。比如远文的好友石扉客，每当夜深人静、李鸿忠省长可能已经入梦的时候，他就跳出来为李鸿章编织噩梦；比如不知道从哪里透露出来的湖北省新闻官的手机号码，在微博上不断被转发，网友们呼吁大家给这个手机打电话、发短信要求李鸿忠省长道歉；比如那些身在两会的媒体人，不断的将不便在媒体上发表的消息发布到微博和twitter上传播。远文说，如果今年没有微博客，两会会失色很多。确实如此。

我罗嗦了这么多是为了说什么呢？我在这个国家生活了二十多年，没多活一年，我就变得越聪明一点。怎么个聪明法呢？就是我越来越觉得我认清楚了社会的现实，看透了世间的丑恶。我像那些饱经了人事的长辈一样，变得开始不相信美好、不相信改变、甚至不相信进步。我总是觉得这个社会在一点点的烂下去，无可救药，知道有一天化为地狱，你我都无法救赎。

就像我在开头说的那样，我会对这个国家的言论自由绝望，我对两会能真正促进社会进步感到怀疑。所以我会以为鸿忠夺笔的消息只能在非正规的渠道内传播，就像当初的冯正虎事件只能在twitter上传播一样。然后大家会慢慢的被另外的刺激点所吸引，并逐渐淡忘这件事情。我想李鸿忠省长也会这样想吧？如果不是出于对这件事情不会被报道出来的自信，如果他能够预料到这件事情会引起这么大的波澜，想必他也不会作此举动吧？

但是事情发展不但出乎李鸿忠省长的预料之外，也超出了我的经验所及。那些值得尊敬的媒体和媒体人自己的勇气和担当，那些愿意从转发一条微博开始行动起来的网友们，用自己的态度和关注，完成了一项在当下政治环境里很难做到的事情。

然后我终于想通了一件事情，天赋不了人权，人权是靠自己争取来的。一点点的。现在看起来我们做的可能只是转发了一条微博，发表了一篇博客，只是采写了一篇报道，只是刊登了一篇评论。但是也许十年后，当今天成为了历史，人们会拿今天我们的行动和成绩来做为新的社会推动力。正如今天我们不断的谈论1989年那个被省人大罢免的湖南副省长一样。

我们继续握着手里的鼠标，继续开拓新的边界吧。

这是评中评里的一部分。后来又做了个专题，当时想的是尽量别提那个女孩子的名字，伪善也好，谨慎也罢，反正是尽量做到了。该说的话都说了，能想到的也都想了，之后再也没关注过这件事情。总之还是那句话，对于此事而言，虽然我们是旁观者，但是对于一个这样数字化了的社会而言，我们都身在其中，不能逃脱。想想那个女孩子吧，当年香港“艳照门”的时候，她还是个看客，和你我一样，只是一个旁观者。为什么，这一次，竟然成了当事人了呢？

找最新“艳照门”的评论的时候，看到《新京报》的一个短论中引用了黎坚惠的一段话：“年轻一代对性的观念大部分都是一种视觉的交换，透过互联网的照片、手机的短片。性只是一个视像的记录，而不是探索自己个人身份或亲密关系的渠道。”

数字化深入到我们的性生活领域当然不是第一次了，可是我们却很少对此进行反思——至少我是如此，但是看了这段话后，我忽然想到那些喜欢在亲密生活中搞自拍的人们，一边享受其中乐趣，一边集中精力拍摄，他们的重点到底在哪边？我不是在批评这些行为，我只是很好奇而已，因为我从小就被老师教育，三心二意不好。

这件事情发展到现在，和以前的许多社会热点一样，进入到了质疑阶段，许多网友认为视频中的女主角是在炒作自己。说实话，我也曾动过这个心思，因为我很想知道为什么事件中的女主角为什么到现在还不报警？对她造成了如此之大的伤害，她除了诉诸于法律之外，还能怎么办？

我们总是像鲁迅说的，不惮以最大的恶意揣度那些“门”中的主角们——当然，之前也不是没有炒作的情况出现。但是思前想后，我觉得对于此次事件，我们还是应该报以善意吧。如果对方是公权力机关，我们当然可以毫无保留的去揣度其背后的目的，因为做为公权的掌管者，他们的行为如果不加监督限制，很可能会对社会造成很大的伤害，对其他人造成负面的影响。但是对于此次事件而言，唯一受到伤害的人就只是当事女主角自己。或许我们真的不能排除炒作的嫌疑，但是对于一个遭遇此类事件的女子，我们多少应该对其抱有善意。

让我很纠结的另一个情况就是，一方面我们谈论此事，我们围绕此事展开争辩，和我们看相关图片和视频一样，会对当事人造成伤害。但是我们又不能不谈，不能不争辩。因为它已经演化为一起公共事件——虽然最终的受害者只有一个人——它与这个社会的生态和民情都产生了莫大的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与其说是在谈论艳照门，其实不如说是在谈论自己。

所以我们根本不能禁止对此类话题的关注，最后也只能希望生活在数字化当中的我们每一个人，在反思黎坚惠的那段话的同时，也记住梁文道的这段话：

某种程度上，我们今天都已经是君子慎独的时候，任何时候我们都是被监督和监视的，“裸照门”事件对我们最大的提醒，就是从今天开始，每一个人都应该分外小心自己随时处于他人的目光下，而且我们已经没有私隐可言了，在这个社会。接下来我们怎么应对和处理这个情况呢，其实我们仍然没有任何一套方法，甚至是一个基础的原理去解决这个问题。

既然数字化已经无可避免的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就必须找到一个应对这种改变的方法，或者让另外的领域（比如我们的思维、我们的行为、我们的社会容忍度、我们的法律规则）发生改变去适应这种变化。可是，一再爆出的那些冠之于“艳照门”的事件，恰恰说明了，我们还没做好这些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