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想到，一个看起来是非分明的事情，却能一直争论到现在，而且依然各有说辞。
这件事就是重庆文科状元何川洋的造假事件。经查实，他篡改民族成分，来换取高考加分。后经披露后，他报考的北京大学已经放弃录取这位高考状元，而之前据说准备虑去他的港大也以英语未达标的理由拒绝了他。今天新闻一出来，同事最先想到的问题是：那他该怎么办？
说一个有点不近人情的判断：何川洋未来怎么办，是他需要考虑的。无论是复读，还是弃学……哪一种选择都是他面对的，而不是我们。
而对于我们，对于一直关注这起事件的网友们，我觉得最重要的不是何川洋的问题，而是我们自己该如何面对这样的事情。
王琳在评论中，引用了一个调查，调查的问题是：“造假高考状元应被罚重考吗？”结果有27328票投给了“不该”，18325票认为“应该”，支持何川洋正常录取的人数约占60%。与此形成参照的是，这两天一些评论都对何川洋表示了同情和支持，呼吁对他要宽容一点：
当然，大家在同情何川洋，希望宽容他也有一个前提，那就是错误是他父母犯下的，他父母已经被惩罚，对于他应该宽容。但是我还是怀疑，何川洋在造假事件中，会完全不知道？做为一个高中生，他难道不知道造假是不对的，是对其他人不公平的，如果被发现可能会受到惩罚的？如果他连这些起码的是非观念都不知道的话，我不知道我们的著名高校录取他还有什么合理的理由。如果他知道这些，那么明知故犯，难道真的需要我们付出那可怜的同情心吗？
而屈正州先生在评论中，甚至质疑北大放弃何川洋是“在舆论的激辩中明哲保身地撇清了自己，使自己拥有一个清白的声誉，但此举却与大学作为高等教育机构培育英才的宗旨相去甚远。”我实在困惑，既然他可以不吝以最坏的道德去揣测北大，为何对何川洋已经确凿的造假却能如此温情？
当然，面对屈先生的疑问“面对何川洋我们都是道德完人吗？”我没有勇气举起手来，声称自己是道德多么高尚。用其他人的错误来为自己的道德高尚背书，同样是我不齿的。我自己也认为，在道德上说，我或许并不比何川洋高，甚至可能在某些道德领域，我还不如他。也正因为如此，我才反对在许多问题上，夸大道德的评判作用。我更愿意相信王琳的判断：“在一个法治社会里，法律是指引社会生活的行为规范。从事实出发，运用法律规范来裁断是非，定分止争，当成为社会思维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我也曾经参加过高考，你要问我，当时有没有想过作弊的事情。我承认想过，我甚至寄希望于某些神迹事件，能够让我提前知道考题——我想，许多参加高考的人们，都会有过类似的心理吧？这也可以看出，高考这个机制把人们给扭曲到什么程度了——可是，最终为何我没有作弊？不是因为我道德有多么高尚，而是因为我担心一旦被作弊被发现，随之而来的惩罚是我不能承受的。换句话说，在规则与法律面前，我不敢去作弊。
对于一个社会而言，道德判断当然是不可或缺的一个因素，在一些领域里，我承认道德也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但是我以为，一个社会运行，无论对道德多么推崇，都必须遵从一个最起码的底线，那就是不能违背法律和规则。
我知道大部分中国人都是善良的，但是在面对许多问题的时候，善良并不是一个解决问题的方式，反而会把建立起来的规则搞乱，尤其是在中国这个人情社会里。
所以，我还是不近人情的认为，北大和港大，放弃录取何川洋是一个合适、合理的选择。而重庆拒不取消他的录取资格，如果于法有据、于规则有据，当然是可以的。但是，我刚才找到了一份《国家民委办公厅 教育部办公厅 公安部办公厅关于严格执行变更民族成份有关规定的通知》，按照通知要求：
对于弄虚作假、违反规定将汉族成份变更为少数民族成份的考生，一经查实，由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或其委托的招生考试机构取消其考试资格或录取资格，并记入考生电子档案。已经入学的，取消其学籍。
重庆市当然比我清楚这份通知，他们明知道有这份通知，却依然保留何川洋的录取资格的话，这就和何川洋明知道作弊被发现会受到惩处，却仍旧违规作弊一样了。
写到这里，我想起昨天周东飞的一篇评论。在那篇包含感情的文字中，周东飞表明了自己的立场：
如果一些权贵借助造假吞噬高考公平的行为不是如此疯狂，如果靠改动民族成分获得高考加分仅仅是一个偶发个案，我也愿意举起赞同的手。但一切不是这样，我不宽恕，是因为我不愿意成为一个助纣为虐者。
现在我们从重庆市招办等部门明知道那份通知的情况下，仍旧不愿意做出决定的情况看，我们依然面对着一个明知道规则却不愿意去遵守的社会环境，我们依然生活在明知道公平被破坏了，却不愿意对破坏行为进行惩罚的舆论当中。也因此，我愿意和周东飞一样，做一个不近人情者，我也选择，不宽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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