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恨之人，必有可怜之处。别看我平时对自己的容貌、躯体和性格讨厌之至——实际上就是讨厌我自己——但是今天我实在是对自己心声怜悯了。
老婆前两天就回娘家去了，每天回来形单影只，好不凄凉。尤其是晚上还得自己做饭，每每把刚拌好的凉菜送进嘴里，都伴着馒头大的泪珠。虽然不会被噎住，但又咸又涩相当难吃。而今晚上，连着难吃的东西都没了。回家打开冰箱发现，断粮了。只有西红柿若干。
更凄凉的是，昨晚上感冒君不请自来，大概是看我一个人终究孤单。想让我的鼻子制造点响动吓走那凄凉之气吧。可怜我现在，吃了一个白糖拌西红柿，听着鼻子先生那低沉的笛鸣，怎能不心生那想让黛玉把我葬了的心情？至少她抽抽搭搭的声音，比我吸溜吸溜的声音好听吧？
不过说道黛玉葬花，我倒又想起一件事来。记得在《红楼梦》里，几次三番的提到过饿肚子可以治病。但是忘记是治感冒还是肚子痛了。于是打开电脑就去查，还真查到了，感谢Google：
第五十三回写道：“这贾宅中的风俗秘法，无论上下，只一略有些伤风咳嗽，总以净饿为主，次则服药调养。”晴雯伤风，“净饿了两三日，又谨慎服药调治……便渐渐的好了”。第一百零九回写贾母因多吃了些，胸口饱闷，鸳鸯要去告诉贾政，贾母不让，说：“我饿一顿就好了，你们快别嚷。”
顿时，心里的郁结之气就散了许多。虽然家中无粮炊烟不再，但是我是为了治病嘛，不是家里穷买不起米，所以邻居大婶们，还是不要嚼舌头说风凉话啊。等我饿上一两顿，感冒好了，你们自然又能闻到我们家朱门里的酒肉啦。
不过话虽这么说，也难不保邻居大婶里有喜欢方舟子的。一定把他的书摆在我面前，指指点点对我说：不相信科学，相信中医也就罢了。可是你竟然连那中医都不找，倒信起小说来了。然后那个大婶一定把方舟子老师说过的话指给我看：
你不能通过个人的经验，好象今天我感冒了，然后我吃了中药，过了几天感冒好了，然后就觉得这个中药有效，不一定的，因为好多类似感冒的疾病，它是可以自己好的，不吃任何的药物，对绝大部分人来说，你不吃任何的药物，过几天，过一个星期左右，病就自己好了。
然后大婶洋洋自得的说，所以啊，红楼梦里说的那个都是错的。本来过几天都能好的。你饿不饿，吃不吃饭，都没关系的。还是去做饭吧。是不是没米了，没米我借给你点啊。
你想想，我堂堂也算一个小只食分子吧？整天自诩与知识为伍、和资讯为伴，现在倒让一个邻家大婶给我上起课来了。更重要的是，她竟然看穿了我家贫无粮的窘境。那以后我还怎么混？脸上如何有光？想都能想到，以后我再摆出小只食分子的姿态来，她们一定伸出食指，指指点点，连米的买不起，还只食分子呢。
于是虽然腹中无食，但是火倒也在没有燃料的情况下烧了起来。开始诋毁她的那位方舟子了：凭他两三句话，就能否定我几千年来的中华传统？那《红楼梦》多么伟大、多么牛逼，他一个小小的科普作家，又怎么能和曹雪芹先生比？他能像先生一样，写出这样的旷世之作来吗？他对着媒体随口说的话，又怎么能和先生“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的文字相比？
我从身后掏出一本《红楼梦》来，随便翻开一页，随便指着里面的话，然后抢过大婶手里的报纸，对比着读。边读边说：你看，你看，这文字，方舟子哪里写的出来？对比一下，就知道高低优劣了吧？
我占了年轻的优势，气势远超大婶，嗓门更是嘹亮无比，顿时把大婶给压了下去。看着大婶欲言又止的样子，我故意大声吸了下鼻子，得意的笑了。
得承认，我对中国传统的文化缺乏兴趣，于是在这方面的语言学习就很差，再反过来，因此对那些从故纸堆里翻印出来的文字，就更缺乏兴趣了。
记得好久之前远文就推荐过梁启超先生的作品给我看。但是翻了两页，我依然放弃了。我是新闻专业毕业，当然知道梁启超在中国新闻史上的牛逼地位，但是由于我自始至终就不认为中国的新闻史有多么值得一提，所以坦白说，我从知道梁启超开始（那个时候，他还只是被高中历史塑造成一个食古不化的立宪派），到此前不久，我并不认为梁启超的地位有多重要，文章有多好看——虽然，我也曾为了装饰门面，引用过几次《少年中国说》中的句子。
前一阵子，开始为自己累赘、繁冗、不干净的文字焦虑，远文再次推荐我看梁启超。于是上网买了他的几本书。但是看得断断续续，尤其是看那书那几天，我正处于焦虑的严重期。所以竟然看的马马虎虎。
就在那两天，我还看到一篇论文，对比梁启超和我的偶像沃尔特·李普曼。当时我心里就一动，但是没往深看。
然后就到了今天，下午去回看这期的《冰点》周刊，这期的特稿做的是《晚年梁启超》。里面引用了梁启超在《欧游心影录》理的许多段落。看第一段，我还真没什么感觉，只是觉得内容真好，分析的很有条理，要我，可能一辈子都不会写的出来。
但是只是这样，也不过如此。我知道我这辈子达不到的高度太多了。但是直到看到下面这一段话，我突然被震到了：
一个人不是把自己的国家弄到富强便了，却是要叫自己国家有功于人类全体。不然，那国家便算白设了。明白这道理，自然知道我们的国家，有个绝大责任横在前途。什么责任呢？是拿西洋的文明来扩充我的文明，又拿我的文明去补助西洋的文明，叫他化合起来成一种新文明。
我当时就不想我能不能写出这样的话来了，只是想，如果这段话放在今天的媒体上，会怎么样？但是马上否定了自己，现在我们的媒体上，已经看不到这样的文字了。这样的胸怀、这样的视野、这样的责任感、这样的维度……实非我辈之人所能有。
我不知道这是好事儿还是坏事儿：我们现在所谈论的，都是一些具体到再具体的问题；我们现在所关注的，都是实际到再实际的领域。当我们谈到大的问题的时候，都是谈政府，在很大程度上，我们是对立的，是分裂的……
但是，我们却很少见到有人再谈国家、谈文明、谈全人类、谈少年中国、谈绝大的责任……
当然，和我视野太窄有关。但是在许多所谓的主流媒体上，确实已经很少见了。所以，也经常看到人们对那个时代经常回望、慨叹。但是一转脸，又是一副面孔。
晚上回来，看微博，又看到远文在转梁启超《作文入门》的内容。真如他所感慨的，觉得我们是走了弯路了。尤其是我，为自己以前的无知、无畏、自以为是，走了太大的弯路了。
今天看到方可成的《南方工作手记之突发应对》，里面提到他在电话采访遭遇挫折时候的焦虑：“这种焦虑的心情和无果的努力一度让我怀疑：我是不是不适合做记者呢？”
这种情绪在这段时间里一直在我心里窝藏着，时不时的就蹦出来，挠我一下。当然，我没做记者，我焦虑的是，不会写字了。
那种每天下班之后，迫不及待的坐在电脑面前，噼噼啪啪用键盘打字的欲望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竟然不见了。这种欲望我记得在石家庄的时候，曾经异常强烈。我那时候精力旺盛，博客分类里涉及了IT、时政、电影、读书和生活琐碎，甚至还时不时的接一两个话题广告写写。有时候翻看过去的博客记录，真的能保证每天都能写千八百字。好坏且不论，但是一直在努力的写。
但是现在，坐在电脑面前——有时候是强迫自己——的时候，竟然满脑子空白，不知道从何开始，也不知道要写的话题在哪里。
于是开始在平时上班的路上、下班的地铁上，想一些话题，记下来，准备回家写。掏出那个记录话题的小本子，看到上面写着以下几个短语：
工具不理性、政府老大哥、绝望的秋天、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炒作也有是非
但是这些话题并没有都形成完整的文字，只有最后一个，后来因此写成了星空主播门那篇博客。而工具不理性，现在我甚至想不起是因为什么话题想到的了。
当然，我一直坚持一个认识，文字本身是有生命力的，甚至它本身的生长力量要比你实事先设定好的轨迹要难以驾驭。我知道，哪怕我随便开一个头，我的手指头就能在键盘上噼噼啪啪的敲下去，然后，让文字自身的生命力——而不是我的脑子——驱动着我的手指头，去寻找那一个个的字母，然后，半个小时之内，伴随着最后一个句号，一篇本来不存在的博客就此诞生。
可是，那样我也只不过是文字的一个工具而已，是它实现存在的一个路径。是它而不是我决定了文字的主题、内容和风格；这篇文字的主人也是它而不是我；是它控制了我而不是我控制了它。它一直就存在在我的脑子里，那些词、那些短语、那些句子，在某个我记得不的时候，藏在了我的脑子里。平时我找不到它们，但是它们却一直存在，并且希望能够再现出来。于是，当那个开头出现的时候，它们突然间从脑子里打开了一个通道，流到我的指尖，自由组合成了句号之前的样子。
当然，我并不是想控制什么。只不过时间长了，我就会有开头引到的方可成所感受的那种焦虑。我发现，我不会写字了。文字本来就有其生命力，在我会写字之前，它有；在我会写字之后，它也有；现在它依然存在，但是，我却已经不会写字了——就像一个槲寄生一样，我只是一个寄主，但是现在已经没有可供它使用的养分了。
在方可成的博客里，还有这样一段：
读到曹老师改过的稿件，我再度陷入了自我怀疑：原来我不仅是采访不力，写作也很没水平，我读的小说太少了，我的叙事能力太差了。
在上次整理刘赘衡的封面故事的时候，我就有过这种怀疑。故事已经很熟悉了，素材也摆在那里，但是不知道该从何开始，自以为很好的结构又其实落入俗套。于是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还会讲一个好故事？虽说平时和评论接触更多，但是如果连个故事都讲不好，我自觉也不会成为一个好的评论者。
这次回老家，特意拿回了卡尔维诺的那本《为什么读经典》。这并不是一本小说，但是却是一个经典作家对经典的一些理解，我得从了解何为经典开始，重新开始读读小说。
回家的时候写的，中元节那天。家里没法翻墙，现在搬过来。老婆知道我又写了一篇之后说，你每年都写一篇啊。可是，我也只能做这么多了。
今天凌晨两点才到家，也没来得及洗漱，倒头就睡。因为到四点半我就得起床。赶车，回家。
按照传统习俗，今天是中元节，也说是鬼节，在我老家，这一天被通俗的称为“七月十五，烧纸的日子”，而我，则是要赶回家给姥爷烧纸。姥爷已经去世12年了。
在老家，一年有许多烧纸的日子。从正月里开始，正月初三要去烧纸；然后是清明节；清明之后就是今天的中元节；而到了阴历十月一，还得烧一次。当然，亡者的忌日，是不能免的一次。
姥爷的忌日，就在中元节的前一天，也就是昨天。于是亲戚们一般就两次合成一次了。
多少年之后，我一直记得姥爷去世那天的事情。后来，也听姥姥多次讲起。那一年，舅舅家的桃树林到了生长的年限了，决定把树都挖出来，然后种庄稼。那一天，姥爷就去挖树根去了。还有一个远房的亲戚去烧纸（有的人会在中元节前两天烧纸），遇到了姥爷。姥爷很热情的要她烧完纸后去家里坐坐。
姥姥说，从地里回来的姥爷，坐在外屋的床上，说胸闷。于是她就进屋去拿了几粒速效救心丸，让姥爷含在嘴里。
我记得姥姥说过，她觉得姥爷含了一会儿就吐掉了。她没看到他吐掉，但是很笃定。
后来姥爷就不行了。姥姥赶紧叫邻居去请医生。但是姥爷没等到医生来。
姥爷很喜欢我的——当然，他喜欢他那隔代的每一个孙子和外孙——就在他去世的前一天中午，我吃了饭要去上学的时候，他还问我：“赶明儿还来吃饭不？”我说到时候再看吧。
结果，第二天中午，我看到了姐姐在马路边等着我放学，拦下我，告诉我，姥爷不行了……
那天的阳光很好啊。我一直记得我迎着阳光，往姥姥家赶的情形。我不相信那从姐姐嘴里说出的话，于是我告诉自己，你得试着笑一下，如果能笑出来，也许刚才你就听错了。于是，我骑着自行车，嘴角用力的往上扬，但是眼泪迅速的就滚了下来……
为姥爷守灵的那几天，我也不喊，只是默默的流泪。早已经忘了当时在想什么，只记得我坐在姥爷旁边，哭。
现在，去烧纸的时候，我已经不哭了。只是默默的用棍子搅着那没有烧透的纸钱。
今天母亲对着沉默的我说：你得叫你姥爷，来拿钱啊。我应了。
“姥爷，拿钱来……”
下午和易艳刚老师聊了下《挟尸要价》这个照片的话题，想到了下面的几点。我的逻辑能力很差，只能一步步的捯饬着走，像牛群说的，最后可能会捯出一头毛驴来。
1、“挟尸要价”这件事儿，是不道德的吗？
答案当然是肯定的。我们自古就有“死者为大”的传统，要给予亡者起码的尊严。当然，现在的我们并不把传统当成一根葱，所以我们且不说这个传统。我们说打捞尸体的人，对那些师生的心里上的伤害。当时他们已经打捞上了遇难者的尸体，有那么一段时间，却任由船上的师生哭求，只是把尸体挂在船头，不送上岸。这种以遇难者尸体为胁迫，明显以伤害他人感情，给他人带来痛的行为，怎么说都是不道德的吧？
2、对不道德的事情，应不应该批评？
答案还是肯定的。很简单，如果我们这个社会，连对不道德的行为，都不批评。这个社会该是多么的令人沮丧？看到有人插队，你不去指出来；看到有人闯红灯，你觉得事不关己；看到有人随便这段路边的树枝，你漠然走过；看到孩子们嘲笑残疾人，你觉得好玩儿……那这个社会，该是什么样的社会啊？嗯，不用想的太用力，这个社会，和我们现在所处的社会差不太多。
于是有人搬出市场经济啊、不违背法律的观点来。但是，我们谈的是道德，法律终究是低于道德要求的一个设置，是一个社会的底线。但是道德的要求要稍微高一点。既然在谈道德，就不要用另一个层面的问题来。法律问题是法律问题。就像我们在谈一个人的英语说得好不好的时候，你忽然说，人家会说话就行了呗。这是一个问题不？
3、说到这里，需要加一个“但是”
但是，做一个道德评判和道德指责，应该谨慎。
一个原因是，虽然违背道德，会受到指责和批评。但是这种指责和批评是没有一个可以衡量的准则的。
在法律上，对违法行为，有比较明确的惩罚措施，易于下结论，该判几年就判几年。但是对于道德惩罚，一般来说，只是对一个人形成精神上的压力，它没有一个明确的程度和标准。比如对随地吐痰的人，应不应该群起而攻之？对他的批评要持续多久？要批评的多重？
而虽然道德上的惩罚，一般只是在精神层面，不会涉及肉体或者经济惩戒。但是对精神的伤害，有时候一点也不比肉体的惩罚轻。
另一个问题是，更要警惕媒体对个人的道德审判。一般来说，媒体对所报道的事件，有几何倍数的放大作用。媒体在塑造、构建、维系社会道德方面，起着很重要的作用。但是，当它用道德的标尺，对准一个具体的个体时，并不一定因为对这个个体的曝光和批评，就能引起社会的道德进步。但是它却肯定对这个具体的个体，带来无可估量的伤害。
而如前所述，我们对道德惩戒，又很难做到公平、公正。做为无神论者的我认为，除了上帝之外，几乎没人能在道德问题上，做出公正的判决。这时候，再加上媒体的放大作用，这种不公平就更加明显和严重了。如果媒体的道德谴责，不是针对某种行为，而是针对具体的个人，那它带来的伤害可能比建设会更大。
4、终于捯到《挟尸要价》这张照片了
现在，张轶以及一些坚信照片没有问题的人，都不断的在说，当时确实存在挟尸要价的情况。这种情况，在后来调查此事的南方周末和华商报的记者那里也得到了证实。
但是问题在于，当时挟尸要价的，并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整体（用个时髦的话来说，是一个团队）；也并不是一个瞬间，而是一个过程；甚至都不是照片中的那个白衣老者，而是在岸上的老板陈波。
但是，最终媒体却选中了白衣老者的那张照片，然后，把本来应该涵盖整个过程、涵盖其他捞尸者、涵盖进老板陈波的一个短语“挟尸要价”，孤零零的放在了白衣老者的下面。于是，那个整体都不存在了，仿佛，挟尸要价的只有白衣老者一个人而已。
结果大家都看到了。虽然陈波后来因为这个问题被拘留，并被罚款。但是道德谴责、道德审判、道德大棒，都打向了那个白衣老者。
我并不是说他不应该受到惩罚和谴责，但是，限度在哪里？如果五六个人犯得道德错误，由一个甚至都不是“主犯”的人来承担，是不是应该？他的承担，是否过重？又加上媒体的不断放大，对他的伤害，是否已经超出了他那不道德行为的本身？
甚至，我以为，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因为明知道，他受到的惩罚是不公正的；明知道，这种全国媒体和全国人民对这个个体的道德审判，已经超出了他应该承受的结果。却依然还坚称，这是没有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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